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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礼》的内容分析及其成书时代(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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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09-8-8 16:46:45 来源：不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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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意思，也就是“新甿”。“甿”或者叫作“野民”，除了耕田以外，还耍担任许多力役，如战争和打猎，《地官·县正》说。
“若将用野民，师田行役，移执事，则帅而至，治其政令。”
“野民”就是住在田野的农民，他们的地位高出于奴隶，在《周礼》中往往把“夫家”(农民)放在“人民”(奴隶)的上面，《地官·县师》说：
“县师掌邦国都鄙稍甸郊里之地域，而辨其夫家、人民、田莱之数，及其六畜、车辇之稽。”
“夫家”，《周礼》注疏认为指“男女”说，既然放在“人民”的上面，可以解释“夫家”的地位比奴隶高。有什么证据可以说明“夫家’是农民了《地官·遂大夫》说。
“遂大夫各掌其遂之政令，以岁时稽其夫家之众寡，……以教稼穑。”
遂大夫稽查“夫家”数目的多少而教以稼穑，那末一定是农民了。
这些“夫家”全是授田的对象，《地官·遂人》说：“
“辨其野之土，上地、中地、下地，以颁田里。上地夫一廛，田百晦，莱五十晦；余夫亦如之。中地夫一廛，田百晦，莱百晦；余夫亦如之。下地夫一廛，田百晦，莱二百晦，余夫亦如之。”
这上面的“夫”是指有妇的男子说，代表独立的一家，或称作“家”，《地官·大司徒》说：
“凡造都鄙，制其地域而封沟之，以其室数制之。不易之地家百晦，一易之地家二百晦，再易之地家三百晦。”
这是以“家”作单位。由此可以知道，无论是“夫”是“家”是“夫家”，全指农民说。这些农民以耕田为生而没有土地，要领主们擇给他。这些农民的行动是不自由的，假使他们要徙于他乡，必须“为之旌节而行之“，没有旌节的，关上便须呵问，查出来是要下狱的(见《地官·比长》)。而孟子却把这种情形说成农民的美德，他说：“
“死徙无出乡，乡田同井，出入相友，守望相助，疾病相扶持”(《孟子·滕文公上》)。
这说明了农村自耕农民的农奴化，束缚在领主的土地上没有人身自由了。
《周礼》中关于田制的记载共有四处(《考工记》除外)，计为：《大司徒》、《小司徒》、《遂人》及《大司马》、《大司徒》和《遂人》原文已如上引，《小司徒》说：
“乃均土地，以稽其人民，而周知其数。上地家七人，可任也者家三人，中地家六人，可任也者二家五人，下地家五人，可任也者家二人。”
又《夏官·大司马》说：
“上地食者参之二，其民可用者家三人，中地食者半，其民可用者二家五人，下地食者参之一，其民可用者家二人。’
