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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礼》的内容分析及其成书时代(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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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09-8-8 16:46:44 来源：不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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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周礼》的作者希望有一个强有力的中央，而中央群主可以掌握大权，所以在，《秋官·司寇》中表现的是一个严刑峻法的国家。那些法律条文，没有一一举出来的必要，我们只是举出它的几个要点来。首先，每年正月大司寇要颁刑法于天下，《大司寇》说：
“正月之吉，始和，布刑于邦国都鄙，乃县刑象之法于象魏，使万民观刑象，挟日而敛之。”
这不是一件平常的事，春秋晚年才开始公布刑法。第一次是公元前五三五年郑子产铸刑书，第二次是公元前五一三年晋赵鞅铸刑鼎，都曾引起当时人的反对。在公布刑法以前，是兵刑不分的；用刑就是用兵，每一个诸侯或者采邑主手下有兵就可以用刑。新兴的地主阶级还没有兵权，当然是处于受刑的地位，他们不满于兵刑不分，要求公布刑法，这对于旧的领主是不利的，所以晋大夫叔向说；
“民知争端矣，将弃礼而徵于书，锥刀之末，将尽争之”(《左传》昭公六年)。
孔子也说道：
“夫晋国将守唐叔之所受法度，以经纬其民，卿大夫以序守之。民是以能尊其贵，贵是以能守其业，贵贱不愆，所谓度也。……今弃是度也，而为刑鼎，民在鼎矣，何以尊贵?贵何业之守?贵贱无序，何以为国？”(《左传》昭公二十九年)
这是站在领主的立场说话。在兵刑不分的时代，礼和法也是不分的，非礼就是犯法，犯法就要用刑：用刑就是用兵。兵刑分开，礼法也分开了，这是一件事的两面。《中庸》说；“礼仪三百，威仪三千。”礼仪是礼，威仪是刑，所以《吕刑》说：“五刑之属三千。”《周礼·秋官·司刑》掌五刑之法二千五百，“墨罪五百，劓罪五百，宫罪五百，刖罪五百，杀罪五百”。依《汉书·刑法志》说，《周礼》五刑二千五百为中典，《吕刑》五刑三千为重典。《周礼》作者是严刑峻法的主张者，解释《周礼》五刑为中典，实在有些牵强。《秋官·大司寇》曾主张“刑乱国用重典”。所谓轻、中、重三典，实指运用说，不是指三种不同的刑法。
此外，由《周礼》中为了防止农民暴动，规订出许多特殊条文，如《秋官·禁暴氏》职掌：
“禁庶民之乱暴力正者，挢诬犯禁者，作言语而不信者，以告而诛之。”
“乱暴力正”，“挢诬犯禁”，凡是对统治阶级不利的举动，都在重刑禁断之列。农民暴动，的确是领主的心腹之患，要时常加以防备，《地官·族师》道：
“五家为比，十家为联；五人为伍，十人为联；四闾为族，八闾为联；使之相保相受，刑罚庆赏相及相共，以受邦职，以役国事，以相葬埋。”
这是很严格的监视农民制度。《管子·立政》有云：“十家为什，五家为伍，罚有罪不独及，赏有功不专与。”和《周礼》的意义相同，同一编户的人员，要彼此共同负责，可赏可罚的举动，大家有分。又《禁藏》云：“辅之以什，司之以伍，伍无非其人，人无非其里，里无非其家，故奔亡者无所匿，迁徙者无所容。”这更表现出古代中国专制主义的特色。把农民严密地组织起来，互相监视，他们被束缚于乡里土地，逃亡无所，这是领主对于农奴的统治。同时我们也更会知道，防备农民，是封建时代法律的最大特色。表现在当时的法律面前，领主贵族和农民也是不平等的，《秋官·小司寇》说：
“凡命夫命妇不躬坐狱讼。”
命夫命妇全是贵族，他们可以不受法律的制裁。《小司寇》又说：
“以八辟丽邦擦，附刑罚。一曰议亲之辟，二曰议故之辟，三曰议贤之辟，四曰议能之辟，五曰议功之辟，六曰议贵之辟，七曰议勤之辟，八曰议宾之辟。”
对于这八种特殊人物，全有包庇的办法。所谓“亲”、“故”、“贵”、“宾”，全是贵族，其余“贤”、“能”、“功”、“勤”，也是属于贵族阶级的，庶人中的贤、能、功、勤，是很少被人重视的。领主很少有受刑罚的可能，所以说“刑不上大夫”。《周礼》的作者虽然在努力维持旧的阶级秩序，然而旧秩序已经日趋崩溃了。由领主贵族降为庶人或奴隶的史不绝书，《周礼》作者也没法抹杀这种事实，于是他空想出一条不合实际的法律，《秋官·司厉》说：
“凡有爵者，……不为奴。”
这当然不会有效。于是他要求对破坏秩序者处以极刑，这类条文是随处可见的。
四 《周礼》中的学术思想
