“在心为志，发言为诗”的更为具体的阐释。孔颖达通过“在己为情，情动为志，情、志一也”的论述，将“言志说”与“缘情说”统一了起来。（《春秋左传正义》卷五十一）袁枚在“志”字上大作文章，提出了“一日之志”、“终身之志”、“事外之志”、“诗外之志”和“即事成诗之志”的观点（《再答李少鹤书》）。钱泳则认为，“志人人殊，诗亦人人殊”（《履园丛话》卷八）。因此，从孔子到近代，“诗言志”说的传播过程，也是再阐释的过程。通过人们的阐释活动，“诗言志”说被一次次地激活和增值，从而获得了新的生命。这也是“诗言志”经典化的一个途径。同样，在古代文论中，类似“自然”、“意境”和“神韵”这样的经典范畴，类似“言不尽意”、“神与物游”和“文以载道”这样的经典命题，类似《毛诗序》、《文心雕龙》和《人间词话》这样的经典论著，都被历代学者争相阐释，论说不绝，就因为它们有无限的可阐释空间。
其三、经典的载体。“诗言志”最早出现在今文《尚书·尧典》之中，而《尚书》（即《书》）在春秋初期就已经成为经典，后来又成为儒家的“五经”、“六经”和“十三经”之一。即使“诗言志”的第二级载体如《乐记》和《毛诗序》，前者属于《礼记》，后者属于《诗经》，两者都是儒家的经典。所以，“诗言志”从殷商时期走到今天，一直与经典相伴随，成为“经典中的经典”。在这一点上，不仅“诗言志”是幸运的，而且古代文论也是幸运的。因为，在古代文论中还有许多范畴、命题和观点，是凭藉着经典的载体而得以传播的。具体来说，“赋”、“比”、“兴”、“美”、“刺”之于《诗经》，“意象”、“通变”、“刚柔”、“修辞立其诚”之于《易经》，“诗教”、“六艺”之于《礼》，“和”、“文采”、“节奏”、“感物心动”、“观舞知德”、“审乐知政”之于《乐》，“三不朽”之于《春秋》，“文质”、“辞达”、“思无邪”、“兴观群怨”、“事父事君”、“尽善尽美”之于《论语》，“养气”、“共同美”、“以意逆志”、“知人论世”之于《孟子》，等等。可以这样说，中国古代文论的大半壁江山是由儒家经典奠定的。因此，经典载体对于古代文论的经典化起了至关重要的作用，是古代文论经典化的重要途径。
其四、影响的延续。“诗言志”从《尚书·尧典》以来，衣被千载，影响不绝。我据《中国古代文论类编》和《中国近代文论类编》的“诗言志”专题选文情况统计，先秦8条，两汉12条，魏晋南北朝7条，唐代9条，宋代16条，元代3条，明代14条，清代30条，近代13条，共计112条。庄子、荀子、班固、郑玄、沈约、刘勰、孔颖达、陆游、王守仁、王夫之、袁枚、魏源等，历代名家都有所引用和发挥。当然，这只是一个不完全的统计。由此可见，“诗言志”在各朝代的影响或大或小，不尽相同；但它从殷商到近代一直传承下来，历史的链条从没有中断过。这就是经典的影响。因此，我认为，大凡经典都对当代和后代产生了影响。从某种意义上说，可以根据有没有影响或影响指数的大小来判断它是不是经典。比如，同是与孔子有关的古代文论文献，《论语》是经典，而近年发现的《孔子诗论》却不是经典。道理很简单，就是前者对后世造成了很大影响；而后者在当时有多大影响，暂时还不得而知。但从至今还没有发现有相同的抄本流传下来看，它在当时的影响也可能就不大。另外，从传世文献中还没有发现有引用《孔子诗论》的情况来看，它对后世几乎没有造成什么影响。因此，可以说，它是很重要的古代文论遗产，而不是古代文论经典。凡是大家公认的古代文论经典，都有一个从古至今的“传承链”存在，也都对后世产生了影响。
其五、儒家的努力。如上文所述，在“诗言志”经典化的过程中，孔子、孟子和荀子都尽了最大的努力，立下了汗马功劳。其实，儒家学者对于古代文论的经典化贡献更大。在先秦诸子中，儒家以外的学者，尚用而不尚文，对于文学艺术的态度不是很积极。墨家的墨子、法家的商鞅和道家的庄子对“诗”、“乐”持否定态度，道家的老子、兵家的尉缭子和名家的公孙龙子从不谈诗、乐。可以设想，如果没有先秦儒家对于文学艺术的热情投入和积极努力，中国文学史和中国艺术史恐怕就是另外一种面貌了。中国古代文论的情形也是如此。总的来看，古代文论的绝大部分内容是从儒家那里来的。我大致估计，在古代文论中，来自于儒家的内容占三分之二，来自于道、墨、兵、释等诸家的内容占三分之一。打开郭绍虞先生主编的《中国历代文论选》，将其经典一一数过来，诸如《尚书·尧典》、《论语》、《孟子》、《荀子》、《毛诗序》、《楚辞章句序》、《典论·论文》、《文赋》、《文心雕龙》、《诗品》、《修竹篇序》、《与元九书》等，皆是儒家文论的经典。儒家文论是中国古代文论的主流。因此，儒家的努力也是古代文论经典化的重要途径之一。
