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同事曾以“江湖——游民生活的空间”为题先有论列，理或然实不尽然。（参王学泰《游民文化与中国社会》及李慎之序《发现另一个中国》。学苑出版社1999年出版）本文仅及“江湖”之中立意义，不予辨论，姑执一端可也。

水系商网  

　　汴京商业网如何沿城市水系演变发展，鉴于资料不够完备，是一个微妙而难以证实的问题，而杨宽《中国古代都城制度史研究》由相关法令记述入手的思路颇可称道。其中元丰年间有好几条材料涉及到开封的街市问题，例如元丰二年（1079年）由修完京城所申请批准租官地与民创屋而为“面市”，明确官地民商的分利原则；入京商货先运至泗州，“官置场堆垛”再用官船运达京师，私船不许入汴，实行官船垄断；元丰八年（1085年）颁诏令修完京城所管属的“万木场、天汉桥及四壁果市、京城猪羊圈、东西面市、牛圈、垛麻场、肉行、西塌场俱罢。”停止若干官办商业机构；御史黄洚上奏请求罢免新兴行市地税，谈到“沿汴河堤岸空地，先有朝旨许人断赁”的问题，明确沿汴空地允许租赁；废止征收各行商人的“免行钱”（既免除行役的钱），并把汴河提岸司和修完京城所的房廊和岁收课利，拨给户部左曹掌管征收。中书省决定“除代还免行钱外，余充本曹年计”，据称受惠的各行商人多达6400多行，免除总额4万3千多缗，目的是减少中间环节，惠商利民，用今天的话来说，就是变“地税”为“国税”。（分别见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三○○、三五八、三五九、三六八）这些措施的本意无论是奖励还是抑制民商，都反映出利用沿汴闲置官地谋利的思路。宋神宗逝于元丰八年三月，随即高太后用司马光尽变王安石新法，考虑到上述事件横亘在新旧两“党”政策交替的关键时刻，围绕汴河两岸的法令变化就更有意味了。

　　南宋都城临安地处水乡泽国，本是古越“乘干舟而浮于江湖”之旧地，东南财赋输入京师愈加方便，漕运则直接连接闽广海外，也更加发达。故宋室南迁之後承袭“商业立市”的“祖宗家法”，很快就从连年战祸中恢复发展起来，繁华程度甚至超越汴梁。临水建市的特点也更加充分地体现出来，今观宋人记载的临安各市多设在桥头，就因为桥头正是水陆交会之处，最易满足运输和交易的双重方便。在城市空地和桥头上做买卖的习俗一直延续到今天，如果资金规模达不到相当程度，即便城市管理部门缉拿追捕，有意驱街头集市之“行商”变为赁屋经商的“坐贾”，成效也是有限的。这种风习延续到元大都的城市规划，最重要的表征是郭守敬设计北京的水系，使什刹海既是漕运终点，又是元大都最大的集市和娱乐场所。明朝重申“重本抑末”的国策，建都时亦遵从《周礼》“政治挂帅”，城市水系设计和整体规划布局因此作过调和处理。清承明制，内城复由八旗分驻，则又形成新的典制。后话不提。

　　又如平江府是南宋第二大都市，白居易诗言“霅川（今湖州）殊冷僻，茂苑（今苏州）太繁雄。惟有钱塘郡（今杭州），闲忙正适中。”“曾赞钱塘兼茂苑，今来未敢苦夸张。”可知中唐苏州也依仗水运之便，略胜钱塘而追摹扬州。五代时地方藩镇孙儒曾攻陷苏州造成破坏，更大灾难是建炎四年（1130年）二月“金人入平江，纵兵焚掠”，“劫掠官府民居、子女金帛、廪库积聚。纵火延烧，烟焰见二百里，凡五昼夜”，士民“迁避不及遭杀者十之六七……死者甚众，一城殆空”。但由今存南宋碑刻《平江图》（绍定二年，1229年）看，重建之苏州城市井然有序，注明名称的桥梁就有304座，规划亦展示出重商特色：“交通方面的特点是安排了水道和陆道两套系统，除了街道外，城墙各有河一道，城内的河道又有干线和弥补的分渠。大部分分渠采取东西方向，构成与街道相辅助的交通网，使住宅、商店和作坊都是前街後河。”（刘敦桢《中国建筑师》第六章第三节。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1984年第二版，图181-182页，文183页）分渠就像毛细血管分布到城市的每一单元。故黄仁宇以为：

