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唐修《晋书》采用《世说》入史是中国文化史上一个著名的公案，其褒贬毁誉蕴涵着丰富的文化意义。本文从接受史角度入手，在取舍与剪裁、统整与编排、订补与训释、赞润与篡改等四个方面，详细梳理《晋书》对《世说》的采撰实况，认为唐代史臣基本上是把《世说》作为一般史料来看待和处理的，其采撰行为之所以引起如此巨大的反响，恰好说明《世说》在唐代业已成为一部知识分子喜闻乐见的通俗经典。

　　关键词：《世说新语》　《晋书》　唐代　接受

　　《世说新语》（下称《世说》）在隋唐时期的接受情况，要比南朝明朗得多。

　　主要表现在五个方面：（一）目录学著作的著录；（二）《大唐新语》的模拟；（三）文人诗文的征引；（四）史家刘知几的评论；（五）官修《晋书》的大量采撰。这一时期，传统的小说文体概念已经形成，但总的来说，唐代对《世说》的接受仍在史学的笼罩之下。所以，在对其传播接受的历史进行深入考察后，我们将唐代归入《世说》接受的“史学期”。[1]关于这一点，更具典型性的例子是唐太宗御敕修撰的《晋书》。《晋书》对《世说》的大量采撰，以及后人对《晋书》得失的褒贬，无形中为我们确立了一个借以观照唐人接受《世说》情形的生动坐标：一方面，采撰本身揭示了史臣们对《世说》历史价值的确认，另一方面，采撰行为遭致的讥评又暴露了在史学目光的逼视下，《世说》那藏掖不住的文学性和小说品质。

一、《晋书》的修撰及其当代评价

　　唐修《晋书》采用《世说》入史是中国文化史上一个著名的公案，其褒贬毁誉蕴涵着丰富的文化意义。《晋书》之编撰，盖因前后十八家《晋史》未能尽善，故御敕史官更加纂撰，以成新书。从贞观二十年（646）唐太宗颁布修史诏令起，至贞观二十二年（648）书成奏上，《晋书》的修撰只用了两年多时间，可谓“速成”。其成书后，“自是言晋史者，皆弃其旧本，竞从新撰者焉”[2]。这除了说明唐修《晋书》的确是一部后出转精的集大成史著外，至少还暗示了一点——它的让人耳目一新的可读性。这可读性是怎么造成的呢？首先，当与编撰者身份才具有关。刘知几《史通·论赞篇》云：“大唐修《晋书》，作者皆当代词人，远弃史、班，近宗徐、庾。夫以饰彼轻薄之句，而编为史籍之文，无异加粉黛于壮夫，服绮纨于高士者矣。”话虽含贬意，但其主要编撰者房玄龄、褚遂良、令狐德棻、上官仪等人皆为当时著名文士，娴于辞赋文章，其修史风格比一般史臣更注重文学性，却是不争的事实。“远弃史、班，近宗徐、庾”，也许是刘知几的一面之词，但“加粉黛”、“服绮纨”的活儿，令狐德棻们恐怕也没少做。

　　其次，《晋书》的取材十分宏富，前代的各种晋史几乎网罗殆尽。赵翼说：“唐初修《晋书》，以臧荣绪本为主，而兼考诸家成之。今据《晋》、《宋》等《书》列传所载诸家之为《晋书》者，无虑数十种。”约略言之，盖有华峤《魏、晋》纪传、干宝《晋纪》、谢沈《晋书》、傅畅《晋诸公赞》、荀绰《晋后书》、束皙《晋书》、孙盛《晋阳秋》、王隐《晋书》、虞预《晋书》等，宋以后则有徐广《晋纪》、沈约《晋史》、谢灵运《晋书》、王韶之、荀伯子《晋史》、张缅《晋钞》、臧荣绪《晋书》、刘彤注《晋纪》、萧子云《晋书》等。另据《唐书·艺文志》所载晋朝史书，尚有陆机《晋帝纪》、刘协注《晋纪》、刘谦《晋纪》、曹嘉之《晋纪》、邓粲《晋纪》、檀道鸾《晋春秋》、萧景畅《晋史草》、郭季产《晋续纪》、《晋录》之类，将近三十种。诚如赵翼所言，这些书“当唐初修史时尚俱在，必皆兼综互订，不专据荣绪一书也”。[3]这些书虽有“正典”的身份，但受时代风气的影响，撰述风格十分多样，它们所提供的千姿百态的历史图景，自然会使唐修《晋书》锦上添花，后来居上。

　　第三，也是最重要的一点，就是《晋书》对魏晋时期小说、杂传的大量采用。这在当代就引起极大的争议。刘知几在《史通·采撰篇》中指出：“晋世杂书，谅非一族，若《语林》、《世说》、《幽明录》、《搜神记》之徒，其所载或诙谐小辩，或神鬼怪物。其事非圣，扬雄所不观；其言乱神，宣尼所不语。皇朝新撰晋史，多采以为书。夫以干、邓之所粪除，王、虞之所糠秕，持为逸史，用补前传，此何异魏朝之撰《皇览》，梁世之修《遍略》，务多为美，聚博为功，虽取说于小人，终见嗤于君子矣。”刘知几作为一代史家，不可谓无识，但过于强烈的本位意识却使他对《世说》之类的“小说家言”抱有一种不可理喻的偏见。[4]在《史通·杂说篇》里，他又对《世说》特加诋诟：“近见皇家所撰晋史，其所采亦多是短部小书省功易阅者，若《语林》、《世说》、《搜神记》之类。”又说：“近者宋临川王义庆著《世说新语》，上叙两汉、三国及中朝江左事。刘峻注释，摘其瑕疵，伪劣昭然，理难文饰，而皇家撰晋史多取此书。遂采康王之妄言，违孝标之正说。以此书事，奚其厚颜！”如此评价，几近于谩骂。因为不齿于“短部小书”，就将与之“有染”的《晋书》也一并骂倒，我们自然不能指望从中获得什么真知灼见；但有一点是值得注意的，那就是，刘知几的“酷评”在旗帜鲜明地检讨了正史修撰的方法论问题（确切说就是正史能否采小说、偏记入书）的同时，还第一个揭橥了唐修《晋书》与《世说》的亲密关系。我们认为，唐修《晋书》之所以成为一部还算好看的史书，很大程度上借助了这种“亲密关系”。而这种显然被夸大了的关系，其实是大有深意在焉的。

