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世说新语》和《后汉书》均产生于南朝刘宋初年,其所参考的材料大体相同,但对相同材料的比较表明,二书在取材和文字风格上呈现出较大的差异。这说明,《世说新语》的编撰旨趣一开始就与史学传统大异其趣,表现出了鲜明的文学性和雏形期的小说面貌。
关 键 词:《世说新语》 《后汉书》 比较
一般而言,最具时代性的文化产物势必会与同一时代的其它文化创造发生联系,显示区别,乃至相互影响。在考察《世说新语》(以下称《世说》)这部划时代的文化经典时,我们同样看到了《世说》和另一些大体与其同时产生的周边文献,如范晔《后汉书》和裴松之《三国志注》等,有着某种文化上的共生性和相关性。这些文献或者直接有助于《世说》的编撰,或者体现了与《世说》迥然不同的编撰原则和文字风格。就后一种情况而言,如果说,《世说》对前源文献[1]的取舍能够直接表现其编撰原则和思想倾向的话,那么,对同一材料的不同处理方式,也许能够从一个侧面,展示《世说》和同时代其它文化产物的“异质性”。沿循这一思路,范晔的《后汉书》几乎可以说是进一步透视《世说》编撰思想和审美趣味的一面镜子。[2]
范晔字蔚宗,南朝宋顺阳人,生于晋安帝隆安二年(398),卒于元嘉二十二年(445),著有《后汉书》九十卷。今天通行的《后汉书》一百卷,是补入司马彪《续汉书》的十《志》而成。范晔 和刘义庆(403-444)系同时人,二书作年亦相去不远。《世说》最有可能编撰于刘义庆江州刺史任上,即元嘉十六年(438)前后,而《后汉书》大概在元嘉元年(424)前后开始撰写,到元嘉二十二年(445)范晔坐孔熙先事遇害时尚未完成。[3]范晔与刘义庆有无交游,史无明文,但根据范晔曾任彭城王刘义隆参军,后升至尚书吏部郎的事实,可以推测,二人即使没有深交,应该也是彼此认识的。由于作者所处年代大体相同,那么,我们说《后汉书》和《世说》在撰述过程中,面对的文献材料基本一致,因而二书对同源材料的处理具有一定的可比性,应该是没有问题的。将《世说》与《后汉书》相关材料加以比勘,至少有以下几个作用:(一)通过排比分析,掌握二书在编撰过程中面对的同源材料有哪些。(二)通过二者对相同材料不同处理方式的考察(异文对校),进一步认识《世说》的撰述原则和审美旨趣。(三)通过对《后汉书》及注释的考索,可以解决个别《世说》条目的取材来源问题。
由于《世说》所记“起于后汉,止于东晋”,有不少东汉历史人物的言行见于该书。今查《世说》正面描写的后汉人物如下:陈蕃(字仲举)、徐稺(字孺子)、黄宪(字叔度)、袁阆(字奉高)、周乘(字子居)、郭太(字林宗)、荀巨伯、李膺(字元礼)、陈寔(字仲弓)、陈纪(字元方)、陈谌(字季方)、荀淑(字季和)、荀爽(字慈明)、钟皓(字季明)、边让(字文礼)、孔融(字文举)、祢衡(字正平)、杨修(字德祖)、马融(字季长)、郑玄(字康成)、服虔(字子慎)、崔烈(字威考)、桥玄(字公祖)、蔡邕(字伯喈)、谢甄(字子微)、许劭(字子将)、许虔(字子政)、袁绍(字本初)等,共二十余人。其中,除荀巨伯、陈谌、许虔、崔烈、谢甄等人外,《后汉书》皆有传。这些人物在《世说》中穿梭出现,围绕他们的条目近40条。毫无疑问,刘义庆和范晔掌握着这些人物的大致相同的文献材料。但是,值得注意的是,即便是同一人物的言行事迹,在二书中重出互见的情况也十分有限。考索之下,同一事件在二书中均有记载、且确实属于引用同一材料的情况仅有十例,见下表:
《后汉书》与《世说新语》互见人物及本事对照表
人物言行事迹
最早出处
《世说》所在位置
《后汉书》卷次
1 周子居叹叔度事
疑出《汝南先贤传》
《德行》第2条
卷五三《黄宪传》
2 郭太造叔度、奉高事
谢承《后汉书》
《德行》第3条
卷五三《黄宪传》
3 李膺“登龙门”事
袁山松《后汉书》等
《德行》第4条
卷六七《李膺传》
4 李膺叹荀淑、钟皓事
《海内先贤传》
《德行》第5条
卷六二《钟皓传》
5 孔融见李膺事
《孔融别传》
《言语》第3条
卷七十《孔融传》
6 孔融二子事
《魏氏春秋》
《言语》第5条
卷七十《孔融传》
7 郑玄师事马融事
《裴启语林》
《文学》第1条
卷二五《郑玄传》
8 桥玄题目曹操事
《魏书》《世语》等
