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取舍与剪裁

　　从上举数据可以看出，唐修《晋书》尽管取资《世说》甚多，但绝非像《四库总目提要》所说，达到了“取刘义庆《世说新语》与刘孝标所注，一一互勘，几乎全部收入”的程度。事实上，《世说》与《晋书》共同涉及之人物，其言行逸事的很大一部分，还是被《晋书》列传及载记割舍了，而像支遁、许询那样在《世说》中鼎鼎大名的人物，《晋书》竟然没有为其立传。[14]这说明，《晋书》对《世说》的记载并非照单全收，而是取舍有度。而其遴选取舍也遵循着一定的原则，借此可以一窥其总体的编撰倾向。

　　首先，是重视重大历史事件中人物的表现。如简文帝本是一位雅好清谈的风流皇帝，留下许多清谈及品题人物的名言佳对，如“登峰造极”、“会心处不必在远 ”、“觉鸟兽禽鱼自来亲人”、“以简应对之繁”等，但《晋书·简文帝纪》一概剔除，而只将发生在简文身上的与国事大局有关的记载——如《政事》篇“初，荧惑入太微”条等——采之入书。其次，是特别偏爱能够表现人物性情风貌的记载（如《识鉴》《赏誉》《容止》等篇），而对与人物身份相去较远的逸事忽略不计，有时还为尊者、贤者讳。如《温峤传》只选取其临危受命、“建匡立之功”（《世说·言语》35）等轶事，而著名的“温公娶妇”以及“世论温太真是过江第二流之高者。时名辈共说人物，第一将尽之间，温常失色”（《品藻》）的记载，则付之阙如。又如《周顗传》为了表现周顗“处腴能约”、“高才雅道”、“抗言无挠，甘赴鼎而全操”（见传后“史臣曰”）的忠臣形象，就把他“与亲友言戏秽杂无检节”的所谓“千里一曲”（《任诞》）的粗放行为一笔勾销。至于像“简文见田稻不识，问是何草”（《尤悔》）的尴尬事，当然更是避之唯恐不及了。

　　第三，对于过分夸张或不甚可信的记载，加以适当剪裁。如《世说·德行》第14“王祥事后母朱 夫人甚谨”条及刘注，《晋书·王祥传》大部分予以采用，惟独不载后母夜半杀祥，“值祥私起，空斫得被”的恐怖情节。此外，剪裁的手段有时也服务于将小说叙事转变为历史叙事的目的。如《世说·尤悔》第7条：

　　王导、温峤俱见明帝，帝问温前世所以得天下之由。温未答。顷，王曰：“温峤年少未谙，臣为陛下陈之。”王乃具叙宣王创业之始，诛夷名族，宠树同己。及文王之末，高贵乡公事。明帝闻之，覆面着床曰：“若如公言，祚安得长！”

而《晋书》将其系诸《宣帝纪》，在交代司马懿的一生行事后，于最后一段节引此条云：“明帝时，王导侍坐。帝问前世所以得天下，导乃陈帝创业之始，及文帝末高贵乡公事。明帝以面覆床曰：‘若如公言，晋祚复安得长远！'迹其猜忍，盖有符于狼顾也。”《世说》中本无关于司马懿的正面记载，《晋书》挪用《世说》此条则成了对司马懿的侧面描写，在对司马懿本传收束的同时，又通过其子孙之口对司马懿作了形象的历史评价，这样的编排的确颇具匠心。而且，由于历史时间（“明帝时”）和叙事方式（倒叙）的确定，这段在《世说》中以“点”的形式被接受的故事，就被置于一种时间的“线”性流程中，成了历史的一部分。至于温峤其人，因为与主旨无关，干脆被“腰斩”了。此外，针对传闻异辞，《晋书》又会采用拼接之法，如《方正》第 36、38两条，都提到孔群指斥匡术“鹰化为鸠，尤憎其眼”，实际上属于一事而传闻异辞。《晋书》不悟《世说》传疑之意，乃合两事为一，穿凿附会而偏离史实。故余嘉锡说：“盖《晋书》好采小说，不欲有所取舍，故为此弥缝之术也。”[15]真是一语中的。

　　当然，《晋书》采录《世说》也存在不少错误。《世说·自新》“周处斩蛟”事，本属不经之谈，而《晋书·周处传》竟引之入书。不过，这样的错误在《晋书》中，毕竟还是极个别的现象。

　　（二）统整与编排由于《世说》分门隶事，同一人物的不同性质的言行被分散在不同的篇目里，因此，在进行史学还原时就必须以人物为中心重新归类。《晋书》正是将这些分散的材料统整起来才完成一篇篇列传的。对于那些确定要用的材料，则必须加以分析、研究，弄清其发生的时序，然后统整、糅合，使分散的零件熔铸为一个前后相续、因果相仍的一个序列或整体。如《晋书·周顗传》：

　　顗性宽裕而友爱过人，弟嵩尝因酒瞋目谓顗说：“君才不及弟，何乃横得重名！”以所燃蜡烛投之。顗 神色无忤，徐曰：“阿奴火攻，固出下策耳。”（《世说·雅量》21）王导甚重之，尝枕顗膝而指其腹曰：“此中何所有也？”答曰：“此中空洞无物，然足容卿辈数百人。”（《排调》18）导亦不以为忤。又于导坐傲然啸咏，导云：“卿欲希嵇、阮邪？”顗曰：“何敢近舍明公，远希嵇、阮。”（《言语》40）

