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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礼》的内容分析及其成书时代(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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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09-8-8 16:46:44 来源：不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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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芳的话道：“郑康成每以正岁为夏正建寅之月，正月之吉为周正建子之月。窃以为不然。周以建子为正，凡事皆用本朝正朔，若知有不可行处，依前参用前代正朔，则不必建予可也。经中言岁终，则继之以正岁为建寅，则岁终非建亥，周家自废其正朔矣。若以岁终为建亥，即始终有接续，无缘住两月也。正月之吉为周正一岁之始无疑，事有非朔日可行，故云正岁，不拘朔日亦可。”
(四)时从夏，月从周说。夏忻在《释周礼时月》文内说：“向治《尚书》、《春秋》，雅不喜蔡九峰商人不改月，胡文定夏时冠周月之论，亦不喜刘质夫改月不改时之说。及读《周礼》；见时皆从夏正，月皆从周正，一似周实改月不改时者。细绎其故，……《周礼》六典，是为礼书，礼非周公独造，皆渊源唐虞二代，朝觐、祭祀、．田猎、稼穡之类，古人悉以建寅起数，变从周时，即为不顺。”
(五)夏时、夏月或周时、周月说。毛奇龄《经问》说：“问三正递改，宋儒俱谓但改正朔而不改时月．先生谓时月俱改，历引其说於《尚书》、《春秋》诸传中，可谓详且尽矣。”
(六)《周礼》夏时不可信说。万斯大《学春秋随笔》：“诸家之周正者，有民俗用夏时之说，多本《汲冢书》所言。……及《周礼》有正月、正岁与周诗时月皆夏时为说。愚谓既改正朔，则普天率土，民俗咸遵，无周民用夏时之理。……《周礼》多伪不足凭。周诗时月皆周正，以为夏时者，后儒之理也。”
以上这六种说法，可以归纳成两项来研究，一个是正岁与正月的问题，一个是时与月的问题。在《周礼》中既然有正岁和正月的分别，当然有它的不同意义。关于这一问题，我同意先后郑的意见以为正岁是夏正，而正月是周正；这正月和《春秋经》“春王正月”的意义相同。《周官心解》内蒋载康把它掉转过来实在牵强得很，他说《周礼》中的时月全是夏正，正月是建寅的正月，而正岁则是建子的正月，他并且解释道：
“小宰正岁帅治官之屑观治象，则建子之月，在此正月之前两月，令官先观於前，而后令民观之，亦一定之次第” (《周官心解》卷二)。
他根据这么一条不很充分的证据，就下了结论，结果他遭遇到许多困难，而没法解释。按《周礼》行文的惯例，总是先说正月，次岁终，次正岁，比如：
“乡大夫之职，……正月之吉，受教法於司徒。……岁终，则令六乡之吏，皆会政致事。正岁，令群吏考法于司徒以退”(《地官·乡大夫》)。
“州长，……正月之吉，各属其州之民而读法。……岁终则会其州之政令。正岁则读教法如初”(《地官·州长》)。