以上四处记载，就内容来说，可以分作两类，《大司徒》和《遂人》是记载授田的数目；《小司徒》和《大司马》是一类，记载着每一家可供力役的人。据《大司徒》的规定，地有不易、一易、再易的分别，据《遂人》的规定，田有上、中，下和莱的差异。所谓不易就是年年耕作而地力不衰，等于上地；一易是一年耕种、一年休息，等于中地；再易是二年休息、一年耕种，等于下地；“莱”，据郑注是“休不耕者”。两种记载比较，《遂人》上地一夫田百晦莱五十晦是和“不易之地家百晦”有差异的，但就上下全文来通盘考虑，是可以解释的。《大司徒》一开头就说，“凡造都鄙”，可见所指是都鄙田制。都鄙，据各家注疏，全是说公卿大夫的采邑。就上下文来看，上面说建邦国封诸侯、下面说到设置采邑，也是合理的。《遂人》所说是六遂的制度。为什么《遂人》中上地百晦外，还有五十晦莱?原文没有说明，这可能在乡遂首先实行了三圃制耕种法。此外在《遂人》中有关于余夫的规定，“余夫”的解释虽然有种种不同，但惠栋以为“余子”(余夫)就是庶子的说法，最为正确，解释为一家已有正夫受田，尚有余子娶妇也可以受田，是讲得通的。晦数多少据原文应当是同于正夫，但孟子说余夫受田二十五晦，所以有人解释《周礼》中的“余夫”也应是二十五晦，不然与正夫相同，在许多方面不好解释。
说到都鄙，说到六遂，在王畿内还没有说到六乡。郑玄注《周礼·小司徒》以为六乡的制度与六遂同，那末王畿内的田制都说到了，侯国的制度是不是同于王畿?依照《周礼》封建诸侯的制度，其内部组织，大体是王畿千里的缩小，中央是封君的都城，周围近者为乡，乡的外围为遂，五等封的规模是：
公国，方五百里，有三乡三遂；
侯国，方四百里，有二乡二遂；
伯国，方三百里，有二乡二遂；
子国，方二百里，有一乡一遂；
男国，方一百里，有一乡一遂。
乡遂以外当然也有卿大夫的采邑，每一个诸侯全是一个具体而微的王国，所以它的井田制度也是相同的。
井田制度有完备的沟洫系统，专门讲求水利设施。《小司徒》记载道：
“乃经土地而井牧其田野，九夫为井，四井为邑；四邑为丘，四丘为甸；四甸为县，四县为都。”
这上面说到井田与地方制度的规划而没有说到沟洫制度，《考工记·匠人》道：
“九夫为井，井间广四尺深四尺，谓之沟。”
这可以补充《小司徒》的记载，但与《遂人》的说法不同，《遂人》说：
“凡治野：夫间有遂，遂上有径，十夫有沟，沟上有畛，百夫有洫，洫上有涂，千夫有浍，浍上有道，万夫有川，川上有路，以达于畿。”
郑玄对于这不同的记载，解释一为采地井田，一为乡遂井田。然而这乡遂的沟洫制度就形式论不成其为井田，程瑶田就曾经这样说过，因为十夫受田千晦，不能成方。那末乡遂和采地的田制是否在形式和内容上有所不同？我以为乡遂基本上是自由农民居住，不行助法，而采地是农奴居住，要实行劳役地租。沟洫制度，固然可以排除水患，也可以用来灌溉，增加农业上的收获。
这些农民有了自己的份地：有了比较完备的水利系统，生产会很发达吧？但他们一无耕牛，二无铁器，生产工具是很原始的，因之生产力水平很低。《地官·里宰》有道：
“以岁时合耦于耡，以治稼穑，趋其耕耨。”
所谓“合耦于耡”，即两人相助而耦耕。《论语》：“长沮、桀溺耦而耕。”和《诗经·周颂》，“亦服尔耕，十千维耦。”其耕泽泽，千耦其耘。全是耦耕。一人的力量有限，必得两人合耜而耕，这是没有牛耕的证明。《周礼》中也曾有利用牛的地方，比如《秋官·罪隶》：
“凡封国若家，牛助为牵徬。”
这是指利用牛从事运输，而没有说到牛耕。《地官·牛人》关于牛的用途有较详细的说明道：
“牛人掌养国之公牛，以待国之政令。凡祭祀，共其享牛求牛，以授职人而刍之。凡宾客之事，共其牢礼积膳之牛。餐食宾射，共其膳羞之牛。军事，共其犒牛。丧事，共其奠牛。凡会同、军旅、行役，共其兵车之牛与其牵徬，以载公任器。凡祭祀共其牛牲之互与其盆以待事。”
