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
 |
论“三民主义”理论中国家与社会的关系 |
 |
时间：2009-8-8 16:47:29 来源：不详
|
|
|
就民生主义这个环节来说，它在理论和实践上的先天缺陷也是明显的。
在土地所有制问题上，“平均地权”既不废除地主土地所有制；“耕者有其田”也不是将土地从实分配，这不仅不利于清除封建剥削，而且难以真正解决农民的土地问题。后来，中国农村的社会改造，走了一条不同于“核定地价”、“涨价归公”的路径，道理就在于此。
在私人资本主义发展问题上，“节制资本”实际上无形中取消了中小资本发展的空间和内驱力。一般地说，私人资本（包括中小资本）经过自由竞争阶段后，必然会出现关、停、并、转的资本重组，向集团化、规模化的康采恩、拉托斯方向发展。人为地阻断资本发展方向，固然可以节制大资本、大企业垄断国计民生，避免贫富悬殊，但同时也使中小资本因没有发展方向和发展动力而萎缩和异化。所以既要节制私人大资本，又要扶植中小资本，不符合资本发展规律，本质上是一种悖论。至于发达国家资本一说，客观上为造成国家垄断资本（或称官僚资本）以理论依据，为国家垄断资本挤压和鲸吞中小资本留下后患。国家垄断资本一旦人格化为官僚资本，其创造的富源能不能转化为社会财富与民共享，工人会不会因此得益，都是难以逆料的。
正是由于理论上存在缺陷，操作上混淆了政治革命和社会革命的不同环节，加上缺乏付诸实施的条件，民生主义作为一种社会改造方案，终究无法实现。它所体现的时代性、先进性和前瞻性，也就只能是文本意义上的人文关怀了。
应该指出孙中山的国家学说和民主共和国方案，受到国家主义思想影响是可以理解的。自19世纪中叶起，随着西方近代国家学说被介绍到中国的同时，国家主义也随之而来。作为西方资产阶级民族主义的一个流派，它一传到中国，立即为关心国家和民族命运的先进知识分子所注意。到20世纪初，不论是立宪派或是革命派，都纷纷介绍国家主义中有关抵御外国侵略、实现民族统一、建立民族国家的内容。其中，梁启超译介德国伯伦知理的国家学说[24]，流传甚广，而伯伦知理的学说中，恰恰有着浓厚的国家主义思想。革命派中，留日学生刊物《江苏》、《浙江潮》等，也常有发表带有国家主义色彩的民族主义文章。1907年创办的《神州日报》在发刊词中，公然揭出了“神州国家主义”的主张[25]。到民国初年，共和党和进步党都把国家主义写入自己的党纲。诚如蔡锷所言：“默察世界潮流，国家主义之膨胀发达，几有一日千里之势。”[26] 可以说，在20世纪最初20年内，国家主义是作为一种进步思想在中国流布的（注：一般说来，国家主义到1919年五四运动后才成为对抗马克思主义的一个流派。国家主义派的重要代表人物曾琦、陈启天等在民国初年参与“少年中国学会”的活动，仍然是进步的。）。孙中山本是个极富世界眼光的革命家，他对世界各国革命和政权建设，既有广泛的认知，又有融会贯通的心得。处在革命阵营前沿的他，受到当时属于进步思想的国家主义影响，是合情合理的。
从国家与社会关系方面说，当时西方先进国家还没有真正形成以中产阶级为主体的社会结构，社会中的贫富两极分化极其明显，国家与社会对立、关系紧张。孙中山从防止社会动乱，关怀劳苦大众出发，希望建立一个强有力的万能政府，臻国家于富强之境。在没有成功先例可以借鉴之下，创造性地提出了“权”与“能”分开和建立“五权政府”的模式，确实令人钦佩。指出它的理念上的缺陷和可能产生的负面影响，不是对前人的苛求，而是为了全面正确的理解。
（五）
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后，依照三民主义理论施政，进一步扩张国家权力，挤压和管制民间社会，结果弊端丛生：原有的自然村落逐步成了政府的行政村，农民不仅负担沉重的赋税和徭役，而且丝毫没有政治权利。农村的生存状态日见恶化。在城镇，民间社团受到管制和挤压，连一贯具有活力的工商社团、舆论媒体，都在政府的操控支配之下。市民社会和公共领域无法生成。只有在少数经济、文化发达的大都市如上海、广州等略具雏型。国家垄断资本蜕化为官僚资本，操纵国计民生。抗战胜利后，国家与社会失序的紧张状态，已到了社会崩溃的边缘。国家极权造成的种种弊端和后果，延缓了近代社会转型的进程。这种状况，确实值得人们思考和总结，这将是下一篇文章讨论的问题。
【参考文献】
[1] 参见章开沅．50年来的辛亥革命史研究[J].近代史研究1999年第5期；有关孙中山研究论著、资料目录索引[Z].孙中山研究论文集[C].附录．四川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辛亥革命史研究的三十年[A]、辛亥革命史研究的新十年[A].章开沅、刘望龄等编著国内外辛亥革命史研究综览[C].湖北教育出版社1991年版．
