或一事两系，节外生枝。如 “温峤初为刘琨使来过江”条，写温峤既诣王丞相，丞相亦厚相酬纳，既出，欢然言曰：“江左自有管夷吾，此复何忧！”（《言语》）《晋书·温峤传》节引此条用之，而《王导传》又以此事属桓彝。再如《世说·赏誉》第15条：

　　庾子嵩目和峤：“森森如千丈松，虽磊砢有节目，施之大厦，有栋梁之用。”

此条记载分别被《晋书·和峤传》和《庾敳传》收录，一为庾敳题目和峤，一为庾敳赏誉温峤。姚范《援鹑堂笔记》三十三对此事详加考证后说：“《晋书·敳传》作温峤，自不误。其《和峤传》乃又采《世说》妄入之，斯为误耳。”余嘉锡氏按语亦云：“今本《晋书》杂采诸家，失于契勘耳。”[21]凡此种种，都说明由于《晋书》乃属集体撰修，作者学识层次不同，材料来源纷繁，其个中情节十分复杂，所以所谓《晋书》对《世说》的接受只是一个宽泛的说法。

　　但这些细枝末节比起那种带有重大政治原因、不得已而为之的改修来，实在是微不足道。由于《晋书》是在唐太宗李世民的直接授意下撰修的，事实上带有“政治任务”的色彩，唐太宗甚至还亲自为一些纪、传撰写评论，在《晋书》中往往以“制曰”出之，故唐修《晋书》又有“御撰”一说。[22]在这样的背景下修史，史臣们对历史人物的记载和评价，不可能不受到最高统治者的影响。日本学者清水凯夫提出了一个非常重要的观点，即唐修《晋书》是在唐太宗李世民圣意强烈笼罩下改修的。比如《晋书·王羲之传》说：“（羲之）年十三，尝谒周顗，顗察二异之。时重牛心炙，坐客未啖，顗先割啖羲之，于是始知名。”这一记载，是将《世说新语·汰侈篇》收录的“王右军少时，在周侯末坐，割牛心啖之。于此改观。”改修入《晋书》的。“《世说》编者本意是对少年王羲之行动的胆大、无礼的性格稍稍加以批评，因此才把它收在带有贬意的《汰侈篇》中；而《晋书》编者却有意识地把逸事改成称扬王羲之，这不仅是单纯的字句表现上的改修，而是关系到人品的重大修正。”[23]因为李世民对王羲之特别偏爱，认为其书法“尽善尽美”，古今独步；一代“书圣”就此产生。《世说·容止》“时人目王右军：飘如游云，矫若惊龙”条，本是对王之风度的品藻之语，而在《晋书》里，则变成“尤善隶书，为古今之冠。论者称其笔势，以为飘如游云，矫若惊龙。”这些“改修”，当是王羲之书品地位因皇帝的推崇而空前提高的产物。

　　此外，《晋书》对《世说》的接受还表现在，《世说》的一些分类及品题用语如“容止”、“简傲”、“识鉴”、“雅量”、“自新”、“豪爽”等被《晋书》大量沿用，可见，这些词语在唐代已经成为全面展现魏晋风度的基本元素了。

四、结 语

　　综上所述，《晋书》的编撰者采用《世说》，基本上是把《世说》作为史料来看待和处理的，态度上与对其它史料并无不同。而且，《晋书》对《世说》的采用还很保守，同一事件如果同时见诸《世说》及其它文献，《晋书》未必独重《世说》。[24]诚如余嘉锡所言：“凡《世说》所载事，皆自有出处，《晋书》往往与之同出一源。后人读《晋书》，见其与《世说》同，遂谓采自《世说》，实不然也。”[25]从此一角度说，今天所统计的《晋书》采撰《世说》之数字实有夸大之嫌，某种程度上，《世说》并非源头性材料，而是扮演了一个“二传手”、“中转站”的角色。

　　那么，何以《世说》被《晋书》采用会成为一个不容忽视的文化现象呢？窃以为大概有以下几点原因：其一，《世说》在初唐时已流传甚广，为文化圈中人士所喜闻乐见，同时，《世说》的版本已经得到定型，且已作为一个整体为人们所熟悉和接受，所以，对《世说》的任何一种文化加工（征引或采撰）极易被人敏感地发现和捕捉。这也是人们对《晋书》征引采撰的其它参考文献视而不见，惟独对《世说》过目不忘的首要原因。

　　其二，由于《世说》具有高度精致的语言艺术，塑造了一批极富个性的人物，它的绝大多数条目都自成一个相对独立和完整的艺术品，一旦妄加改动割裂，势必会损伤其原本的艺术性和完整性，表达效果也要大打折扣。所以对它们的改造很难做到“不留痕迹”，通常的情况是，只能做些字句的变换，而不能、更是不忍做大的改动。这样做的代价是，极易被按图索骥地找到“出处”，从而授人以柄。《晋书》对《世说》的这种“不忍割爱”的态度，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当时人们对《世说》艺术价值的认同。