这里面的牛有三种用途；一是作为祭祀的牺牲，一是作为肉食，一是驾车。《诗·小雅·黍苗》。“我任我辇，我车我牛。”《书·酒诰》：“肇牵车牛远服贾。”也是说用牛来驾车。贾公彦的《周礼正义》就说《周礼》中没有谈到牛耕(原文是说周时没有牛耕，他以为《周礼》是周朝的作品)。
《周礼》中也没有关于铁器的记载，《地官》说。
“掌金玉锡石之地，而为之厉禁以守之，若以时取之，则物其地图而授之。”
《秋官·职金下》说：
“职金掌凡金玉锡石丹青之戒令，受其入征者，辨其物之媺恶与其数量，揭而玺之，入其金锡于为兵器之府，入其玉石丹青于守藏之府。”
全是以金玉锡石并称而没有铁。关于“金”，依《说文解字》的解释，固然可以说作五金，然而这是汉人的说法。《周礼》以金、锡并列，正是青铜器时代的铜与锡，《周礼》中的“金”，解释为铜，没有丝毫困难，而没有铁的痕迹。春秋末年已经发现用铁，如鲁昭公二十九年晋国铸铁刑鼎，是很有名的故事．春秋末年也曾有过牛耕，比如孔子弟子冉伯牛名耕，司马耕字子牛，全是很好的证据。在春秋末年已经发现的事，《周礼》中还没有踪迹，这意味着二种事实，《周礼》的作者至少对于这两件事还不熟习。
农民的负担，就是说领主们对于他们的剥削程度如何，据《天官·大宰》的记载道：
“以九赋敛财贿：一曰邦中之赋，二曰四郊之赋，三曰邦甸之赋，四曰家削之赋，五曰邦县之赋，六曰邦都之赋，七曰关市之赋，八曰山泽之赋，九曰币余之赋。”
九种赋敛大体上可以分作两类，从“邦中之赋”到“邦都之赋”全是田赋。“邦中”指城郭以内说，“四郊”指近郊远郊说，距王城一百里以内；“邦甸”是六遂所在，距王城一百里到二百里地带；“家削”指距王城二百里到三百里地带，有公邑和采地；“邦县”指三百里到四百里地带，有公邑和采地，“邦都”指四百里到五百里地带，也有公邑和釆地。其余三种赋在性质上有些不同。“关市之赋”是“司市”、“司关”所敛的财贿。“山泽之赋”是山林川泽的地征，由“山虞”、“泽虞”，“川衡”、“林衡”来收敛。“币余之赋”是政府机关法定用款的余额，由职币来收敛。赋税的比率，据《地官·载师》说：
“凡任地，国宅无征，国廛二十而一，近郊十一，远郊二十而三，甸削县都皆无过十二，唯其漆林之征，二十而五。”
以上共分六级。国即城，国宅据郑玄说指官家宫室及官吏治所而言，不收赋税，“园廛”指城中与近郊的民居及场圃而言，“近郊”，“远郊”同属“六乡”，“甸、削，县，都”就是指“邦甸”、“家削”，“邦县”、“邦都”说，“漆林”的税率最重，因为它是天然长成，用力少而所得的利益多。这段说明了乡遂等区的自由农民比以外的农奴负担较轻。
综合起来说，这税率是重的，领主贵族们完全是剥削者，他们不出任何赋税，“国宅无征”的国宅，也包括领主贵族的私人住宅在内，是不出赋税的。孙诒让《周礼正义》引沈彤的话道。
“国谓城中宅，即公卿大夫士之所居也。……言所以无征者，于贵者优之也。”
贵者本来贵了，还要优待，这是封建社会最不合理的制度之一。其余除了园廛的二十而一以外，主要税收对象从近郊的十分之一到邦都的十分之二，税率是很重的。《汉书·食货志》引魏文侯时李悝的话，计算战国初年农民的生活情形，说农夫一家五口，耕田百亩，一年得粟一百五十石。除租税十五石，余一百三十五石。一人每月食一石半，五人每年共食九十石，余四十五石，每石卖钱三十，得钱一千三百五十。除祭祀赛会用钱三百，余钱一千零五上一页 [1] [2] [3] [4] 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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