这里连用三则《世说》条目而不觉生硬，就是用了 “顗性宽裕而友爱过人”、“王导甚重之”等语句巧妙粘连的结果。统整一般采取“总－分－总”的叙述结构，或总而后分，或分而后总，分述时以“尝”“曾”“又”等词勾连，总结时则多采用“性……而……”或“其……如此”句式，如“其矫情镇物如此”（《谢安传》）、“其轻易权贵如此”（《陆玩传》）等等，使《世说》打乱时序和因果联系的“丛残小语”重新回到史传叙事的时间流程之中。

　　《晋书》的编者们还注意到《世说》叙事宾主穿插、前后互见的特点，在修史时有意识的加以甄别、排比，将关于两个人物的同一记载，编排在最合适的传记中。如《雅量》篇所载“东床坦腹”的故事，正面描写郗鉴，侧面描写王羲之，但其“主人公”却是王羲之，故史臣将其放在《王羲之传》里。《识鉴》篇载褚裒于众人中识别孟嘉的故事，本是激赏褚裒之“默识”，《晋书》将之归入《孟嘉传》，以烘托孟嘉的才超众流。似此巧妙安排均可见编者之匠心。

　　（三）订补与训释

　　《世说》记载逸闻琐语，每每忽略背景，断章取义，《晋书》则稍加考辨，取其详审。如《赏誉》第 54条：

　　王丞相云：“刁玄亮之察察，戴若思之岩岩，卞望之之峰距。”

此条当转引自《郭子》，末有“并一见我而服也”。乍一看，读者会以为这句话是王导对刁、戴、卞三人的赞美，其实不然。刘孝标注引比《郭子》更早的《语林》，就将事情真相表露无疑：

　　孔坦为侍中，密启成帝，不宜往拜曹夫人（王导妻）。丞相闻之曰：“王茂弘驽 痾耳！若卞望之之岩岩，刁玄亮之察察，戴若思之峰距，当敢尔不？”

原来，这话本是王导的愤激之词，同时也暗含了对那三人的不满，联系三人与王氏家族的关系，这样的记载还是符合史实的。《晋书》将此事置诸《卞壼传》，并采用了《语林》的说法，且加了一句铺垫：“时王导以勳德辅政，成帝每幸其宅，尝拜导妇曹氏。侍中孔坦密表不宜拜。导闻之曰：……”这样就把这句话的背景交代清楚了。另如《文学》篇“三语掾”的故事，《世说》记载是阮宣子（修）与王夷甫（衍）问答之词，而《晋书·阮瞻传》则以此事属之阮瞻与王戎。查《御览》二百九《太尉掾》门及三百九《言语》门引《卫玠别传》所载此事，均作阮千里（即阮瞻），程炎震以为“则是瞻，非修也”。[16]可见，史臣们为了考信求实，的确是下了大功夫的。

　　除了订补，还有训释。《世说·赏誉》：“桓茂伦云：‘褚季野皮里阳秋。'谓其裁中也。”后一句解释有人怀疑是“读者评语搀入正文”。[17]这是有可能的。因为今本《世说》几经宋人删削，不复其旧，而 “唐写本残卷”所见数条，绝无此类看似作者“旁白”或“解释”的语句。“裁中”云云似不合《世说》撰例。但无论如何，至少表明，“皮里阳秋”一语，在《世说》的编撰或流传过程中，属于存在“理解障碍”的词语，需要加以疏通解释。《晋书·褚裒传》则作：

　　裒少有简贵之风，……谯国桓彝见而目之曰：“季野有皮里阳秋。”言其外无臧否，而内有所褒贬也。

这里的“言其外无臧否，而内有所褒贬也”，正是对“皮里阳秋”一语的解释。[18]此外，《世说》有些文句因为出自口语，断句颇难。如《方正》“王文度为桓公长史时”条，当王坦之告诉其父王述（蓝田）桓温要为子求婚之后，“蓝田大怒，排文度下膝，曰：‘恶见文度已复痴畏桓温面兵那可嫁女与之！'”此句句读，直到明代尚众说纷纭，[19]实则这一问题《晋书》早已解决。《王述传》作：“汝竟痴耶？讵可畏温面，而以女妻兵也！”非常准确的传达了本文的意思，也更为符合王蓝田狷急抗直的性格。这些对《世说》本文的训释，或出于会心，或凭借考证，使文本背后的意思和语境更为清晰了。

　　唐修《晋书》对《世说》的采用，事实上也属于“二度创作”，很多地方都做了细小的改动。或改动文字，添枝加叶。如《识鉴》载：“张季鹰辟齐王东曹掾，在洛见秋风起，因思吴中菰菜羹、鲈鱼脍”，《晋书·张翰传》则改作“菰菜、蓴羹、鲈鱼脍”，似乎更符合生活常识。[20]

　　或改动人事，反正为误。如《世说·德行》载：“王安丰遭艰，至性过人。裴令往吊之，曰：‘若使一恸果能伤人， 濬冲必不免灭性之讥。' ”《晋书·王戎传》竟改裴令（即裴楷）为其女婿裴頠；《识鉴》“王恭随父（王蕴）在会稽，王大（忱）自都来拜墓，恭暂往墓下看之”条，《晋书》以王大为王悦，张冠李戴，导致错误。 当然，也有看似对《世说》所记人事有改动，而实际上是《晋书》别有所本的情况，如《文学》篇记：“殷仲文天才宏赡，而读书不甚广，博亮（疑当为傅亮）叹曰：‘若使殷仲文读书半袁豹，才不减班固。'”《晋书·殷仲文传》作谢灵运语，且解释说“言其文多而见书少也”。而据《文选集注》六十二江文通拟殷东阳《兴瞩诗》注，此条记载乃引自沈约《俗说》。这样的改动究竟是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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