二、唐修《晋书》采录《世说》之因与果

　　然则，唐修《晋书》缘何会对《世说》情有独钟？目前，学者一般认为原因有三：首先，是《晋书》编撰者多为当代文人学士，注重文、史并茂，雅信兼得，而《世说》所记，文笔可观，故成为取材的上佳之选。其次，唐修《晋书》以臧荣绪《晋书》为蓝本，而后者就曾选取了不少《世说》中的记载，转相引据，自然而然。[5]第三，《世说》本身的特点（如动人的故事，优美的文辞，丰富的史料等）也使它有资格成为编修《晋书》不可或缺的重要参考。[6]这样的分析基本上是可靠的。此外，在唐时刘孝标的《世说》注本最为盛行，刘注的详赡进一步增强了《世说》的史料价值，这恐怕也是一个不容忽视的原因。

　　尽管有以上这些足够充分的理由，在小说附庸于史传的时代，《晋书》编者对《世说》的青睐还是难辞其咎。对《晋书》的批评自刘知几开始，一直就没有中断过。五代时所修的《旧唐书·房玄龄传》就说：唐修《晋书》，“史官多是文咏之士，好采诡谬碎事，以广异闻；又所评论，竞为绮艳，不求笃实，由是颇为学者所讥。”显然受了刘知几的影响。王应麟《困学纪闻》卷十三亦云：“刘知几《史通》：‘《晋史》所采多小书，若《语林》、《世说》、《搜神记》、《幽明录》是也。曹（嘉之）、干（宝）两《纪》，孙（盛）、檀（道鸾）二《阳秋》，皆不之取。其中所载美事，遗略甚多。'又云：‘唐修《晋书》，作者皆词人，远弃史、班，近亲徐、庾。'晁子止亦谓：《晋史》丛冗最甚。”也是陈陈相因。直到清代，以《四库全书总目》为代表的正统言论仍对《晋书》持否定态度：“其所褒贬，略实行而奖浮华；其所采择，忽正典而取小说，波靡不返，有自来矣。……其所载者，大抵宏奖风流，以资谈柄，取刘义庆《世说新语》与刘孝标所注，一一互勘，几乎全部收入，是直稗官之体，安得目曰史传乎？……正史之中，惟此书及宋史，后人纷纷改撰，其亦有由矣。特以十八家之书并亡，考晋事者，舍此无由，故历代存之不废矣。”这段话几乎成为对《晋书》的盖棺论定。

　　不过，偏见之流行，并不等于思想者真的都给自己放假休息。早在宋代，刘知几史学思想的权威性，就受到另一位史学大家的挑战。司马光在《与范内翰论修书帖》中非常辨证地指出：“其实录、正史未必皆可据，小说未必皆无凭。”与理论家的刘知几不同，司马光是个成功的实践家。在《资治通鉴》所参考依据的各种典籍中，小说、杂记就占有相当的比重。他的这句话当是实践经验的总结，而非不切实际的空论。南宋人叶适在全面论述《晋书》的得失后，也承认，其所“得”占七、八成，其所“失”则不过二、三成。[7]赵翼也说：“论《晋书》者，谓当时修史诸人皆文咏之士，好采诡辩碎事，以广异闻，又史论竞为艳体，此其所短也。然当时史官，如令狐德棻等，皆老于文学，其纪传叙事，皆爽洁老劲，迥非《晋》、《宋》二《书》可比，而诸僭伪载记，尤简而不漏，详而不芜，视《十六国春秋》不可同日语也。”[8]这评价就渐渐趋于持平和公允。到了近代，在新思潮、新观念的影响下，人们对历史书写的认识更为客观和科学，《晋书》的命运随之大为改观。梁启超在《中国历史研究法》中说：“例如《晋书》，自刘知几以下，共讥其杂采小说，体例不纯。吾 侪 视之，则何伤者？使各史而皆如陈寿之《三国志》，字字精严，笔笔锤炼，则苟无裴松之之注，吾侪将失去许多史料矣。”[9]这既是为《晋书》鸣不平，又何尝不是为《世说》等“稗官小说”讨尊严？这里，我们看到，褒贬毁誉，都习惯性的将《晋书》与《世说》并论，几乎给人一种“成也《世说》，败也《世说》”的感叹了！

三、《晋书》对《世说》的取舍、采撰和篡改

　　关于《晋书》采录《世说》之概况，今人高淑清、张亚军都曾做过统计，其中高氏的统计结果如下：“《晋书》共设十四个类传，其中十个类传采用了《世说新语》的条目。合而计之，列传共采入130人，307条。采用《世说新语》的人数约占《晋书》列传所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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