[2] 姜义华．孙中山的自由平等观[J].复旦学报1986年第5期．收入作者所著．大道之行——孙中山思想发微[C].广东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87页．
[3] 李华兴．中国近代国家学说的发展[J].中华文史论丛第53辑，上海古籍出版社1994年版；闾小波．从议会主义到宪法主义—从魏源到孙中山民主诉求之检讨[J].近代中国第11辑，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1年版；黄明同、张金超．从“一人当皇帝”到“四万万人当皇帝”—辛亥革命与孙中山“主权在民”的探索[A].见王杰主编．辛亥革命与中国民主进程[C].燕山出版社2001年版．
[4] 宪政编查馆核议城镇乡地方自治章程并另拟选举章程折（光绪三十四年十二月二十七日）[Z].东方杂志第六年第1期．
[5] 张仲礼著．李荣昌译．中国绅士—关于其在19世纪中国社会中的作用研究[M].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1年版，第67—68页．
[6] 参见王先明．近代绅士——一个封建阶层的历史命运[M]第二章有关论述．天津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
[7] 柳诒徵．中国文化史[M].南京钟山书局1932年版，下册，第670页．
[8] 龚自珍．农宗[M].龚自珍全集[M].上海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第49页．
[9] 洪秀全．天朝田亩制度[Z].太平天国印书[Z].上册，江苏人民出版社铅印横排本，1979年版，第409—413页．
[10] 可参见吴雁南等主编．中国近代社会思潮1840～1949[Z].第1卷第2编第4章．湖南教育出版社1998年版，第428—438页．
[11] 沈渭滨．孙中山与辛亥革命[M].上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2001年第2次印刷，第1页．
[12] 政治官报第445号（光绪三十四年十二月二十八日）[Z].转引自熊月之主编．上海通史[M].第5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459页．
[13] 故宫博物院明清档案部编．清末筹备立宪档案史料[Z].下册．中华书局1979年版．
[14] 黄遵宪．南学会第一次讲义[A].强学一戊戌时论选[C].辽宁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246页．
[15] 中国社科院近代史研究所中华民国史研究室等三单位合编．孙中山全集[M].中华书局1981年版．
[16] 冯自由．二民主义与三民主义[A].革命逸史[M]第2集．中华书局1981年版，第134页．
[17] 孙中山．在槟榔屿对侨胞的演说[A].陈旭麓、郝盛潮主编，王耿雄等编．孙中山集外集[M].上海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44页．
[18] 梁启超．杂答某报[N].新民丛报第4年，第14号．
[19] 章太炎．訄书（重订本）[M].定版籍，章太炎全集[M]第3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274页．
[20] 转引自张磊主编．孙中山辞典[Z].广东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614页．
[21] 孙中山．与汪精卫的谈话（1905年秋）[Z].孙中山全集第1卷[M].
[22] 孙中山．《民报》发刊词[A].孙中山全集第1卷，第289页．
[23] 黄宗智．中国的“公共领域”与“市民社会”？—国家与社会间的第三领域[A].见邓正来与J.C.亚历山大编．国家与市民社会——一种社会理论的研究路径[C].中央编译出版社1999年版，第436页．
[24] 梁启超．国家思想变迁异同论[A].见张枬、王忍之．辛亥革命前十年间时论选集[C].第1卷上册．三联书店1960年版，第26—34页．
[25] 于右任．《神州日报》发刊词[A].于右任集[M].陕西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第309页．
[26] 蔡锷．在统一共和党云南支部成立会上的演说词[A].曾业英编．蔡松坡集[M].上海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457页． 上一页 [1] [2] [3] [4]
|
|
|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