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镂版印刷的发明，在刊本中出现了疏附于经注的新问题。卢文绍说：“唐人之为义疏也，本单行不与经注合。故单行经注，唐以后尚多善本。自宋以后附疏于注，而所附之经注，非必孔贾诸人所据之本也，则两相龃龉矣。南宋后，又附《经典释文》于注疏间，而陈氏所据之经注，又非孔贾诸人所据也，则龃龉更多矣。浅人则比而同之，则彼此互改，多失其真。幸有改之不尽以滋其龃龉启人考核者。故注疏释文合刻，似便而非古法也。”钱大昕也说：“唐人撰九经疏，本与注别行，故其分卷亦不与经注同。自宋以后，刊本合注疏为一，而疏之卷第遂不可考。”从注疏别行到注疏合一，有利也有弊。所谓“利”，就是有利于阅读，有利于作为整体的流传。所谓“弊”，就是所据版本不同，不可避免地会出现注和疏矛盾打架的现象，这实际给后世增加了校雠的难度。这是治经学史者不可不知的存案。 

    随着镂版印刷的发明推广，宋代学校教育也随之发展起来。考史，宋初三朝，学校教育一片萧条，教育规模、生员数量等方面甚至还比不上五代十国。例如，后唐国子生有200人， 而宋初在后周普利禅院基础上建起的中央唯一的学校，生员也不过70人。地方教育更加衰败，仍保有公立学校的州县屈指可数。公私书院不超过10所，而且往往时办时停。宋初教育不发展，导源于五代十国时期连绵不断的战乱。但跟当时经书的缺乏也有密切的联系。自镂版印刷发明推广后，经籍数量越来越多。真宗以后，朝廷为鼓励地方办学，往往以一套经籍授之。例如，真宗咸平四年六月，朝廷便给全国每所州县学校颁赐一套九经。朝廷能够颁赐，表明朝廷掌握的经籍越来越多。与此同时，流传到私人手中的经籍也逐渐多了起来。邢＠①说“士庶家皆有之”，说明经籍确实逐渐普及。有了足够的经籍，也就必然导致地方以至私家教育的发展。史载到仁宗庆历年间，“州郡不置学者鲜矣”，（注：徐松：《宋会要辑稿·崇儒）。）可知州郡办学确实进入了一个新的历史阶段。 

三、宋初经学的守旧特征与邢＠①经学的二重色泽 

    宋代经学是一个历史发展过程。前期与中后期相较，存在着迥然不同的情况。陆游说：“唐及国初，学者不敢议孔安国、郑康成，况圣人乎！自庆历后，诸儒发明经旨，非前人所及。”王应麟说：“自汉儒至于庆历间，谈经者守训诂而不凿。《七经小传》出而稍尚新奇矣。至《三经义》行，视汉儒之学若土梗。”（注：王应麟：《困学纪闻》。）陆游和王应麟意见一致，均认为宋代经学应以庆历划线：之前，以守旧为主；之后，发明经旨，别开生面。这种划线，为历代经学研究者所首肯。比如，皮锡瑞在他的《经学历史》中，就以“笃守古义，无取新奇，各承师传，不凭胸臆”十六个字对宋初经学作了扼要概括。 

    马端临《文献通考》卷三十《选举考》举了一个例子：“景德二年，亲试举人，得进士李迪等二百四十余人。……迪与贾边皆有声场屋，及礼部奏名，而两人皆不与。考官取其文观之，迪赋落韵；边论当仁不让于师，以师为众，与注疏异。特奏，令就御试。参知政事王旦议：落韵者，失于不详审耳；舍注疏而立异，不可辄许，恐士子从今放荡无所准的。遂取迪而黜边。”这个例子，说明了宋初经学一仍唐代官学之旧的情况。出现这种情况，关键是朝廷的有力导向，士子失去“准的”的放荡对朝廷建立统治思想毕竟不利。 

    众所周知，唐太宗时，为了巩固政治统一，诏名儒孔颖达等撰定《五经正义》。以后又逐渐扩大为《九经正义》。“正义”的提法体现了朝廷的价值取向。在意识形态领域，它无疑具有神圣性和约束力，它成了经学中判断是非的准绳，谁超越钦定的“正义”，谁就会被目为异端邪说。但是，自中唐以后，情况有了明显变化。随着封建经济基础的变动，随着佛教的广泛传播，传统的注疏之学已不再能适应现实的需要，于是，在意识形态领域出现了变革的呼声。不过，这种变革实践，一开始就存在两种不同的倾向：一种是守旧型的变革，它以韩愈为代表；一种是革新型的变革，它以刘知几、柳宗元等为代表，并以疑古惑经为帜志。两种倾向相互激荡，有时也相互攻讦，一直到李唐王朝的覆灭和五代十国的嬗替。 

