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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礼》的内容分析及其成书时代(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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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09-8-8 16:46:45 来源：不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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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每人衣服用钱三百，五人共一千五百，不足四百五十。疾病、死伤、天灾、赋敛等意外费用，都还不算在内。这是战国初年的情形，十分之一的租税，农民们已经负担不了，假使是二十分之三，或者是十分之二，负担加倍，农民的困苦又将如何。况且实际税率还不止此!
由以上的叙述，我们知道农民是《周礼》中讲到的主要生产者，是领主贵族生活的担当者。〈周礼〉中共讲到哪些贵族?他们中间分成多少等级?他们彼此间的关系如何?在〈周礼〉中除了周天子和他的卿大夫以外还有许多封建诸侯，诸侯的名称是：公、侯、伯、子、男。名称有五，是不是分成五等?讨论这些问题，要牵涉到王莽、刘歆和康有为。《汉书·王莽传》有这样的话：
“莽乃上奏曰：‘明圣之室，国多贤人，故唐虞之时，可比屋而封。……今制礼作乐，实考周爵五等地四等，有明文。殷爵三等，有其说，无明文。孔子曰。“周监于二代，郁郁乎文哉，吾从周。”臣请诸将帅当受爵邑者爵五等，地四等。奏可。”
康有为在《王莽传辨伪》内说：
“用飲《周官》说也。按孔子之礼，则公侯百里，伯七十里，子男五十里，分土唯三。《孟子》、《王制》俱同。《春秋公羊》说，则伯子男同等，爵三等而已。’
康有为这些话，在好多地方有问题，他最疏忽的地方，是王莽的“爵五等、地四等”的制度，根本和《周礼》不相干，而康有为说他是本于《周礼》。《周礼》记载诸侯封土有两处，一处说：
“凡建邦国：以土圭土其地而制其域。诸公之地，封疆方五百里，其食者半。诸侯之地，封疆方四百里，其食者参之一。诸伯之地，封疆方三百里，其食者参之一。诸子之地，封疆方二百里，其食者四之一。诸男之地，封疆方百里，其食者四之一”(《地官·大司徒》)。
这明明是封地五等。另一处说：
“凡邦国千里，封公以方五百里则四公，方四百里则六侯，方三百里则七伯，方二百里则二十五子，方百里则百男” (《夏官·职方》)。
这也同样的是封地五等。全部《周礼》内并没有周爵五等地四等的记载，想不到康有为这样疏忽。在《周礼》内不特不是封爵五等地四等而且是封爵三等地五等。《公羊》的爵三等是公一位，侯一位，伯、子、男同一位。《周礼》不同，它以公为一位，侯、伯为一位，子、男为一位。《周礼》中关于诸侯的等位，莫不以此为标准，如《春官·典命》云：
“上公九命为伯，其国家宫室车骑衣服礼仪，皆以九为节。侯、伯七命，其国家宫室车骑衣服礼仪，皆以七为节。子、男五命，其国家宫室车骑衣服礼仪，皆以五为节。”《周礼》中的所谓“命”，等于魏晋以后的“品”。那末，公为九命，侯伯七命，子男五命，正是爵名五而三等。此外关于诸侯的礼仪，也莫不等别为三。过去也曾经有人看到这一点，《周礼正义》引陈君举的话道：
“……虽周亦三等也。……大抵公一位，侯伯一位，子男一位。司服有公之服，侯伯之服，子男之服。掌客有公之礼，侯伯之礼，子男之礼．行人叙诸伯，则曰如诸侯，诸男则曰如诸子。而司仪赞见，公于上等，侯伯于中等，子男于下等；则亦三等，校然著见矣。”据此，《周礼》中的爵分三等，是没有疑问的了。其中诸侯等级就表面上看，唯一可以区别为五的地方是《春官·典瑞》：
