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举一证以供类推：朱熹与唐仲友的互劾案本为南宋著名“道学”讼案，复因“二拍”演为拟话本小说《硬勘案大儒争闲气  甘受刑侠女著芳名》而名闻天下。而朱熹奏章就指控过唐“违法扰民，贪污淫虐，蓄养亡命，偷盗官钱”，如果不知道唐仲友的生平史实，不也类同《名公书判清明集》中的“方阎罗”、金千二和钟炎之类“市井无赖”了吗？其实戏曲《四进士》就展示过讼师宋士杰“构讼”的措辞技巧，这也是传统社会法律古老的文字游戏。《四进士》一名《节义廉明》。焦菊隐曾赞誉该剧像个“九连环”，情节复杂曲折，结构严谨合理。略述明嘉靖间新科四进士毛朋、田伦、顾读、刘题四人共约赴任後不得违法渎职，以报海瑞荐举。後田伦之姐谋产杀人，复又转卖妯娌素贞。素贞鸣冤，正遇毛朋私访，乃代写状纸，嘱其控告。素贞遇难为被革书吏宋士杰所救，认为义女并代告状。田伦遣人送书贿赂顾读，差役夜寓宋店，宋偷窥其信文。顾读徇情反禁素贞。後毛朋接状，宋士杰作证，田、顾、刘均以违法失职问罪。田氏死刑，素贞雪冤。这也是文士“结义”变质之近代版本，可发一叹。有的学人连京剧中的常识也不具备，故易无视古人，仓促立论，令人遗憾。

　　另一例证，则是邓广铭年轻时曾写作有关陈亮的三篇论文，分别是《陈龙川狱事考》、《朱唐交忤中的陈同甫》和《辩陈龙川之不得令终》，以叶适等友人证言对陈亮“自以豪侠，屡遭大狱”，以及“死于非命”的宋人种种传说进行了辨证。设问当初陷陈于狱，必致死罪的判词状文，又该作何措词，以何铺张？运用法律文书典籍固然必要，信用过实也有瑕疵。

　　受到郭毅生《论新兴市民等级在太平天国革命中的作用》一文启发，罗尔纲在《〈水浒传〉与天地会》一文结末曾说，天地会的创立“和当时中国南方城市商品货币经济的发展，资本主义的萌芽，城市平民势力的发展，也有着内在的联系。关于这方面，还有待于同志们进行深入的研究。”虽然还格于“明清资本主义萌芽说”，但毕竟从更为广泛的背景下提出了同一问题，可惜至今未能受到充分重视。

　　目前虽然还不能对宋代的商业的规模，及其在国民经济中的比例作出准确的回答。但是可以肯定的是，它已突破了传统的经济结构和制度框架，呈现出与前後朝代大不相同的社会特点。在为宋代“江湖”社会正名之後，我们就容易理解当时的商业中心主义开拓出多么大的公共空间，这正是公共道德和新型人际交往需要拓展的领域。“义”之为“谊”，正在此处。《水浒传》借以建立的隐性社会及“梁山泊英雄大聚义”，也是立足于这样的社会基础，亦为继宋而至的元代社会汹涌澎湃的关羽崇拜热潮预设了条件，另文再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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