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自己的利益，“像在其他许多场合一样，他受一只看不见的手的指导，去尽力达到一个并非他本意想要达到的目的，也并不因为事非出于本意，就对社会有害。他追求自己的利益，往往使他能比真正出于本意的情况下更有效地促进社会的利益。”（商务印书馆1979年版，第25—27页）形象地表述出动机与效果在经济活动中的错位，或者说纯经济动机会引出非经济性的社会效果，这也正是柴荣和汴梁城故事的主题。邵雍总结宋朝建国有五件事是“唐虞而下所未及者”，首先标举的就是“革命之日，市不易肆。”（邵伯温《邵氏闻见录》卷第十八，196页）把不干扰商业当作和平换代的第一指标。而两宋漕运的繁荣，正是窥知当时市场经济的主要指标之一。
随着漕运网络的浸润，首先是都市通衢内河网交错，接着是水路或水陆交会点出现新兴的商业市镇，再次是沿岸圩墟市集依次铺排，那些“与时逐而不责于人”的商贩估客亦如水之流转，昼夜不休，穿梭其间，无孔不入。就像血脉运行于周身，必定会灌注于四肢百骸。他们既已逸出农本社会和家族宗亲，故需自成体系。传统官僚体制除了征税及官司以外，亦难以介入。商业从来不会是孤立的个人行为，任何一笔远程交易的背后，必然都有一个供应和消纳体系给予支持，中外古今亦然。这是一个日渐增长的社会空间，就成为传统体制管理最为薄弱甚至空白所在，所以能生长出新的价值观念、信仰系统、社交需求、礼仪形式和“自组织”（autopoietic organization）、“自治性组织”（self-management），或“非政府组织”（Non-Government Organization）。宋代城市中的各种组织，包括“行”、“肆”、“会”、“团”等，意义功能都和农村大不相同。日人加藤繁对唐宋商业组织曾有深入研究，故不具论。（加藤繁《宋代都市的发展》、《唐宋时代的市》、《论唐宋时代的经济组织》等，氏著《中国经济史考证》（商务印书馆1959年版）明清时期盛行的以地域或者行业形式建立起来的“会馆制度”，即是宋代类似社团的某种延续。新兴民间组织除了商业型社团外，还包括娱乐型、互济型、军事型、宗教型和文人结社型等多种形态，陈宝良《中国的社与会》有所罗列，可以参看。政治型的秘密社团，应当是这一连串组织中最後才出现的。
朱瑞熙《宋代社会研究》指出：“北宋十万户以上的州、府，宋神宋元丰年间为四十多个，宋徽宗崇宁年间为五十多个，而唐代仅有十多个。”但我据《宋史·地理志》统计，北宋五万户以上的府州军达到122个，十万户以上的53个，超过50万人以上的9个，其中太原124万，潭州96万，吉州95万，赣州70万，还有成都、汉州、洪州、大名、京兆。《宋史·地理志》每地之下多列崇宁时户口及人数，大约是行政区划变更的原因，夔州路、广南东路和广南西路用的是元丰户数，而福建路仅列户数没有注明年代。以上四路均未标列人数。户数和人数的比例也极不均衡，如开封府“崇宁户二十六万一千一百一十七，口四十四万二千九百四十。”平均每户1.7人；而太原府“崇宁户一十五万五千二百六十三，口一百二十四万一千七百六十八。”平均竟达每户8人，是一疑焉。差别因素可以考虑的有兵制、家庭结构和流动人口等。又元丰、崇宁都是厉行“新政”的时期，则按户征税问题恐亦原因之一。奇怪的是连《东京梦华录》极力描摹的汴梁，和柳永“参差十万人家”形容的杭州都还未达到这个程度，以今方古，可以想象流动人口在繁荣中心都市所起的巨大作用。
论列江湖之三误
今之论者议论“江湖社会”者缺乏中立的价值基准，例有三大误区：
第一是每用“江湖”等同游离于近世法治社会之外的“黑社会”概念，直截套接古代社会成长过程中的公共空间。古代“江湖”社会处在未经法治规范的阶段，自不能与公共法制大体完善的近世社会相提并论。宋代以“冗员”著称于史，其中一个重要原因是“中央集权”和“经济挂帅”两项既定方针，导致了政府管理重点的偏移，监管范围和部门增多，经济官吏数量异常庞大。（参赵翼《廿二史札记》卷二十五《宋冗官冗费》条。中谓“王禹偁言，臣藉济州，先时只有一刺史，一司户，未尝废事。自後团练推官一人，又增置通判、副使、判官、推官，而监酒榷税又增四人，曹官之外又益司理。一州如此，天下可知。（见《禹偁传》）杨亿疏言：员外加置无有限数，今员外郎至三百余员，郎中亦百数”。按《容斋随笔》卷七：“赵韩王佐艺祖，监方镇之势，削支郡以损其强，置转运、通判使掌钱谷以夺其富，参名京官知州事以分其党，禄诸大功臣于环卫而不付以兵，收天下骁锐于殿岩而不使外重。建法立制，审官用人，一切施为，至于今是赖。”说明置官首先出于中央集权的需要；二是重商政策导致财政管理官吏增加，例如数量最多的“员外郎”之置，《宋史·职官二》：“户部，掌天下户口、税赋之籍，榷酒、工作、衣储之事，以供邦国之用。副使：以员外郎以上历三路转运及六路发运使充。判官：以朝官以上曾历诸路转运使、提点刑狱充。三部副使各一人，通签逐部之事。旧以员外郎以上充。”）三是顺应商业空间扩大而加置的监酒榷税之类行政管理人员。