　　第三，《晋书》吸取《世说》的语言艺术及人物塑造之法后，使史传叙事的文学色彩和写实效果都大大加强，这是它对传统史书撰写方式的一大突破，也是“自是言晋史者，皆弃其旧本，竞从新撰者焉”的主要原因。刘师培在论及汉魏六朝的“写实文学”时指出：“《晋书》《南、北史》喜记琐事，后人讥其近于小说，殊不尽然，试观《世说新语》所记当时之言语行动，方言与谐语并出，俱以传真为主，毫无文饰。《晋书》、《南、北史》多采自《世说》，俱非如后世史官之以意为之。至其词令之隽妙，乃自两晋清谈流为风气者也。”“唐以后之史书用虚写者甚多，非独不及《史记》《汉书》，且远逊于《晋书》《南、北史》。唐人所作之小说未尝不多，而《唐书》所以不及《晋书》、《南、北史》之采用《世说新语》者，则由文胜于质，不善写实而已。……今之谓中国文学不善写实者，责之唐宋以后固然，但不得据此以鄙薄隋唐以前之文学也。中国文学之敝，皆自唐宋以后始。”刘氏以写实与虚构泛论文史，以为既有写实之文学，亦有虚写之史书，史书而采写实之文学，不仅不为小过，甚至还有大功。如此见解，宏通高迈而又洞悉幽微。[26]只可惜，在以刘知几为代表的正统史家“诛心之论”阴影的笼罩之下，《晋书》的这种创新性一直没有得到充分认识和发扬光大，唐以后历代史书变得面目可憎也就在所难免了。

注释：

[1]参见刘强《“世说学”论纲》， 载《学术月刊》 2003年11期。

[2]刘知几《史通·古今正史》。

[3]赵翼《廿二史劄记》卷七“晋书”条。

[4]如《史通·暗惑篇》中，刘知几评《容止篇》所记曹操“捉刀”事说：“昔孟阳卧床，诈称齐后；纪信乘纛，矫号汉王。或主遘屯蒙，或朝罹兵革，故权以取济，事非获已。如崔琰本无此急，何得以臣代君？况魏武经纶霸业，南面受朝，而使臣居君坐，君处臣位，将何以使万国具瞻，百寮佥瞩也？又汉代之于匈奴，虽复赂以金帛，结以姻亲，犹恐（兀虫）毒不悛，狼心易扰。如辄杀其使者，不显罪名，何以怀四夷于外蕃，建五利于中国？”余嘉锡于此加按语说：“此事近于儿戏，颇类委巷之言，不可尽信。然刘子玄之持论，亦复过当。考《后汉书·南匈奴传》：自光武建武二十五年以后，南单于奉藩称臣，……。其君长且俯首受屠割，纵杀一使者，曾何足言？……子玄张大其词，慢持西京之已事，例之建安之朝，不亦傎乎？”语极有见。参见余嘉锡《世说新语笺疏》 ，中华书局 1983年版，页606。

[5]按：臧荣绪所修《晋书》早已亡佚，今所见臧书是清人汤球的辑本（凡17卷，又补遗1卷，丛书集成本），而辑本中有不少采用《世说新语》的例子。刘知几要批评，也应该先从臧荣绪开刀。

[6]参见高淑清《晋书缘何采录世说新语》一文，载《社会科学战线》1999年6期。

[7]见叶适《习学记言序目》卷三十《晋书·总论》。

[8]赵翼《廿二史劄记》卷七“晋书二”条。

[9]梁启超《中国历史研究法》，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1995年版。

[10]见刘节《中国史学史稿》。

[11]廖吉郎《六十年来〈晋书〉之研究》，台北中正书局 1974年版。转引自朱大渭《晋书的 评价与研究》，载《史学史研究》2000年第4期。

[12]参见高淑清《晋书取材世说新语之管见》一文，载《 社会科学战线》 2001年第1期。

[13]参见高淑清《晋书取材世说新语之管见》 。另，张亚军的统计结果大致与高淑清相同，故不赘举。见《从捃拾世说新语谈晋书的文学色彩》，载《齐齐哈尔大学学报》 2001年7月。另有柳士镇也做过统计，计有400余条，占《世说》总条目的三分之一强。参见《〈世说新语〉〈晋书〉异文语言比较研究》，《中州学刊》1998年第6期。

[14]李慈铭《越缦堂日记》第二十一册说：“《晋书》无许询、支遁等传。名言佳事，刊落甚多。 盖以鸠摩罗什、佛图澄皆有道术，故入之《艺术传》。遁既缁流，而以风尚著称，无类可归，遂从阙略。然不列询于《隐逸》，又何说乎？若收许询，便可附入道林。因及释道安、竺法深、慧远诸人，标举胜会，亦自可观，作史者所不当遗也。”

[15]余嘉锡《世说新语笺疏》，上海古籍出版社 1993年版，页319。

[16]程炎震《世说新语笺证》，载《国立武汉大学文哲季刊》第七卷第二期（ 1942）、第三期（1943）。

[17]参见萧艾《世说探幽》，湖南出版社1992年版，页17。

[18]周一良《魏晋南北朝时札记·晋书札记》：“《晋书》外无臧否云云，即解释‘裁中'一词。”此说未必。从语意上分析，也可以理解为对“皮里阳秋”的解释。若“裁中”一词果为后人所注，则《晋书》作者未必得见。周氏还说：“然《世说新语》及《晋书》之解释皆近于望文生义。‘皮里'实即‘活人'之意。……皮里春秋原意不外活春秋也。”方一新则认为：“将‘皮里晋书'解释为‘活晋书'，意思并不错，但似不能由此得出‘皮里'就是‘活人'，‘皮里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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