如果正月是建寅，正岁是建子，为什么这样颠倒?岁终如果是亥月，为什么放在寅月后面？岁终如果是丑月，为什么放在寅月前面?这些矛盾，他没有方法解决，於是他说有些正岁是刘歆的伪造，他在《天官·凌人》条说： “按正岁二字刘歆所增，当删去。此经时月皆夏正，《汲书》、《周月解》所谓敬授民时，巡狩祭享，犹自夏者也。”唯正岁与周正子月，则致伐于商，改正易械，以垂三统之义耳。故此经唯正岁为子月，与《春秋》，更以正岁为夏正，见此官十二月斩冰，谓周十二月即亥月始冰时，未可以斩，遂肆笔於十有二月上，增窜正岁二字。意谓必如此方是周之丑月，而岂知正为周之亥月乎？迷谬颠倒至此，歆之罪大矣。”
这些话说明蒋载康自己的错误，他先有了正岁是建子的前提，於是说：“正岁十有二月”是周的亥月，等於夏历的十月，水始结冰，哪里就能够斩呢？於是他说这是刘歆作鬼，其实是他自己糊涂了。在《地官·大司徒》条他又说：
“正岁子月，此节二十七字当在岁终十一字之前，断属刘歆妄易。”
他因为说《周礼》是夏时、夏月，岁终应当是丑月，丑月不应当在正岁子月的前面，于是只好说刘歆妄易。在《周官心解》内这种例子很多，非常专断而没有理由。他这样专断，反而可以说明正岁一定是建寅了。因为正月是子月，岁终是丑月，正岁是寅月，所以行文之际，总是“正月、岁终、正岁”这样排下来，上下连贯，是没法更动的。
由於有正月和正月的不同，使我们知道《周礼》中有两种不同的历法。然而这两种历法是怎样运用的？时与月究竟是从周还是从夏？宋儒有三正递变，但改正朔而不改时月的说法，秦历就是如此，《史记·秦楚之际月表》可以作证。清朝学者则有时从夏，月从周及时月俱改的两种说法，上引夏炘的说法是前一种，而曾钊的《周礼注疏小笺》云：
“钊谓周初改正朔，实未改时，此经岁终实为夏之季冬，……经言岁终每与正岁相连。又《天府》云：‘季冬陈玉，以贞来岁之媺恶。’则岁皆为夏名可知。周曰年此曰岁者，正所以别乎周之年也。……《天官·司裘》：‘中秋献朗裘，王乃行羽物。’……《虞书》、《月令》皆用夏时。”
这同於夏折的意见，王引之也有类似的见解，他们全以为《周礼》中的春夏秋冬仍然是根据夏的历法，没有什么改变，比方说夏历一、二、三三个月是春天，《周礼》的春天也是这三个月，春天的中气有惊蜇、春分、清明等。那末《周礼》中的月是什么月?夏忻以为是周月，曾钊没有明说，王引之说：
“盖周以建子之月为正月，其二月则建丑之月，而夏之岁终，其三月则建寅之月，而夏之正岁也。故正岁、岁终用夏时之名，而先岁终而后正岁，则周月之次序也”(《经义述闻》卷八)。
他以建子之月为正月，是一年的开始，同於夏忻的说法。这是有道理的。假使以夏正岁作为一月，十一月是周正月，十二月是岁终，排列的次序应当是，正岁→正月→岁终。而这是和《周礼》的次序不合的，所以我们说这种说法有其道理。然而在周历中有一条记载却是这种说法的大障碍，《天官·凌人》说：
“凌人掌冰，正岁十有二月，令斩冰，三其凌。”
这所谓十二月是以正岁为首的十二月，换句话说，是夏正的十二月。《周礼》中既然明白地有夏正十二月，可见《周礼》是夏时又是夏月。清人的说法是否无一是处?我有另外一种看法，如果《周礼》中仅有一种历法，通篇是夏时夏月，《凌人》条尽可以不必标出“正岁十有二月”来，既然标出，反而证明另有周月的存在。以此我以为在《周家属区》中有两种历法存在，这不同的历法表现在岁首和月份上有所不同，而不表现在四时的划分上。完全把《周礼》中的月当作周月或者是夏月，都不合《周礼》的事实。由於这种不同的历法，也可以证明这是出自春秋 末年或者是战国时期的作品，秦汉以后再没有两种历法并存的时代，如果出於刘歆、王莽的伪造，他们不会伪造出两种历法来。春秋战国时代是有这种情形的，《左传》中就有许多例证。《诗·七月》也有两种历法存在。《周礼》的作者一方面在遵循周的正朔，一方面又通行夏历，根据事情、内容的不同，历法也随之而异，比如说斩冰，周正十二月；开始结冰，还不能斩，所以特别标出夏正十有二月来。我们既然可以证明《周礼》中存在两种历法，关于清人所主张的时月俱改说，也就不攻自破了。