其六、政治的权力。“诗言志”最早是借舜帝之金口说出，又是通过乐官夔推行“乐教”的方式落实的。因此，“诗言志”从一开始提出，就是政治权力的体现。后来，从西周的礼乐制度、春秋的赋诗言志到汉武帝设立五经博士，在“诗言志”的传播过程中，一直有政治权力的影子存在。古代文论经典的形成也是如此。诸如孔子的“事父事君”，《乐记》的“审乐知政”，《毛诗序》的“先王教化”、“美刺讽谏”，曹丕的“经国大业”，一直到梁启超等人的“诗界革命”、“文界革命”和“小说界革命”，等等。古代文论经典的形成，在一定程度上与政治权力的推波助澜有密切的关系。
综上所述，精品的内质、阐释的空间、经典的载体、影响的延续、儒家的努力和政治的权力等，是“诗言志”和古代文论经典形成的主要途径。④搞清楚这个问题，对于我们把握古代文论的发展规律，对于我们总结古代文论的民族特色，对于我们科学界定“文学经典”的概念等，都有着重要的理论意义和实践意义。因此，我认为，所谓文学经典，是指具有精品内质、阐释空间和持久影响的文学文本，包括文学作品文本、文学理论文本、文学批评文本和文学史文本。也就是说，我们判断是否文学经典，至少有三个权衡标准，即有无精品内质、阐释空间和持久影响。这三者之间存在着逻辑的和历史的关系，即有精品内质，才有阐释空间；有阐释空间，才有持久影响。反过来说也是如此。所以，对于文学经典来说，这三者缺一不可。同时，还要指出，文学经典本身就是一个丰富多彩的世界。从大的方面说，文学经典包括文学作品经典、文学理论经典、文学批评经典和文学史经典；从小的方面说，文学理论经典也可以包括文学经典范畴、经典命题、经典观点和经典论著：从纵的方面说，文学经典有一时之经典，有一代之经典，有千古之经典；从横的方面说，文学经典有民族之经典，有国家之经典，有世界之经典。因此，关于文学经典还有很多问题值得我们探讨。
注释：
①参见童庆炳：《文学经典建构诸因素及其关系》，刊于《北京大学学报》2005年第5期；吴承学、沙红兵：《中国古代文学的经典》，刊于《中山大学学报》2004年第6期；张兵：《我对金庸小说“经典化”及其成因的意见》，刊于《中国比较文学》2005年第1期；洪子诚：《中国当代的“文学经典”问题》，刊于《中国比较文学》2003年第3期；孟繁华：《21世纪：没有文学经典的时代》，刊于《中华读书报》2005年8月10日第10版；童庆炳的《〈红楼梦〉、“红学”与文学经典化问题》，李春青的《文学经典面临挑战》，陶东风的《文学经典与文化权力》等相关论文，参见北京师范大学文艺学研究中心文艺学网《文艺学新周刊》第4期、第5期(http://www.wenyixue.com/)。
②本文青铜器铭文均引自张其昀著《汉字学基础》，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5年版。其中将“佳”释读为“唯”，不如释读为“惟”字，这样更符合西周人的用字习惯。
③见王昆吾著《中国早期艺术与宗教》，东方出版中心1998年版，第306页注[67]。魏源《诗古微·夫子正乐论》、劳孝舆《春秋诗话》、朱自清《诗言志辨》、罗根泽《战国前无私家著作说》等均有统计，但统计数字不统一。本文采用最新统计数字。
④我在本文中提出的“诗言志”与古代文论经典化的“六个途径”，与童庆炳先生提出的文学经典建构“六要素”说有部分内容不谋而合。童庆炳先生的“六要素”说见于《文学经典建构诸因素及其关系》（刊载见注①）一文，具体内容是：(1)文学作品的艺术价值；(2)文学作品的可阐释的空间；(3)意识形态和文化权力变动；(4)文学理论和批评的价值取向；(5)特定时期读者的期待视野；(6)发现人（又可称为“赞助人”）。我在撰写本文时，并没有故意会用童先生的观点，而只是从一个个案研究出发，来探讨古代文论的经典化问题。开始“六个途径”的次序是：精品的内质、经典的载体、儒家的努力、影响的延续、阐释的空间、政治的权力，后来按逻辑次序调成现在这个样子。但是，与童先生的“六要素”说一对照，发现竟有三条不谋而合。这也验证了童先生的“六要素”说的科学性。就是说，“六要素”说对于文学经典化现象有普遍的解释性。特此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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