    赵匡胤上台后，面临着重建统治思想的任务。宋初的几个皇帝，不同程度都推行崇儒重教的政策。他们对中唐以来变革经学的呼声，是非之间，也存在自己判断的标准。他们对经由韩愈、李翱整顿鼓吹的孔孟道统问题十分重视。他们组织力量，在校勘《五经正义》的同时，又对《论语》、《孝经》疏解。但由于建政不久，百废待兴，还来不及更大规模地开展这方面的工作。当时他们考虑的，首先还是继承问题，即继承流传已久的唐代的经学，继承唐代已经颁行、已经成为定式的《五经正义》和《九经正义》。孙复曾说：“国家以王弼、韩康伯之《易》、《左氏》、《公羊》、《谷梁》，杜预、何休、范宁之《春秋》，毛苌、郑康成之《诗》，孔安国之《尚书》，镂版藏于太学，颁于天下。”这里所说，就是指宋初对唐代继承的情况。唐代经学，教本是现成的。唐代的明经取士，也已形成相对稳定的格局。想要在建政之初，控制知识分子以至整个社会的思想，除了继承历史传统外，实在没有更好的选择。这就是“宋初经学，犹是唐学”（注：马宗霍：《中国经学史》。）的历史根由。 

    宋初三朝经学家，论其地位和作用，首推邢＠①。邢＠①，字叔明，曹州济阴人。生于公元932年，卒于1010年。 据《宋史·儒林传》本传载：“太平兴国初，举五经，廷试日，召升殿讲《师》、《比》二卦，又问以群经发题。太宗嘉其精博，擢九经及第，授大理评事、知泰州盐城监，赐钱二十万。”不久，召为国子监臣，专讲学之任。后迁尚书博士，出知仪州。接着，又被选为诸王府侍讲。真宗咸平元年，任国子祭酒。咸平二年，朝廷始置翰林侍读学士，邢＠①首当其选。“受诏与杜镐、舒雅、孙ｓｈì＠②、李慕清、崔ｗò＠③ｑｕáｎ＠④等校定《周礼》、《仪礼》、《公羊》、《谷梁春秋传》、《孝经》、《论语》、《尔雅》义疏。”后升为工部侍郎，仍兼国子祭酒、侍讲学士，并历任工部尚书、礼部尚书等要职。著有《论语正义》、《尔雅义疏》、《孝经正义》等经学著作。 

    邢＠①在经学史上是有地位的。他做了三件大事：一、在东宫及内廷，为最高统治者讲述《孝经》、《礼记》、《论语》、《书》、《易》、《诗》、《左氏传》，解答他们围绕经和经学而提出的各种问题。二、与杜镐、舒雅、孙ｓｈì＠②、李慕清、崔ｗò＠③ｑｕáｎ＠④等经学家一道，共同校定《周礼》、《仪礼》、《公羊传》、《谷梁传》以及《论语》、《孝经》、《尔雅》等义疏，付之镂版，刊定发行。三、为《论语》、《孝经》、《尔雅》改定旧疏，对提高这三部书的历史地位作出了重大贡献。 

    从思想史的角度考察，邢＠①的经学无疑具有浓重的守旧色彩。但又不完全是守旧型的。他对汉唐经学也有改造。是唐代经学向宋代理学转换的过渡性人物，其思想也具有守旧与创新的二重色彩。 

    宋初三朝，最高统治者优先考虑的是如何巩固政权，维护统治秩序的问题，朝廷诏令一批经学家校定唐代遗留下来的《五经正义》，就是企图利用唐代在经学中业已形成的传统力量以维护和巩固现实政权。邢＠①是统治阶级的御用文人，他的所作所为，无疑是跟宋初统治者的意向合拍的。《宋史》本传载：“初，雍熙中，＠①撰《礼选》二十卷献之，太宗探其帙，得《文王世子》篇，观之甚悦，因问卫绍钦曰：‘＠①为诸王讲说，曾及此乎？’绍钦曰：‘诸王常时访＠①经义，＠①每至发明君臣父子之道，必重复陈之。’太宗甚喜。”这件事已足够说明，邢＠①治经所考虑的根本问题，也就是如何维护统治秩序，使赵宋政权长治久安的问题。 

    评论邢＠①的经学思想，主要根据自然是他所撰的《论语正义》、《孝经正义》和《尔雅义疏》这三部著作。《论语正义》以何晏集解为主。唐代所传有皇侃《论语义疏》一书，邢疏用皇侃所采诸儒之说，刊定而成。《孝经正义》以唐玄宗御注为主，为之疏者有元行冲。这个疏本在唐代曾立于学官。邢疏取元行冲本约而修之。《尔雅义疏》以郭注为主，为之疏者曾有孙炎、高琏等人，但邢＠①认为这些疏不足据，因与杜镐等人共同讨论，别为疏释。从《论语正义》，《孝经正义》和《尔雅义疏》三书所本，可以看出邢＠①经学的守旧和因袭色彩。从总体上看，他的经学并未脱离唐代官学的窠臼。 

    《四库全书》把邢＠①的《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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