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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礼》的内容分析及其成书时代(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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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09-8-8 16:46:44 来源：不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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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少皡之神，作西畤，祠白帝。……其后十六年，秦文公东猎汧渭之间，卜居之而吉。文公梦黄蛇白天下属地，其口止于鄜衍。文公问史敦，敦日：‘此上帝之征，君其祠之。’于是作鄜畤，用三牲郊祭白帝焉。……作鄜畤后七十八年，秦德公既立，卜居雍夕后子孙饮马于河，遂都雍。雍之诸祠自此兴。……其后(德公以后)四年，秦宣公作密畤于渭南，祭青帝。……其后(缪公以后)百余年，秦灵公作吴阳上畤，祭黄帝，作下畤祭炎帝。……栎阳雨金，秦献公自以为得金瑞，故作畦畤栎甲而祠白帝。”
这样已经有了四帝，到汉高祖二年立黑帝，而五帝俱全。这是和东方的影响，方士的宣传分不开的，当然也是秦的社会具备了这种条件。《史记·封禅书》说：
“邹子之徒论著五德终始之道，及秦帝而齐人奏之，故始皇采用之。”
五行学说由于邹子之徒的进献，五帝的祭祀也和五行学派有关。因此我们不以为《周礼》的祀典受有秦人的影响，反过来说，秦人有受了《周礼》影响的可能。
五帝的祭祀既然是由五方的崇拜演变而来，所以祀五帝于四郊是当然的结果。《周礼?春官?小宗伯》说：
“兆五帝于四郊。”四郊指都城的东、西、南、北郊而言，和《吕氏春秋》的东郊迎春，南郊迎夏，西郊迎秋，北郊迎冬的说法近似，全是和五行学说分不开的。我们不能把五方帝和四郊的祭典分开，而以为分郊祀五帝，除《周官》及《吕氏春秋》有相类似之说外，更无切实可靠的证据，因而说《周礼》是接受秦的影响，说《周礼》祀五帝在秦祀五帝以后。《周礼》除了五帝祀典外，还有“吴天上帝”的祭祀。上帝的崇拜由祖先崇拜游离出来以后，有了至上神的祭典，还有五方帝的祭典。在原始自然宗教的演变上，到阶级社会形成后，反映出至上神的观念，而因为封建国家的成立，封建割据的存在，在上帝外又有五方帝的产生。从思想系统本身的发展来说，五方帝又是和五行的系统分不开的。这在上面已经加以分析。《周礼》中的吴天上帝，或简称曰天，或日上帝。《春宫·大宗伯》说：
“以礼祀祀吴天上帝。”
又《春官??司服》说：
“祀吴天上帝则服大裘而冕，祀五帝亦如之。”
可以知道祀吴天上帝之礼和五帝礼之相同。这是调停两种祀典还没有整理出来新的系统的结果。到秦汉以后这两种是分出高下了。由此也可以说明《周礼》的相对年代。
因为《周礼》中存在着两种月建，有两种历法，所以在《周礼》中也有冬至祭和立春祭，这和既祀上帝又祀五帝是同样性质，它一方面接受官家的历法，实行冬至祭，一方面保存民间的习惯，而行立春祭。周人祭天本在冬至，《礼记?郊特牲》云：
“周之始郊日以至。”这是说冬至祭天。而郑玄注《周礼》还有不同的说法，《春官·典瑞》郑注云：
“玄谓祭天，夏正郊天也。”《魏书?礼志》又引郑玄的话道：
“圜丘祭吴天在冬至，南郊祭受命帝在夏正月，二者不同。”
