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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雄杀嫂——从“萧峰杀敏”看金庸小说对传统英雄母题的继承和改造

时间:2009-8-8 16:47:28  来源:不详
作为外来的人口,在家庭伦理中是最无足轻重的一个。四川岷江上游的羌人,常把种种灾异归结为“毒药猫”的行为,而作为恶灵的“毒药猫”,清一色是嫁入当地的外族女子,反映了原始羌人对“妻子”这一角色的极度不信任[10]。鲁西南一首儿歌“小八狗,上南山/砍荆条,编篮篮/编了篮篮蒸馍馍/蒸了馍馍给谁吃/给爹吃,给娘吃/不给媳妇一点吃!”明确地把媳妇摆在了家族的对立面。所以,文学作品把来自外族的媳妇,也即英雄的嫂子处理成淫妇,成为该杀之人,是最容易为民间接受者所认可的。另一个不能回避的问题是:杀了妇人,子女如何安排?文学作品同样作了简化处理:“淫妇”大都没有子女。这样一来,就大大淡化了对“母亲”这样一个角色的二难处理,使得英雄可以放手去杀一个“妇人”,而不是一位“母亲”。
    5.兄弟情谊
    侠义故事反复演绎的话题是,女人如同衣服,而兄弟则是手足,衣服可以换,手足不能断。
    英雄往往以酒会友,相见恨晚。他们经常在第一次见面时,或是因为看到对方“长大魁伟,像条好汉”,或是因为互相“久仰”,就要一起吃酒,结为兄弟。如鲁达第一次见史进等人的情况。英雄结拜的速度奇快,有时连对方名字还不知道,匆匆忙忙就要结拜;有的则本来打得你死我活,只因一听对方是条江湖好汉,马上就能化干戈为玉帛;最奇怪的是,像朱仝、李逵这样一见面就要“性命相搏”的冤家对头,也能跪倒忠义堂前誓言“死生相托,吉凶相救,患难相扶”。[6](P1050)这是典型的利益之间的互助合作,无需感情基础。夫妻靠感情来维持,所以叫“恩爱夫妻”;兄弟靠义气来维持,所以叫“结义兄弟”。德国著名蒙古学专家海希西教授认为,英雄结义母题是氏族社会瓦解、部落联盟建立的社会发展进程在英雄史诗中的投影。[11]无论部落还是个体,联盟是一种将有限力量无穷扩大的有效方式,结义是孤立无援的英雄们相互寻求支持的需要。“结义”就得“结拜”,“义”是英雄结合的借口,“拜”是一种仪式。
    妇性作为社会结构中的弱势群体,她们有能力担当的社会责任实在太少,从“有难同当”这个角度来看,女性显然无法满足强人对“义”的追求。即便像母大虫顾大嫂、母夜又孙二娘英勇如斯,在“梁山泊英雄排座次”时,不仅自己排名靠后,累得她们的男人也排不前。孙述宇先生认为,英雄结义的心理需求源自于无法排遣的“迫害感”,“结拜是许许多多在危险环境活动的人的习惯,他们为求生存,盼望与伙伴们团结得更紧密,以得到支援与保护。江湖好汉与官兵行伍,历来都盛行拜把子。”[12]对于江湖中人来说,儿女之情不仅无用,还可能妨碍英雄的事业。“妻子”是男人最不能与兄弟共享的私有财产,是典型的“小家庭”的标志性产物,它的存在,极大地阻碍着英雄们“不求同年同日生,但求同年同日死”的手足之情的进一步深化。女人争夺男人的方式是结婚,而男人争夺另一个男人的方式是结义。婚姻和结义,是男人和女人之间争夺第三者的一场战争。水浒宣传家们的工作,就在于调动一切的文学手段,为男人争得选票。美化兄弟情谊,丑化女性和婚姻,是这场选战最主要的一种手段。