这一节首先谈的是历法问题。因为农业的进展，要求有更精密的历法，于是在春秋以后有许多新的历法产生。如果我们弄清楚《周礼》中的历法，对于解决《周礼》的年代问题，也有莫大的帮助。中国历法发达起来是很早的事，根据甲骨文的记载，殷商历法已经不是创作，渊源所在是可以考索的。在相传古代的历法中，黄帝、夏、殷、周、鲁五术全是承袭周制，托名分化，不是真正的古历。《颛顼历》，根据近人研究，存有占术的成分最多，且与殷代历法有密切关系，本来面目和祖甲以前的历制，大体相合。所不同的地方，不在基本的法制而在于三正问题，即《颛顼历》用夏正，以建寅月为正月，殷代提前一月，以建丑月为正月，后来的宗周，更提前一月而建子。三正的不同本来无关于历法的基本内容，但“改正朔，易服色”，是封建王朝欺骗人民的手段之一，所以三正问题，也是中国历史上的重要问题，同时也是学术史上纠缠不清的疑问。“三正’最早见于《尚书· 甘誓》，原文说：
“大战于甘，……王曰：‘……予誓告汝。有扈氏威侮五行，怠弃三正。……”
相传这是夏启征伐有扈的誓词。这三正如果是建子、建丑、建寅三正，顾颉刚先生曾有意见道：
“五行与三正对举，简直是汉人的易服色改正朔的论调。试问夏为寅正，商才改用丑正，周才改用子正，无论伐有扈的是谁，总是夏王，那时尚没有商周二正，他的誓文中怎么已说了三正呢?就算照了董仲舒的曲解，说建寅、建丑、建子三种历法是夏以前本来有的，夏、商、周不过顺了三统的次序循环沿用，但是夏王用的只是寅正，有扈氏如有不奉正朔之罪，也只能讨罚他的怠弃寅正，怎能说‘怠弃三正’呢?而强迫他连过去及未来的丑正、子正也一齐奉守了呢”(《五德始终说下的政治和历史》)。
这真正有些费解，所以顾颉刚先生有此论调。梁启超在《阴阳五行说之来历》中不说《甘誓》本身有什么问题，而解释原文为“威侮五种应行之道，怠弃三种正义”。其实“三正”在春秋时代已经成了一专用名词，它代表着通行的三种历法，也意味着三种正确的历法，说有扈氏的罪过“怠弃三正’是讲得通的。不过这不是夏初应有的观念，《甘誓》是后人的追记，把后来的命题放在古代了。至少在春秋时代，社会上盛传三正说，《左传》昭公十七年梓慎说：
“火出，于夏为三月，于商为四月，于周为五月。夏数得天……”
这里面各有一月的差异，就因为有三建的不同，孔子也曾经说过：
“颜渊问为邦。子曰：‘行夏之时，乘殷之辂，服周之冕，乐则《韶》《舞》，……’”(《论语·卫灵公》)。
这也同于“夏数得天”的论调。所谓夏历，春秋时代的晋国曾经实行过，当时宋用殷正，杞用夏正，晋以姬姓国也用夏正。晋国的历法显然和周、鲁不同，在《左传》及《竹书纪年》中都可以看到。春秋和春秋以前，因历法本身也不断在发展中，曾经有过不同的历法是没有问题的。在科学不发达的时代，一方面改进不能彻底，同时历法也和迷信顽固地结合，以致新的历法有了，旧的还不能去掉。而且这些历法的产生也有地区的不同，所以同时可以有几种历法存在。
从春秋往上推，殷周两代改进历法的情形，还可以看得出来。周文王三十五年之正月，犹奉殷代正朔，武王即位，遂有新历的制定。我们参考武成月日，在一二月伐纣时所记用殷正，到殷正三月乃改为周正四月，由此可知他们的月建不同。殷代历法也曾经根据更古的历法而有所改进，这种更古的历法，实在是后来传说的《颛顼历》，也就是夏历，这种历法的特点是：
(一)以晨初为一日之始，这是《颛项历》的特点之一，六历中黄帝、夏、殷、周、鲁，皆以冬至为岁首，朔旦为月首，夜半为日首。
(二)以正月台朔立春为历元，黄帝等五历皆以中气冬至为历元，《颛顼历》独以节气立春为历元，此亦其特点之一．
(三)以无节之日为置闰标准。
(四)闰月置于岁终。这些特点是《颛顼历》的本来面目，在殷代历法中还可以考出它的痕迹。西周时代，据《逸周书。周月解》的记载，在某些方面也在使用夏历，《周月解》说。
“越我周王，致伐于商，改正易械，以垂三统，致于敬授民时，巡狩祭享，犹自夏焉。”虽然没有更有力的证据，然而在春秋时代，的确有人在为夏历宣传，或者有的地方在应用它。即以《春秋》经传而论，经所载晋时，每后传两月。《竹书纪年》是三晋的产物，也用夏历，杜预以它和《左传》比较说：
“庄伯之十一年十一月，鲁隐公之元年正月也，皆用夏正建寅之月为岁首”(《春秋经传集解后序》)。
《周礼》中的历法正和《周月解》的记载相同，有夏正和周正同时存在着，《春官·大史>)说：
“正岁年以序事，颁之于官府及都鄙。”
据《尔雅》说：“夏曰岁，周曰年。”戴东原的意见，以为“夏数得天，故殷周虽改正朔仍兼用夏正，周用夏不用殷，故举岁年不及祀。岁也者夏时也，以建寅为孟春，年也者周以建子为正月也”(《戴东原集》卷一)，有正岁和正月的歧异，是因为有建子 建寅两种历法的不同。弄清楚西周以至春秋历法不统一的现象，自然容易解释，然而后来解经的人，对此仍然有不同的意见，归纳起来，有下列几种说法：
(一)正岁是夏正，正月是周正说。这是比较普遍的说法，郑众、郑玄都这样主张，贾公彦疏《宰夫》说。“先郑亦以正岁为夏之正月。”
(二)正岁是周正，正月是夏时说。这正和以上的说法相反，《周官心解》卷三《凌人》条说。“此经时月皆夏正，《汲书》、《周月解》所谓敬授民时，巡狩祭享，犹自夏者也。唯正岁为周正子月，凡正月皆寅月为夏首春。”
(三)正岁、正月皆周正说。《周礼正义》卷四引吴[1] [2] [3] [4] [5] 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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