此所谓受命帝应指五方帝说，如汉为赤帝子，秦为白帝子等说，也就是谶纬书中的感生帝。《周礼》在两种月建中实行两种郊天的大礼。如果说这是《周礼》本身的矛盾，不如说这是客观现实的反映。由此可以说明它的时代性，也可以说明它不是刘歆、王莽的伪造，因为在王莽时代，这些问题已经不存在了。
除宗教和历法以外，我们再来分析《周礼》中的思想体系。先从五行学说谈起。过去我以为《周礼》是苟子学派所为，而苟子这一派是反对五行的，这就遭遇到阻碍。《周礼》中是有五行学说的，它是齐国的产物，齐国是五行学说的中心地带。我们研究《周礼》的宗教崇拜时，已经涉及书中的五行思想；在其他方面也有明显的五行说。五行说的盛行，是战国晚年的事，在《吕氏春秋》中有完备的五行系统，以前除了邹衍外，有系统的五行说还不多见。《周礼》是《吕氏春秋》以前的著作，我们在书中当然找不到有系统的五行学说，因为五行学说本身的发展还没有达到那一阶段。到王莽、刘歆时代，五行学说大盛，所以两汉时代的著作，除非是反五行者，无不侈谈五行。就这一点说，《周礼》也不会出自歆、莽。在西汉的政治制度上，到处有五行说的色彩，其体系之完整是远出《周礼》之上的。在《周礼》的一些制度上没有羼杂许多五行说，正好说明它的时代性。
《周礼》中有它的五行说，比如《天官·疾医》有云：
“以五味五谷五药养其病，以五气五声五色眠其死生。”后来的注疏即完全以五行学说来解释。如上引《疾医》条贾公彦《正义》说：
“病由气胜负而生者，谓五行之气，相胜则为病，即五行传五诊之义。”
又云：
“案《月令》，春祭先脾，夏祭先肺，中央土祭先心，秋祭先肝，冬祭先肾。”
这种解释是否合乎《周礼》原义，当然有问题，因为早期的五行说还没有这样完备的系统，但《周礼》这一段话不能说没有五行说的意味。我们通盘检查《周礼》中的五行学说，实在是近于《管子》而稍前。如《周礼·春官·大宗伯》云：
“以苍壁礼天，以黄琮礼地，以青圭礼东方，以赤璋礼南方，以白琥礼西方，以玄璜礼北方。”
这上面缺了一个中央黄色，季夏祀中央黄帝的说法，似乎在《周礼》成书时代尚未完成，所以《周礼》作者未及采用。我们拿《管子》中的五行说和《周礼》来比，正好作这样的说明。《管子》中的五行说是早期的一种，就五行说的配合上来说，它好象《十二纪》和《月令》的开创者，全书中和五行有关的篇目是《幼官》、《幼官图》和《五行》等三篇。三篇的内容合在一起，正相当《吕氏春秋·十二纪》或《礼记·月令》的全篇，而组织不完密，系统不分明，如果出自《吕氏春秋》以后，它一定会抄袭得很完善而不会这样了草。但拿来和《周礼》相比，它却比《周礼》的五行说为完备，《管子》已经是以黄后处中央，青后处东方，赤后处南方，白后处西方，黑后处习匕方，虽然没有五神和五后来配合，但比《周礼》是周密多了。不过《管子》的成书年代究竟和《周礼》相差不远，而且他们也都是齐国的作品，所以它们在五行说和政治制度方面有相同的地方．《管子·五行》篇说： “昔者，黄帝得蚩尤而明于天道，得大常而察于地利，得奢龙而辩于东方，得祝融而辩于南方，得大封而辩于西方，得后土而辩于北方，黄帝得六相而天地治，神明至。”蚩尤明乎天道，故使为当时，大常察乎地利，故使为廪者，奢龙辩乎东方，故使为土师，祝融辩乎南方，故使为司徒，大封辩乎西方，故使为司马，后土辩乎北方，故使为李．是故春者土师也，夏者司徒也，秋者司马也，冬者李也。“在五行说的系统中而有六相的说法，是较为奇怪的，但以之和《周礼》相比，却有许多近似的地方。这和《周礼·大宗伯》的记载相似，《大宗伯》礼天地四方，《管子》也有天地四方之官。六官好象独立于五行说之外，实际是在五行说中。虽然《管子》的六官和《周礼》不完全相同，然而时间相近，地方相同，彼此发生过影响是不成问题的。我的意见，《管子》的出现还应当稍后于《周礼》。