    另外,英雄的阳刚精神和男性的自我意识、英雄气概,必须在类似忠义堂这样一个相似追求的男性团体之中,才能得到最充分的发挥和肯定。所以对于一个男人来说,“义”只能在江湖之间,而不能在夫妻之间通行。
    三 杀敏
    1.故事类型之借用
    在《天龙八部》中,引发萧峰复仇故事的,是马大元的夫人康敏。而康敏之死,也与萧峰有直接关系。我们试将“杀敏故事”与水浒英雄杀嫂故事的母题进行一番比对,且看金庸在多大程度上借鉴了这一传统的准故事类型。
    (1)兄弟相认(弟弟英武过人)。萧峰和马大元分为丐帮正副帮主,兄弟相处。马大元虽未在书中正式出场,但萧马关系是《天龙八部》的默认母题。萧峰之英武,更是人中翘楚。
    (2)叔嫂相见。萧峰所记,叔嫂第一次相见是无锡城外的杏子林。而康敏所记,却是更早的洛阳城百花会。总之,是一次深富意味的相见,埋下了故事冲突的根由。
    (3)嫂子喜欢小叔子。康敏对萧峰说:“洛阳百花会中,男子汉以你居首,女子自然以我为第一。你竟不向我好好的瞧上几眼,我再自负美貌,又有什么用?”[13](P947)
    (4)英雄拒绝嫂子的诱惑。康敏对萧峰说:“那天百花会中,我在那芍药旁这么一站,会中的英雄好汉,哪一个不向我呆望,哪一个不是瞧着我神魂颠倒?偏生你这家伙自逞英雄好汉,不贪女色,竟连正眼也不向我瞧上一眼。倘若你当真没见到我,那也罢了,我也不怪你。你明明见到我的,可就是视而不见,眼光在我脸上掠过,居然没停留片刻,就当我跟庸脂俗粉没丝毫分别。”[13](P947)
    (5)嫂子与别的男人私通。康敏之私,分为两种:与段正淳,是因情;与白世镜、全冠清等人,却只是一场交易。无论目的为何,总是与别的男子有私,且多与谋害丈夫有关。
  

  (6)嫂子有离间和陷害英雄兄弟的行为。康敏骂道:“乔峰,你这狗贼,当年我恼你正眼也不瞧我一眼,才叫马大元来揭你的疮疤。马大元说什么也不肯,我才叫白世镜杀了马大元。”[13](P498~949)
    (7)英雄侦察出嫂子的奸情。萧峰为了追寻自己的身世之谜,意外地侦破了康敏的奸情。
    (8)英雄审讯嫂子。萧峰所有遭遇的原委,都是在康敏被制以后,从康敏口中逼问出来的。
    (9)英雄杀死嫂子。康敏之死,虽非萧峰直接下手,但与他的行为有直接关系,即所谓“吾虽不杀伯仁,伯仁由我而死”。
    由以上比较可知,“萧峰杀敏”几乎无一遗漏地继承了传统杀嫂故事的母题链,因此,“萧峰杀敏”可以视为“英雄杀嫂”的同型故事。
    2.传统主题的延续
    传统杀嫂故事之所指,必然地与警惕美妇、维护兄弟情谊等话题对应而成立。我们再把“萧峰杀敏”与传统杀嫂故事作一主题比较,看看金庸在何种程度上延续了杀嫂故事的传统所指。
    (1)英雄不能好色
    萧峰对康敏说:“我从小不喜欢跟女人一起玩,年长之后,更没功夫去看女人了,又不是单单的不看你。比你再美貌百倍的女子,我起初也没去留意。”[13](P947~948)
    (2)美人祸水
    萧峰眼中的康敏:“只觉得她的说话腻中带涩,软洋洋地,说不尽的缠绵婉转,听在耳中当真是荡气回肠,令人神为之夺,魂为之销。然而她的说话又似纯系出于自然,并非有意的狐媚。他平生见过的人着实不少,真想不到世上竟会有如此艳媚入骨的女子。虽感诧异,脸上却也不由自主的红了。”[13](P920)
    (3)酒是女人的替代品