《识鉴》第1条
卷五一《桥玄传》
9 人称许劭兄弟平舆二龙事
《汝南先贤传》
《赏誉》第3条
卷六八《许劭传》
10 祢衡为鼓吏事
《文士传》
《言语》第8条
卷八十《祢衡传》
上表非常清楚地说明,尽管二书同时涉及的人物达二十余人,这二十余人的各类文献材料想来不在少数,但同被《世说》和《后汉书》采用的却仅有10条;换言之,《世说》所津津乐道的(如另外30条),《后汉书》大部分付诸阙如;《后汉书》源源本本、老实交代的,《世说》则根本不感兴趣。如《世说·文学》第1条:
郑玄在马融门下,三年不得相见,高足弟子传授而已。尝算浑天不合,诸弟子莫能解;或言玄能者,融召令算,一转便决,众咸骇服。及玄业成辞归,既而融有“礼乐皆东”之叹,恐玄擅名而心忌焉。玄亦疑有追,乃坐桥下,在水上据屐。融果转式逐之,告左右曰:“玄在土下水上而据木,此必死矣。”遂罢追。玄竟以得免。
此条本于裴启《语林》而稍有增润。其事真假莫辨,特别是“礼乐皆东”以后文字,被刘孝标斥为“委巷之言,贼夫人之子”,诸书无考,故《后汉书·郑玄传》将其“腰斩”,其文如下:
融门徒四百余人,升堂进者五十余生。融素骄贵,玄在门下,三年不得见,乃使高业弟子传授于玄。玄日夜寻诵,未尝怠倦。会融集诸生考论图纬,闻玄善筭,乃召见于楼上。玄因从质诸疑义,问毕辞归。融喟然谓门人曰:“郑生今去,吾道东矣。”
而《世说》竟置诸《文学篇》首条“隆重推出”,《后汉书》求信实而《世说》好新奇,二者编撰旨趣于此判然。至于《世说·文学》第 2、3条所记郑玄听服虔注《春秋》,引《诗经》与家婢问答等逸事,《后汉书》本传则根本不予理睬。
不仅如此,即便对待同一人物的同一材料,二书的态度和处理方式也多有不同。比如桥玄题目曹操之事,《三国志·武帝纪》裴注引王沈《魏书》和司马彪《续汉书》均有记载,如《魏书》载:
太尉桥玄,世名知人,睹太祖而异之,曰:“吾见天下名士多矣,未有若君者也![4]君善自持。吾老矣!愿以妻子为托。”
而裴注引《世语》则谓:“玄谓太祖曰:‘君未有名,可交许子将。'”又引孙盛《异同杂语》说:
(太祖)尝问许子将:“我何如人?”子将不答。固问之,子将曰:“子治世之能臣,乱世之奸雄。”太祖大笑。
据此可知,桥玄或曾题目曹操,但“能臣”“奸雄”之语,则有可能出自另一位“月旦”行家许劭。这些材料范晔著书时当容易见到,辨明真相也不是太难,他的处理方式也不外是“就事论事”。先是在《后汉书·桥玄传》说:
初,曹操微时,人莫知者。尝往候玄,玄见而异焉,谓曰:“今天下将乱,安生民者,其在君乎!”
然后又在《许劭传》中说:
曹操微时,常卑辞厚礼,求为己目。劭鄙其人而不肯对,操乃伺隙胁劭,劭不得已,曰:“君清平之奸贼,乱世之英雄。”操大悦而去。
所谓“花开两朵,各表一枝”。应该说,这种态度还是比较审慎的。相比之下,《世说》就有些“不负责任”。《识鉴》第1条载此事云:
曹公少时见乔玄,玄谓曰:“天下方乱,群雄虎争,拨而理之,非君乎?然君实是乱世之英雄,治世之奸贼。恨吾老矣,不见君富贵,当以子孙相累。”
完全将此事属之桥玄,故而引起刘孝标的不满,特加按语说:“《世说》所言谬矣。”其实,《世说》作者未必在乎什么真假对错,只要好看而不违撰述宗旨就行。余嘉锡在论及郑玄家婢引《诗》之事的虚实时说:“特《世说》杂采群书,不皆实录,……既不能悬断其子虚,亦何妨姑留为佳话。”①《世说》的“小说”气质,于此又可得一佐证。
不过,《世说》比《后汉书》更顶真的时候也不是没有。比如“平舆二龙”的记载,《后汉书·许劭传》只说:“(劭)兄虔亦知名,汝南人称:‘平舆渊有二龙焉。'”至于语所出何人则语焉不详。而《世说·赏誉》则非常清楚地交代:
谢子微见许子将兄弟,曰:“ 平舆之渊,有二龙焉。 ”……
此事本自《汝南先贤传》,范晔不可能没看过,但史传的记述方式决定了他只能突出传主许劭,对其兄许虔尚且只能一笔带过,再将谢甄拉进来就更属“节外生枝”了。《世说》则无此顾虑,它先是对材料“化整为零”,然后又要“以零为整”,因而在细节的真实性上比史传有过之而无不及。这恐怕也是《世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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