《周礼》也是一部杂家书，它虽然有着五行说，也有法家的气息，而一般法家是不谈五行的。在前节中我们已经谈过《周礼》中的严刑峻法，在这里不妨稍作补充。《周礼·地官》、《春官》，《夏官》、《秋官》屡次讲到关于法令的公布。如《天官·大宰》：
“正月之吉，始和，布治于邦国都鄙，乃县治象之法于象魏，使万民观治象，挟日而敛之。”
又《地官·大司徒》：
“正月之吉，始和，布教于邦国都鄙，乃县教象之法于象魏，使万民观教象，挟日而敛之。”
又《夏官·大司马》
“正月之吉，始和，布政于邦国都鄙，乃县政象之法于象魏，使万民观政象，挟日而敛之。”
又《秋官·大司寇》：
“正月之吉，始和，布刑于邦国都鄙，乃县刑象之法于象魏，使万民观刑象，挟日而敛之。”不同的机构在正月各自宣布不同的法令；这事在周初如果已经实行，当子产铸刑书、晋人铸刑鼎的时候，就不致引起叔向和孔子的讥评了。因为社会经济的逐渐发展，对于刑法的观念也逐渐在变化中。原来所谓刑法，掌握在领主阶级手里作为他们统治农民的工具，这工具可以随着他们的喜怒而有所变动。在春秋以后，新兴地主阶级出现，当他们逐渐抬头而掌握政权的时候，为了巩固他们的政权，要重新树立刑法的威信，建立起中央集权的专制国家。因之在战国时代有许多“立信”的故事，《吕氏春秋·慎小》篇记载吴起治西河，“欲谕其信于民”而徙表立信，《韩非子·内储说上》篇也记载吴起令民徙一车辕及一石赤菽的故事。不久在秦国便有商鞅徙木立信的故事。吴起、商鞅都是有名的法家，他们知道由于领主贵族之一贯不讲信用，农民对于他们所公布的法，有着不信任的思想，这对于统治阶级来说，是不利的。他们要建立威信，向农民表示他们是言出法随的，不信你来试试!
法令的公布，如上所说，是新兴地主阶级抬头的表现，因为在公布法令以前，他们也受着领主阶级的压迫。他们通过公布法令，取得和贵族平等的地位，而商鞅、吴起变法的本意也正是如此，要剥夺领主贵族的特殊地位。在这一点上，领主阶级和地主阶级是有矛盾的，而且不断地在斗争着。这些变法的提倡者大多是死在领主的手里。地主阶级一方面向领主争取法令上的平等，一方面向农民表示，他们必须信仰法令，遵守法令。这公布了的法令作为新兴地主阶级的统治工具，是再清楚没有了。新兴地主阶级主动公布法令，法令提高了他们的地位，因而他们更加重视法令。这就是法家的主要精神，也就是法家阶级性的表现。
虽然《周礼》中有浓厚的法家思想，但这近于荀子学派的思想体系，儒家思想也随处流露出来。《地官·大司徒》说：
“以乡三物教万民而宾兴之。一日六德：智、仁、圣、义、忠、和。二曱六行。孝、友、睦、姻、任、恤。三日六艺；礼、乐、射、御、书、薮。”所列举的“乡三物’，几乎全是儒家的道德思想。又《天官·大宰》说：
“四日儒，以道得民。”
这上面的“儒”，虽然不一定是儒家的儒，但即使是泛称的儒，和儒家也是有关系的。《周礼》的作者实在是和儒家接近的法家，所以有人以为出于荀子学派，虽然这还有问题，然而学风拉近，是没有疑问的。
五 成书的时间与地点
自从王莽表彰《周礼》以后，东汉章帝建初八年，《周礼》、《古文尚书》和《毛诗》同置弟子员，以后传授渐广。但今文经师何休之徒，还是競相排斥，到唐朝赵匡的《五经辨惑》、陆淳的《春秋篡例》并谓《周礼》是后人的附益。宋元诸儒对于《周礼》的意见更多，清代今文家如康有为辈，遂谓《周礼》为歆、莽所伪。汪中以为在汉前《周礼》的传授源流皆不能详，所以为诸儒所排斥。实则在东汉以前，《周礼》的传授源流虽然不详，但不是没有入学习并且引用，作为一个很早的证据来说，《大戴礼·朝事》篇说：
“天子为诸侯不行礼义，不修法度，不附于德，不服于义，故使职方氏大行人以其治国，选其能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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