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宋初的政治统一与重建统治思想的客观要求 

    公元960年，赵匡胤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发动陈桥兵变，后周被推翻。一个崭新的统一的朝代随之而起，是为宋。 

    赵匡胤建宋，政治局面重归统一。但是，必须指出，这个统一从一开始就具有很大局限性。宋太祖、宋太宗两兄弟虽然经过连年征战，统一了大江南北，恢复了汉唐疆域的大部分，但在四周，却仍然是一片战乱。在西部，有党项族建立的西夏；在北部，有契丹族建立的大辽；在新疆有高昌；在青藏有吐蕃；在云南有大理等等。这些周边的地方政权，跟赵宋政权攻伐作对，使其从一开始就陷入动荡不安之中。 

    赵匡胤黄袍加身后，以史为鉴，把巩固和加强中央集权问题摆在压倒一切的位置。史载，建隆初，他征询赵普，提出了一个尖锐的问题：“天下自唐季以来，数十年间，帝王几易姓，兵革不息，苍生涂地，其故何也？吾欲息天下之兵，为国家建长久之计，其道如何？”赵普回答说：“唐季以来，战斗不息，国家不安者，其故非他，节镇太重，君弱臣强而已矣。今所以治之，无他奇巧也，惟稍夺其权，制其钱谷，收其精兵，天下自安矣。”（注：司马光：《涑水纪闻》卷一。）赵普认为，要加强集权，就必须压制和打击地方分权势力，办法是把地方上的政权、财权和兵权收拢到中央。这样做，天下也就“自安”了。赵匡胤对赵普的建议是心领神会的，并且是付诸实施了的。历史上有名的“杯酒释兵权”就是一个例证。所以后来朱熹说：“本朝鉴五代藩镇之弊，遂尽夺藩镇之权，兵也收了，财也收了，赏罚刑政一切收了，州郡遂日就困弱。”（注：朱熹：《朱子语类》卷一百二十八。） 

    为了维护中央集权，赵匡胤不仅在政治、军事、经济诸方面采取“收”的断然措施，而且在重振纲常、重建儒家思想的统治地位诸方面做了一系列工作。史载，赵匡胤一生征战，以读书爱书为乐，他“严重寡言，独喜观书，虽在军中，手不释卷。闻人间有奇书，不吝千金购之。”周世宗曾问他为何爱书成癖？他回答说：“臣无奇谋上赞圣德，滥膺寄任，常恐不逮，所以聚书，欲广闻见，增智慧也。”（注：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三。）他称帝后，不仅自己勤于读书，而且告诫群臣在百忙中不要荒废读书之事。“上谓近臣曰：‘今之武臣欲尽令读书，贵知为治之道。’”（注：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三。）赵普出身小吏，寡于学识，“上每劝以读书，普遂手不释卷。”《宋史》本传载赵普“晚年手不释卷，每归私第，阖户启箧取书，读之竟日。及次日临政，处决如流。”“家人见其断国大议，闭门观书，取决方册，他日窃视，乃《鲁论》耳。”《鲁论》是《论语》的一种。汉兴，传《论语》者三家，鲁人传之谓之《鲁论》，齐人传之谓之《齐论》，出于孔壁之书则谓之《古论》。据《汉志》，《鲁论》共二十篇。赵普所学所用，估计就是这二十篇《鲁论》。赵匡胤对赵普的要求和赵普的所作所为，在某种程度上体现了宋初文臣武吏竞相通过读书，以提高统治集团政治能力的动向。 

    赵匡胤对传统儒学是非常重视的。据载，他即位之初，便下令“增修国子监学舍，修饰先圣十哲像，画七十二贤及先儒二十一人像于东西廓之板壁。”（注：徐松：《宋会要辑稿·崇儒》。）他还亲自为孔子、颜渊写赞词，“令宰臣、两制以下分撰余赞。”（注：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三。） 

    赵匡胤不仅十分重视儒学，而且十分重视儒臣。即位初，他曾说过如下一段话：“五代方镇残虐，民受其祸，朕令选儒臣干事者百余，分治大藩，纵皆贪浊，亦未及武臣一人也。”赵匡胤以儒臣知州事，可以从两方面理解：一方面，用儒臣反割据，避免重蹈唐末以来藩镇势重致尾大不掉的覆辙；另方面，用儒臣清吏治，重建已经败坏的封建伦理纲常。乾德元年，赵匡胤下令：“诏礼部贡院，所试《九经》举人落第，宜依诸科举人例，许令再试。”（注：《续资治通鉴长编》卷四。）许令再试，就是企图通过再试，把更多的儒生吸收到朝廷中来，使他们为赵宋政权的长治久安筹谋划策。乾德四年，赵匡胤因后蜀铜镜发现后蜀年号与宋朝有重复事，又提出了“宰相须用读书人”的主张。（注：《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七。）表明他重用儒臣已上升到了更高的层次。 