“公执桓圭，侯执信圭，伯执躬圭，……子执谷圭，男执蒲圭。”关于此，《周礼正义》卷三十五引易氏的话道：
“上公九命，故桓圭九寸，侯伯七命，故信圭躬圭七寸，子男五命，故谷璧蒲璧五寸：皆命数也。”
以圭壁与命数相配合，见于《周礼·秋官·大行人》原文，易氏的话是正确的，这依然是爵三等，并没有例外。因此我以为新莽分封爵土是本于《孟子》和《王制》，全是封爵五等，地四等，虽然《孟子》、《王制》和新莽的制度大同而有小异，是可以解释得通的。
以上这些诸侯全是领主，有支配其封内土地和农民的叔力，虽然在政治上要接受周天于的制裁，在经济上对周天王有纳贡的义务。关于纳贡，《秋官·小行人》记载道：
“令诸侯春入贡，秋献公，王亲受之，各以其国之藉礼之。”
贡物的种类在大宰和大行人中有较详细的记载。朝贡以外，正常的赋税，直接从农民身上剥削得来的劳动果实，天子和诸侯又如何分配?《地官·大司徒》道：
“诸公之地，……其食者半；诸侯之地，……其食者参之一；诸伯之地广…。其食者参之一；诸子之地，……其食者四之一；诸男之地，……其食者四之一。”
这是有关于赋税的处理也分作三级，据郑众的意见，“其食者半”，是“公所食租税，得其半耳”。余以此类推。而郑玄则以为，“大国贡重，小国贡轻”，“其食者”云云，是指周天子说。先后两郑的意见，正好相反。清代的江永赞成郑众的意见，他说：
“先郑(郑众)谓其食者为诸侯，后郑(郑玄)谓其食者为天子。以文势言之，‘土其地’、‘制其域’，凡云‘其’者，皆指侯国，则‘其食’亦当指侯国，先郑之义为长”(孙诒让《周礼
正义》引)。
孙诒让也赞成江永的说法。其实这种说法也没有什么证据。只是就文法构造上立说。而《左传》昭公十三年说：
“昔天子班贡，轻重以列，列尊贡重，周之制也。”
列尊者贡重，相反，列卑者贡应薄，正和后郑的意见相同。顾颉刚先生曾经对春秋时代的职贡有很好的说明道：
“春秋之世，王纲解纽，齐、楚、晋、秦、吴、越各争为伯主，其所以争者，非特以会盟执牛耳为荣也，亦以便于榨取弱小。襄二十九年《传》记晋女叔侯之语曰：‘鲁之于晋也，职贡不乏，玩好时至，……史不绝书，府无虚月。’昭十三年《传》记郑子产争于晋曰：‘行理之命无月不至，贡之无艺，……贡献无极，亡可待也!’鲁与郑皆服于晋，而不胜晋之诛求，月必有贡，鲁郑贡之无艺，晋人府无虚月，质以《周语》之文，是直以王者待晋而以侯服自待。鲁郑如此，同时他国之服属于伯主者，何莫不然，此伯国之所以日侈而小国小民之所以不堪。襄二十七年弭兵之会，子木谓向戊‘请晋楚之从交相见也’。谓晋所属国亦贡于楚，楚所属国亦贡于晋，易言之，两伯既志在争贡以兴战祸，弱小诸国，惟有双方纳贡以求弭患耳。故是时季武子使谓叔孙以公令曰‘视诸滕’，杜注；‘两事晋楚则贡赋重，故欲比小国。’即据此一事观之，弱小之受经济侵略，其严重宁可言耶!”(《浪口村随笔》卷二)
《周礼》中所描绘的天子，高于春秋时代的伯主，那末周天子对于诸侯的榨取情形，诸侯和天子间的经济关系，由此可以得到有力的说明，而当时伯主属国，愿下比而不愿上同，也足见大国贡重之一斑，结合到《周礼》食贡的分配，当以郑玄的说法较为合理。
三 《周礼》中的政法制度
在上一节中，我们研究了《周礼》中的经济制度，适应于这种社会经济制度的上层建筑，政治与法律，是这一节研究的对象。根据上一节研究的结果，这种经济制度和春秋时代的实际情形相当（尤其是齐国)。在春秋末年，因为生产力有了进一眇的发燕尾服，社会经济制度也起了变化，领主阶级 逐渐走向衰亡。这些是《周礼》的作者所不愿意看到的事。即便是看到了，也不愿意这种情形在《周礼》中出现，在《周礼》中仍然维持着领主阶级的地位。铁器，《周礼》的作者也许知道了，但没有记载，牛耕也在拒绝着。没有土地的买卖，而奴隶的买卖仍然流行。这不是春秋末年以后的情形。虽然我们说过，即使能够证明《周礼》的制度和某一个时代相当，也不能就说它是某一时代的实录，然而明确了它的经济制度，可以帮助我们了解其中的思想体系。作者既然以封建领主制作为基础，那末所描绘的上层建筑，是否适应于这种基础?虽然他也许意识不到一定的上层建筑必须适应一定的基础，毕竟是存在决定了意识，《周礼》的作者被领主封建的社会意识所支配着，在其菱中所表现的思想，各封建领主制不能相违。这就是我们研究了经济制度，继续研究其中政治和法律的原因。