　　“从各种迹象看来，传统中国的物质文明至宋朝已达到极高峰。张择端的《清明上河图》，作于北宋覆亡之前夕。从图上看来，当日汴京商业发展的情形和中等以上人户的生活程度，以至房舍建筑舟车桥梁较之２０世纪之中国任何内地的都会，并无逊色。即以船舶之来往，货物之上卸，各种匠铺之作业情形，至少也可能与当日西欧之任何城市相埒。而一个半世纪之後马可波罗在南宋覆亡之後３２年内抵达当日之临安，今日之杭州（宋人称为‘行在’，马可波罗则译为Quinsai）他曾说：‘毫无疑问的，Quinsai是世界上最优美和最高贵的城市。’杭州的街道宽敞，有运河交通，又有石砌的沟渠排水，已经给这威尼斯（也是当日世界上第一流城市）的观光者以良好的印象。而他赞不离口的则是中国的富庶表现于数量之庞大。不仅都会里市廛栉经，而且乡间里也有无数的市镇，为欧洲所无。”（《赫逊河畔谈中国历史》之《贾似道买公田》）

　　如果进一步分析，还可以发现宋代新兴城市大多是沿江河湖海和漕运干线分布的。这和宋代管理制度的沿革颇有关系，赵匡胤分全国行政区为十三道，设置诸道转运使以总财赋；赵匡义又分全国为十五路，并强化职责，“经济挂帅”，以边防、盗贼、刑讼、金谷、按廉之任，悉皆委于转运使。随着经济区域性功能的发展演变，真宗时再分为十八路，神宗时二十三路，宋徽宗崇宁四年（1105年）增加到二十四路。所设衙门转运司亦称“漕司”，此即见出漕运职司之重。行政区域细化的目的，主要是为增加对于中央的贡赋，但也反映出处于漕运水系交叉处的商品集散地，已经作为城市中心地位也在不断提升的事实。王巩《闻见近录》：“南京去汴河、五里河次，谓之‘河市’。五代、国初，官府罕至，舟车所聚，四方商贾孔道也，其盛非宋州比。凡群有宴设，必招‘河市乐人’者，由此也。”可知“河市”兴盛缘由概貌。案王巩为王旦之孙，书法家，苏轼友人，曾因乌台诗案“除名勒停，全州编管”。此亦专门性课题，南宋方志多详载地方经济管理官吏的数量及分布状况，幸望研究者注意。

重商主义

　　宋代的社会性质是一个聚讼已久的问题。中国史学界一般都认为属于“封建社会”，而国外学者则有以为是“近代社会”的发端者。如日人内藤湖南（1966-1934）《概括的唐宋时代观》从货币供应的情况分析了唐宋的时代差别，结论是“总而言之，中国中世和近世的大转变出现在唐宋之际，是读史者应该特别注意的地方。”（《日本学者研究中国史论著》第一册，中华书局1992年版，18页）又法人谢和耐（Jacques Gernet，1921-）著《中国社会史（Le Moude Chinois）》(Armand Colin,Paris, 1990.江苏人民出版社1995年中译本)，则径对宋代冠以“新社会”、“商业帝国”等名目，并称宋为“一个流动性更大的社会”，因此“人们可以理解一些新型关系的发展：重新集聚和结社的倾向与自我隔离的威胁同样大，故互助行为更显得必要了。”“这种互助的必要性不会与文人阶级大家族的巩固风马牛不相及，这些家族以其组成、道德准则和伦理形成了宋代的新鲜事物之一。”（275-276页）这些与本文相关的重要论点，都是在以欧洲中世纪作为参照系得出的。因为两种说法不在同一理论坐标体系上，因而没有发生正面的争论和碰撞。但是将中国传统社会一律视为马克思“五阶段论”中的“封建社会”的说法已经受到了挑战，这也许提醒我们重新审视中国历史的分期和不同时代社会性质的问题。本文称宋代为“重商主义”，就是在争论明晰之前一个替代性的说法。

　　司马迁就是一个重商主义者，他在《货殖列传》缕述先秦西汉的“牟利冲动”以後，总结道：

　　“夫神农以前，吾不知已。至若诗书所述虞夏以来，耳目欲极声色之好，口欲穷刍豢之味，身安逸乐，而心夸矜埶能之荣使。俗之渐民久矣，虽户说以眇论，喜好，谣俗被服饮食奉生送死之具也。故待农而食之，虞而出之，工而成之，商而通之。此宁有政教发征期会哉？人各任其能，竭其力，以得所欲。故物贱之征贵，贵之征贱，各劝其业，乐其事，若水之趋下，日夜无休时，不召而自来，不求而民出之。岂非道之所符，而自然之验邪？”

　　恰好也是以“水”为喻，用“水之趋下”，来表征後世市场经济论者以“看不见的手”改变社会的巨大能量的。亚当·斯密（Adam Smith，1723－1790年）《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曾指出，人们盘算的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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