    赵匡胤推崇儒学，着重点是推崇儒家宣传的封建伦理道德。开宝元年，他下诏云：“人伦以孝慈为先，家道以敦睦为美，矧犬马而有养，岂父子之异居？伤败风俗，莫此为甚。应百姓祖父母、父母在者，子孙无得别籍异财，长吏其申戒之。”（注：王称：《东都事略》。）二年，又下诏云：“川峡诸州，察民有父母在而别籍异财者，论死。”（注：《宋史》本纪。）三年，又下诏云：“诸道州府，察民有孝悌彰闻，德行纯茂，擅乡曲之誉，为士庶推服者，以闻。”（注：王称：《东都事略》。）八年，又下诏云：“郡国令佐，察民有孝悌力田，奇材异行，或文武可用者，遣诣阙。”（注：《宋史》本纪。）赵匡胤多次下诏，对封建伦常三令五申，且用最重的刑罚惩治不忠不孝之徒，目的无他，就是企图通过重振纲常，移风易俗，使赵宋政权得以建筑在更加牢固的社会和思想基础上。 

二、镂版印刷的发明与经籍的广泛流播 

    《宋史·艺文志》载：“历代之书籍，莫厄于秦，莫富于隋、唐。隋嘉则殿书三十七万卷。而唐之藏书，开元最盛，为卷八万有奇。其间唐人所自为书，几三万卷，则旧书之传者，至是盖亦鲜矣。陵迟逮于五季，干戈相寻，海寓鼎沸，斯民不复见《诗》、《书》、《礼》、《乐》之化。周显德中，始有经籍刻板，学者无笔札之劳，获睹古人全书。然乱离以来，编帙散佚，幸而存者，百无二三。” 

    《宋史·儒林传》载：真宗景德二年夏，上幸国子监阅库书，问邢＠①经版几何？＠①答曰：“国初不及四千，今十余万，经、传、正义皆具。臣少从师业儒时，经具有疏者百无一二，盖力不能传写。今版本大备，士庶家皆有之，斯乃儒者逢辰之幸也。” 

    《续资治通鉴长编》载，大中祥符三年，宋真宗与资政殿大学士向敏中有一段对话：“（真宗）谓敏中曰：‘今学者易得书籍。’敏中曰：‘国初唯张昭家有三史。太祖克定四方，太宗崇尚儒学，继以陛下稽古好文，今三史、《三国志》、《晋书》皆镂版，士大夫不劳力而家有旧典，此实千龄之盛也。’” 

    从以上史载，可见唐宋之际藏书和经书流播大致情况，看来后周显德是一个转折点：之前，经书苦于抄写，传世不可能很多；之后，镂版之术发明了，可以大量地印刷，经书的获得和传播从此进入了一个新阶段。 

    据《宋史·艺文志》载，宋初太祖、太宗两朝，朝廷掌握的图书，其数量毕竟少得可怜。太祖时，只有书籍一万多卷，其后削平地方政权，收其图籍，又下诏购其散亡，国家图书馆所藏之书，稍有增益。太宗即位，于左升龙门北修建崇文院，把国家几个图书馆的书籍充实进去。另建“秘阁”，有书一万多卷。太宗不仅常到秘阁看书，而且要近习侍卫之臣，纵观群书，从中获取教益。 

    到真宗朝，随着镂版印刷的发明推广，朝廷掌握和社会流通的图书才开始大量增加。邢＠①和向敏中回答真宗的一席话说明了几个问题：一、国家掌握的图书已从宋太祖时的一万多卷，骤增至十多万卷；二、与史籍增长的同时，经籍增长更快，经、传、正义皆具，既全面又系统；三、版本大备，士庶家皆有之，说明图书的掌握已越出了朝廷的范围，读书人以至寻常百姓家，手中都有自己的图书典籍了。这不能不说是划时代的一件大事。 

    吴澄说：“宋三百年间，锓版成市，版本布满于天下。而中秘所储，莫不家藏而人有。无汉以前耳受之艰，无唐以前手抄之勤。读书者事半而功倍，何其幸也。”这是对整个宋代印刷术发明和发展的评价。它实际上包括两个阶段：第一阶段是毕升之前，雕板印刷的发明；第二阶段是毕升以后，活字印刷的发明。毕升是北宋仁宗庆历时人。他发明的活字印刷弥补了雕板印刷耗时和不够灵活等缺欠，把效率大大提高了一步。 

    随着镂版印刷的发明，朝廷组织力量，对历史遗留下来的经和经学，进行了一系列的校勘。

[1] [2] [3] [4] 下一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