《周礼》中最高统治者是周五，政府中的官制，有所谓天、地、党委会、夏、秋、冬等六官。六官的长官，有天官冢宰，地官司徒，春官宗伯，夏官司马，秋官司寇，冬官司空。在表面上看，六官好似平列，实则天官地位要高出五官。《周礼·天官·大宰》称：“大宰之职，掌建邦之六典。这六典是无所不包的。原文说：
“一曰治典，以经邦国，以治官府，以纪万民。二曰教典，以安邦国，以教官府，以扰万民。三曰礼典，以和邦国，以统百官，以谐万民。四曰政典，以平邦国，以正百官，以均万民。五曰刑典，以诘邦国，以刑百官，以纠万民。六曰事典，以富邦国，以任百官，以生万民。”
以上教典即地官职掌，礼典即春官职掌，政典即夏官职掌，刑典即秋官职掌，事典即冬官职掌。六官职掌全统于天官，天官的职务实统辖其余五官。
《周礼》六卿兼军将的职务，《夏官·司马》说。
“凡制军，万有二千五百人为军，王六军，大国三军，次国二军，小国一军，军将皆命卿。”
这里面有两件事可以和春秋时代的制度相印证，一是“军将皆命卿”的制度，与晋国的制度相同，也和齐国《管子》“因内政寄军令”的制度相同。二是王六军、大国三军等制度和《左传》的记载相合。《左传》襄公十四年说：
“晋侯舍新军，礼也。成国不过半天子之军，周为六军，诸侯之大者，三军可也。”
关于军队的组织形式，《夏官·司马》道：
“二千有五百人为师，师帅皆中大夫。五百人为旅，旅帅皆下大夫。百人为卒，卒长为上士。二十有五人为两，两司马皆中士。五人为伍，伍皆有长。”
依此类推，则五师为军，军一万二千五百人，六军共七万五千人。自基层上数，五伍为“两”，“两”就是兵车一乘。古代兵车一乘，甲士十人，步卒十五人，甲士二伍，步卒三伍。选强壮武勇者为甲士，又选其尤勇者，居车上三人，左持弓矢主射，右持矛主击刺，中间主御，是为甲首。《左传》所谓“获其“……甲首三百”(桓六年)与“甲首三千以献于公”(哀十一年}，甲首就是甲士之首。其余甲士七人，居于车的左右，步卒十五人在车后。这二十五人为一乘的制度与春秋及春秋以前的制度相合，孙诒让说；
“以二十五人为一乘，按之诸书皆合。方叔南征，车三千乘，每乘二十五人，三千乘得七万五千人，是王六军之制也。《春秋》襄十一年作三军，明以前无三军。《诗》言公徒三万，僖公时止二军也，二军二万五千人，言三万举大数也。……每乘二十五人则千乘适二万五千人，是为二军，并将重车者计之，适三万也。《孟子》言武王虎贲三千人，是甲士三千，每乘车甲士十人，故革车三百两也。《韩非子》言武王素甲三千与纣战，亦一证也。又《左氏》闵二年传云，师车三百乘，甲士三千人，《管子·乘马》云，一乘四马，白徒三十人奉车两，皆无不合”(《周礼正义》卷五四)。
周王统辖着一支庞大的武装部队，所以对于诸侯掌握制裁的大权。这一点和春秋时代的周天子徒拥虚名者不同。《大司马》所载“九伐之法”，即为对于诸侯的制裁：
“以九伐之法正邦国。冯弱犯寡则眚之，贼贤害民则伐之，暴内凌外则坛之，野荒民散则削之，负固不服则侵之，贼杀其亲则正之，放弒其君则残之，犯令凌政则杜之，外内乱，鸟兽行则灭之。”
这不是徒拥虚名的天子能够有的权力。为了加强王国与诸侯上一页 [1] [2] [3] [4] 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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