此外，《周礼》中的宗教信仰，也是我们要研究的问题。在氏族社会中已经有了自然宗教的产生，在殷商以后，有了至上神的崇拜，就是说，在阶级社会形成后，反映在宗教上也是不平等的。殷商贵族以为至上神就是他们的始祖，所以天神崇拜也就是祖先崇拜。到了西周，祖先崇拜和上帝崇拜分开了，虽然也崇拜祖先，但祖先只是配享上帝，正如《诗·周颂·思文》所谓：“思文后稷，克配彼天。”这在宗教史上是一个很大的变迁。这变迁的原因，在殷商奴隶社会形成后，社会上分为贵族奴隶主，自由民及奴隶等不同的阶级，反映在宗教界也分作这些阶级，贵族的祖先是至上神，自由民的祖先是一般天神，奴隶的祖先就是天神的侍者了。西周封建社会形成后，在这一个庞大的封建国家内包含着许多不同的部族，在这不同的部族内原有不同的信仰，各有各的祖先，也就是说各有各的上帝。如今统一于一个封建国家内，如何来安插这些不同的上帝?作为统治者的周人当然不会说殷人的祖先是他们的上帝，他们也不愿把自己的祖先说成是殷人的上帝。周朝统治者，如何把宗教信仰作为他们统治的工具，如何来改革宗教上的观念以适应新的环境，是颇费斟酌的。从西周初年起，他们已经把祖先崇拜与上帝崇拜分开，这种划分是和大的封建国家之建立不能分的。天上的组织形式不过是人世间国家机器的反映。在战国时代，齐、秦曾一度称为东帝、西帝，社会上也盛传着古代五帝说，以为在夏商以前，曾经有五帝统治人间，于是反映在宗教上也有着五帝存在。上帝是西周原有的，五帝是后来增加的。这五帝和上帝的关系如何?他们是否也是上帝?究竟有几个上帝，是一，是五，是六?曾经引起郑玄和王肃的激辩(不同时的争辩)，永远也辩论不出结果来，因为这是毫无依据的事，不过是宗派之争罢了。
《周礼》中记载五帝的祭祀共有九处：(一)《天官·大宰》，(二)《天官•掌次》，(三)《地官?大司徒》，(四)《地官?充人》，(五)《春官?小宗伯》，(六)《春官?司服》，(七)《秋官?大司寇》，(八)《秋官?小司寇》，(九)《秋官?士师》。近代学者有人以为祀五帝的典礼兴于秦，因而说《周礼》的著作年代在秦以后，这是很机械的说法，也可以说为《周礼》的记载在前，而秦的祀典是接受它的影响，我以为五帝的祭祀和五行的观念也有关联，而五行的学说，恰好先盛行于燕、齐一带。《周礼》是齐国的作品 (详见下文)，它奉行五帝的祀典，不是意外的事。有人以为先有了祭祀五帝的事实，才能够见之于典籍，是片面的说法。如果说秦祀四帝是五帝的起源，那末秦的四帝，又是从哪儿来的?是秦的土著?也是由东方传去的。先秦祀典，或者是《周礼》中的祀典，许多是古代传留下来的自然崇拜与迷信，如《春官?大宗伯》说：
“以青圭礼东方，以赤璋礼南方，以白琥礼西方，以玄璜礼北方。”
这是较为原始的自然崇拜，也是相生的五行说，这就是五方帝的起源。在殷商的甲骨文中，我们已经可以看到五方的观念，如帝乙、帝辛时卜辞说：
“己巳王卜，贞今岁商受年。王□ (占)曰：吉
东土受年；
南土受年；
西土受年；
北土受年”(《殷契粹编》九O七)。
这是有关于东、西、南、北四方受年的记载，也有关于“中商”的记载，武丁时卜辞说：
“戊寅卜，王，贞受中商年。十月”(《殷虚书契前编》八，十，三)。
中商就是商，拿来和东西南北四方并列，使我们知道当时有中、东、南、西、北五方的崇拜。这是五行学说的主要来源之一。在战国时代五行学说的系统中有五方帝说，如《墨子?贵义》说：
“帝以甲乙杀青龙于东方，以丙丁杀赤龙于南方，以庚辛杀白龙于西方，以壬癸杀黑龙于北方。”这是和五方帝有关的五行神，《史记·封禅书》谈到了五方帝：
“秦襄公既侯，居西垂。自以为上一页 [1] [2] [3] [4] [5] 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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