    萧峰对康敏说:“是了,我记起来了,那日芍药花旁,好像确有几个女子,那时我只管顾着喝酒,没功夫去瞧什么牡丹芍药、男人女人。”[13](P947)眼中有酒,没有女人!与水浒英雄一样,酒在萧峰的江湖生活中担当了非常重要的角色。与色欲奇淡对应的,是酒量奇高,酒性奇烈。少室山上,“萧峰于三招之间,逼退了当世三大高手,豪气勃发,大声道:‘拿酒来!’一名契丹武士从死马背上解下一只大皮袋,快步走近,双手奉上。萧峰拔下皮袋塞子,将皮袋高举过顶,微微倾侧,一股白酒激泻而下。他仰起头来,骨嘟骨嘟的喝之不已。皮袋装满酒水,少说也有二十来斤,但萧峰一口气不停,将一袋白酒喝得涓滴无存。”[13](P1613~1614)与萧峰的豪饮不同,段正淳之饮,却是酒不醉人人自醉:“段正淳哈哈一笑,撑着炕边,要站起来去抱她,却是酒喝得多了,竟然站不起身,笑道:‘也只喝了这六七杯酒,竟会醉得这么厉害。小康,你的花容月貌,令人一见心醉,真抵得上三斤烈酒,嘿嘿。’”[13](P925)
    (4)杀死妇人
    文学作品中的“淫妇”特征,康敏几乎无一不符:淫荡无度;出身低贱;行为主动;泼辣狠毒;谋害亲夫。相对于《水浒传》中的许多淫妇,康敏更懂得利用“性”作为武器进行斗争。根据“杀嫂”故事之传统,“嫂子”大都没有子女。于是,康敏的身份与段正淳其他情人均具有“母亲”身份不同,被金庸处理成惟一没有为段正淳生下女儿的“淫妇”。
    (5)兄弟情谊
    当“情色”与“情义”发生冲突的时候,“夫妻”与“兄弟”之间的二难选择,是最能体现“英雄”本色的勾当。马大元在康敏与萧峰之间,无疑选择了萧峰。康敏对萧峰说:“我偷看了那封信,得知了其中过节,……我便要马大元当众揭露,好叫天下好汉都知你是契丹的胡虏,要你别说做不成丐帮帮主,便在中原无法立足,连性命也是难保。……(马大元)他非但不听我话,反而狠狠骂了我一顿,说道从此不许我出门,我如吐露了只字,要把老娘斩成肉酱。他向来对我百依百顺,几时有过这样的疾言厉色?”[13](P949)兄弟情谊表现在萧峰以及团结在萧峰周围的英雄们身上,一样是“同心合意,生死相护”。且看少室山上“三英战群雄”时一节:“(虚竹)在人丛之中,见到萧峰一上山来,登时英气逼人,群雄黯然无光,不由得大为心折;又见段誉顾念结义之情,甘与共死,当日自己在缥缈峰上与段誉结拜之时,曾将萧峰也结拜在内,大丈夫一言既出,生死不渝,想起与段誉大醉灵鹫宫的豪情胜慨,登时将什么安危生死、清规戒律,一概置之脑后。”[13](P1614)在弱肉强食的江湖世界,兄弟情谊是一种舍生共死的心理需求、一种激励斗志的力量源泉。只有不贪生,才能不怕死。相反,如果一直陪伴在萧峰身边的是善解人意的阿朱,萧峰还有不贪生的理由吗?还有四处奔波横行江湖的可能吗?所以,阿朱也是注定要从萧峰身边消失的女人,是如林冲娘子般的“拖累”。
    从以上比较及前节的分析可知,尽管金庸努力避免让萧峰亲手杀死康敏,也避免了雪恨之后的欢喜仪式,但在我们析出的五项主题中,均与传统杀嫂故事的主题相吻合。也就是说,“杀嫂故事类型”与防嫌美妇的主题有着难以分拆的捆绑关系,类型本身是男权意识的产物,只要使用了这一类型,类型所指就必然浸透着男权观念。当作家认同了“杀嫂故事类型”及其相关母题的时候,他也就默认了该类型的男权观念,这是金庸无法摆脱的文化困境。
    3.叙事改良
    中国古代传统叙事,在时间上,往往是因果相接,遵循“原因1→结果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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