宋代冗官之多还有其它原因，但经济管理官吏的增设亦为重要因素，导致宋代官制自有特色，不可一笔抹杀。尽管如此，由于经济新兴领域多，经济体量不断增大，传统管理体制仍然照管不过来，难以避免产生自组织现象。“自组织”是基于现代“耗散结构“、“系统论”和“协同学”移植于社会学和政治学的观念。自组织系统的一个重要性质是，必须不断重新制定目标，必须不断适应新的环境。协同学创始人德人哈肯曾类比说：“在无生命自然界中，例如在水的液相或固相中，各个分子相互间有一定方式的排列关系，而这种关系又转而决定水或冰的宏观状态。人类社会成员的行为方式在不同的政府形式中也是不同的。”（《协同学——大自然构成的奥秘》，上海译文出版社1995年，P168）美国E.拉兹洛《进化——广义综合理论》认为：“细胞、器官、生物体，以及生物体组成的群体和社会都是自创生系统；它们自己更新自己，自己修复自己，并且自己复制自己或自己生产自己。”（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88年4月第1版，P45）“虽然个人的行为举止部分受到有意设立的规章制度的指导，但最终形成的秩序却是自然而然的，更象是一个有机体，而不象是一个组织。”（同上，P91）
第二是每好以政治性质的“秘密会党”，取代非官非私的公共空间。民国初自中山先生谈及洪门渊源，认为是反满复明的民族主义组织，复以武侠小说文学描述与懵恫学者论述交相扇炽，一时甚嚣尘上。民间组织的发展最终会提出自己的政治诉求，但是不一定创始于政治诉求，尤其一开始就用秘密结社的形式诉诸暴力。我曾提出古代隐性社会最大的民间组织是商帮，可以参看。
第三是每以“江湖”为“流氓（游民）”麕集地带，而非商业性公共社会。论者每以“寄生性”、“依附性”等蔑称谈论宋明笔记中的城市“闲人”，且以《名公书判清明集》之类结讼文献为据，条分缕析当时“恶棍”如何包揽词讼，如何欺压良善等情事。殊不知这可能源于对传统话语的误读，或者说“尽信书不如无书”。据《梦梁录》卷十九分释，“闲人”即昔日豪门清客帮闲、“闲汉”即今之旅游业，“专精陪侍涉富贵子弟郎君，游宴执役，甘为下流，及相伴外方官员财主，到都营干。”“涉儿”则是服务中介业，“厮波”亦为特色服务业。
出于制度原因，两宋都城实有旅游服务需求，《西湖老人繁胜录》言：
“遇补年：天下待补进士都到京赴试。各乡奇巧土物都担戴来京都货卖，买物回程，都城万物皆可为信。混补年：诸路士人比之寻常十倍、有十万人纳卷、则三贡院驻着诸多。士子权借仙林寺、明庆寺、千顷寺、净住寺、昭庆寺、报恩观、元真观。太学、武学、国子监、皆为贡院、分经入试。每士到京、须带一仆。十万人试，则有十万人仆，计二十万人。都在都州北权歇，盖欲入试近之故也，可见都城之大。”
如大体属实，则仅此一项制度，对京城服务业的需求即可知晓。国家统一考试的制度延续至今，每年高考及入学时考生及送考亲属一时猬集之壮观场面，以及围绕“考试经济”与旅馆饭店之“经济增长点”的评论，以今度古，不中不远。宋人“江湖”派诗集中多侈咏如“江湖伟观”等临安胜景，即此之类，亦当时“考试”延伸到“旅游业”之一的证明。（四库本《咸淳临安志》卷三十二“江湖伟观”条：“在葛岭寿星寺，外江内湖，一览在目。淳佑十年赵安抚重创广厦，危栏显敞虚旷，旁又为两亭，可登山椒。”类似今日之标志性旅游观赏景点。）曾有对这些都市服务业颇多轻视责难，以致“车船店脚牙，无罪也该杀”之类的鄙谚，若从农本经济立论可以理解。但今之论者仍旧沿袭这些观念就未免冬烘了。城市“闲人”与文化勃兴的关系，已有“休闲经济学”论述，不侈论。
至于《名公书判清明集》之类结文书判牍，所引都是指控用词，依据中国传统“有罪推定”的法理，被指控者例先被谥以“恶名”，後人对被告情况缺乏了解，只能据官方一面之词加以推论
上一页 [1] [2] [3] [4] 下一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