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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说新语》与《后汉书》比较研究

时间:2009-8-8 16:47:36  来源:不详
给人以“征实”印象的原因。

  比之《后汉书》,《世说》在遣辞行文上更为口语化。以孔融见李膺的故事为例,二书所本材料当是《孔融别传》,《后汉书·孔融传》这样记载:

  融幼有异才。年十岁,随父诣京师。时河南尹李膺,以简重自居,不妄接士宾客,勅外自非当世名人及与通家,皆不得白。融欲观其人,故造膺门。语门者曰:“我是李君通家子弟。”门者言之。膺请融,问曰:“高明祖父曾与仆有恩旧乎?”融曰:“然。先君孔子与君先人李老君同德比义,而相师友,则融与君累世通家。”众坐莫不叹息。太中大夫陈炜后至,坐中以告炜。炜曰:“夫小人而聪了,大未必奇。”融应声曰:“观君所言,将不早惠乎?”膺大笑曰:“高明必为伟器。”

而《世说》则作:

  孔文举年十岁,随父到洛。时李元礼有盛名,为司隶校尉。诣门者,皆俊才清称及中表亲戚乃通。文举至门,谓吏曰:“我是李府君亲。”既通,前坐。元礼问曰:“君与仆有何亲?”对曰:“昔先君仲尼与君先人伯阳有师资之尊,是仆与君奕世为通好也。”元礼及宾客莫不奇之。太中大夫陈韪后至,人以其语语之,韪曰:“小时了了,大未必佳。”文举曰:“想君小时,必当了了。”韪大踧踖。

相比之下,《世说》此条显得明白晓畅,特别是后两句对话,针尖对麦芒,妙到毫颠;而舍李膺赞语代以“韪大踧踖”的白描,增强了故事的戏剧色彩,因此,“小时了了”反倒后来居上,成为一个脍炙人口的典故。

  此外,对《后汉书》及其注释的考察,[5]还有助于找到《世说》个别条目的材料来源。如《德行》第3条:

  郭林宗至汝南,造袁奉高,车不停轨,鸾不辍轭;诣黄叔度,乃弥日信宿。人问其故,林宗曰:“叔度汪汪如万顷之陂,澄之不清,扰之不浊,其器深广,难测量也。”

刘孝标对此条的注释主要是补充交代人物背景,分别引《续汉书》介绍郭林宗,引《汝南先贤传》介绍袁阆,[6]又引《泰别传》补充郭泰对袁奉高的评价云云,因此,从刘注中我们很难坐实这一条记载的原始出处。而《后汉书·郭泰传》李贤注引《谢承书》则言之甚详:

  初,泰始至南州,过袁奉高,不宿而去;从叔度,累日不去。或以问泰,泰曰:“奉高之器,譬之泛滥,虽清而易挹。叔度之器,汪汪若千顷之陂,澄之不清,扰之不浊,不可量也。”已而果然,泰以是名闻天下。

很显然,这条故事主体当来自《谢承书》;至于“车不停轨,鸾不辍轭”及“弥日信宿”等语,其实是《世说》中的“人问其故”的那个“人”所说的话。据《后汉书·黄宪传》李贤注引《郭泰别传》可知,这个人乃是薛恭祖。今本《世说》刘注亦引《泰别传》,却正好删掉了薛恭祖所问的原话。于此可知,此条故事乃《世说》作者综合《泰别传》和《谢承书》编撰而成。

  综上言之,如果说《世说》对前源文献的取舍,业已表明其对既往正史材料的漠然态度的话,那么,作为同一时代、同一文化背景下产生的,且都是以历史人物为主要表现对象的两部著作,《世说》和《后汉书》在取材上所表现的如此重大的差异,也许更能说明,《世说》作者从一开始,就不打算仰史传之鼻息,仅仅满足于做些“裨补正史”的工作,他在文学正式成为一科,[7]“体有因革”且日益“讹而新”②的宋初文坛,显然有史学之外的抱负。以现在的眼光看,我们只好说,那是一种基于文学的抱负。

参考文献:

①余嘉锡.世说新语笺疏[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3, 第193-194页。

②刘勰.文心雕龙[M]·明诗篇.[J]通变篇[J]。

注释:

[1]这里的所谓前源文献,正是指《世说》编撰过程中所“纂辑”的那些“旧文”,即《世说》所取材的各种原始文献。这些材料的背景情况,在刘孝标的《世说注》里有较充分的展示,但刘注的目的,主要在察漏补缺、考订纠谬;要了解《世说》取材和编撰的具体情况,还必须在刘注的基础上按图索骥,从史籍、类书及其它文献中寻绎钩稽。概而言之,《世说》的前源文献无外乎正史、杂史别传、志人小说以及诗赋杂文等其它文献。笔者另文详加论述。

[2]《后汉书》虽记东汉历史,属正史一途,然作者范晔( 398-445)和刘义庆(403-444)系同时人,二书作年亦相去不远,加之刘义庆亦曾著《后汉书》五十八卷,则二书所记一部分相同人物之事迹究竟孰先孰后,谁引据谁,实很难说。况且当时流传的记载东汉历史的史书共有十五家,故本文不将范晔《后汉书》视为《世说》的前源文献,二书记载重出互见者,均视为对其它私家后汉史书的采撰引录。

[3]参见中华书局校点本《后汉书》卷首《校点说明》。

[4]按:此条刘注多“天下将乱,非命世之才不能济也。能安之者,其在君乎?”此数句见《三国志·武帝纪》,疑刘孝标合《魏书》与《三国志》而注之。

[5]按:最早注释《后汉书》的是梁代的刘昭,大多亡佚;这里主要是指唐代的李贤注。

[6]今本作袁宏,非是,考见余嘉锡《世说新语笺疏》,中华书局 1983年版,页5。

[7]南朝刘宋初年,设置儒、史、文、玄四馆,文学正式从学术中独立出来。

(此文系“同济大学文科科研基金资助”课题的阶段性成果,原载《天中学刊》 2006年第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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