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佛钵经》这样的伪经。佛钵是佛教史上的大事，如果道安和道宣知道和尚感现佛钵之事，决无知而不言的道理。但道安碑只记载了番禾瑞像事，此点可从道宣对道安碑的引述中得到证实。道宣共有两处引及道安碑：《续高僧传》卷二五“因之惩革胡性、奉行戒约者殷矣。见姚道安制像碑。”[12]《集神州三宝感通录》卷中“元魏凉州山开出像”条，从刘萨诃番禾授记至周建德年间像首又落，后云“备于周释道安碑”。[13]萨诃西游五天、感现佛钵事应不载于道安碑，如道安碑言及佛钵，道宣不会不引述。而且在道宣的所有关于刘萨诃的著作中都没有提及和尚与佛钵的这段因缘，这也就是说，在关表做过两年实地调查的道宣也不知道刘萨诃去印度礼拜佛钵这种传闻。
在此姑且对感现佛钵这个传说的产生时间做一个粗略的推断：因为道安碑不载此事，所以它必产生于北周之后。它很可能是河西走廊、敦煌一带的独有的传说，所以即使在道宣时代也会因为流传地域不广而鲜为人知。1979年在甘肃武威出土了一块天宝年间的石碑，孙修身拟名为《凉州御山石佛瑞像因缘记》[14]，碑云：“阳僧刘萨何，天生神异，动莫能测，将往天竺观佛遗迹，行至于此，北面顶礼。”据此可 以暂且将西游五天、感现佛钵这一传说的下限划定在天宝年间。
至于这个情节的材料来源，有可能是这样的：既然《法显传》有那么一个慧达去了印度、礼拜了佛钵，在《冥祥记》中又有一个观音授记佛钵必来中土的情节，后人由此受了启发，将去印度的传说、感现佛钵的故事附会在刘萨诃的身上，这是完全可以理解的。
7）秦州敷化，酒泉迁化
《因缘记》云：“以正始九年十月廿六日，却至秦州敷化。返西州[15]，游至酒泉迁化。于今塔见在，焚身之所，有舍利，至心求者皆得，形色数般。”
秦州在陇右一带。三国魏时始置。北魏时治上封城，领天水、略阳、汉阳三郡。[16]北周仍治上封，领郡五：天水、汉阳、清水、略阳、河阳。[17]这一段是说和尚在陇右传教后西行至酒泉迁化，所据应是刘萨诃在陇东和河西走廊的传教活动。
刘萨诃和尚迁化于酒泉，诸家记载一致。《续高僧传》卷二五：“达行至肃州酒泉县城西七里石涧中死。其骨并碎，如葵子大，可穿之。今在城西古寺中塑像手上。”[18]《集神州三宝感通录》卷下：“行出肃州酒泉郭西沙礰而卒。形骨小细，状如葵子，中皆有孔，可以绳连。故今彼俗有灾障者，就礰觅之，得之凶亡，不得吉丧。有人觅既不得，就左侧观世音像上取之，至夜便失，明旦寻之，还在像手。故土俗以此尚之。”[19]《太平寰宇记》卷一百五十二“酒泉县”条载：“刘师祠，在县南。姓刘，字萨河。沮渠西求仙，回至此死。骨化为珠、血为丹。门人因立庙于此，令人致心者。谒之往往获珠丹焉。”[20]《永昌县志》风俗之卷三亦云：“刘摩阿，初住云庄寺，北凉时西去，没于酒泉，骨化为珠，血化为丹。”[21]根据诸家记载的一致性，可以推测它大致源出于和尚迁化酒泉这一事实，所以其产生时间就在刘萨诃陇右、河西走廊传教，卒于酒泉之时。虽在迁化地点上没有争议，但各家记载还是稍有差异：道宣云骨碎如葵子，中间有孔，可穿之，且可预示吉凶；《因缘记》云萨诃舍利形色数般；《太平寰宇记》、《永昌县志》云骨化为珠、血化为丹。这些都是在刘萨诃迁化酒泉的基础上衍生出的多种形态的传说。《寰宇记》、《永昌县志》为后起之文献，记述最为简略，《因缘记》所云萨诃舍利形色数般，与道宣所记相异，且不及道宣详细逼真，故有可能是道宣之后的传说。
8）授记莫高窟
《因缘记》的结尾这样说：“莫高窟亦和尚受记，因成千龛者也。”
这也是《因缘记》的独有情节，不见于其它记载。因此我猜测它应是敦煌刘萨诃信仰盛行之后方才衍生出的传说，其产生时间应较佛钵传说更晚。
综上所述，《因缘记》的创作时间和材料来源可总结如下表：
故事单元
材料来源
产生时间
姓名籍贯
河西定阳说
西魏、北周以后
冥游
北方流传的刘萨诃入冥故事
南北朝末期至唐初
广寻圣迹
刘萨诃南北游化
和尚生前、死后
驴耳王
河套一带的传说
夏国国灭（407～431）后至北魏孝文帝（471～499在位）在河东设立定阳之前
番禾瑞像
道安碑
北魏太延元年（ 435 ）以后
西游五天，感现佛钵
可能源自西行僧人礼拜佛钵的传闻
北周以后、天宝以前
秦州敷化，酒泉迁化
刘萨诃游化陇东、河西，迁化酒泉
和尚生前、死后。道宣之后。
授记莫高窟
敦煌的一种传说
可能比佛钵传说还要晚
二、 关于“因缘记”这种文体
《刘萨诃因缘记》该归属于何种文体呢？是作为讲唱文学的因缘文？还是通俗化了的僧传？或者用今天的文体分类法直接将之归入释氏辅教小说？
作为讲唱文学的因缘是唐代为宣传佛教而采用的说唱伎艺说因缘的底本，如《难陀出家缘起》、《悉达太子修道因缘》、《太子成道经》、《太子成道因缘》、《欢喜国王缘》、《丑女缘起》等。在敦煌遗书中，还有一种“因缘”——《佛图澄和尚因缘记》、《刘萨诃和尚因缘记》、《隋净影寺沙门慧远和尚因缘记》、《灵州史和尚因缘记》，从这些“因缘记”的内容和形式上看不出任何讲唱的痕迹，这是可以肯定的。 周绍良先生这样解释道：“这里有一部分题名作‘因缘记'，但文字基本与《高僧传》或《续高僧传》大同小异。是此等因缘记采自《高僧传》或《续高僧传》，抑《高僧传》或《续高僧传》采自民间传说，均不能定。如《灵州史和尚因缘记》，似不能采自《宋高僧传》，即此一例，已足说明此等因缘记当在前。可见为讲说之用，否则不必标明为‘因缘记'，亦不必另行录出，只据书宣讲即可。故此等因缘记可见为说因缘之底本。”[22]
周先生对《因缘记》与僧传和讲唱因缘文的关系作出一个大胆的设想。从上文对《因缘记》故事的分段解读中，可以肯定《因缘记》的材料来源絶大多数是民间传闻，而不是慧皎《高僧传》和道宣《续高僧传》。它颠倒错乱的叙事顺序，极度简略的叙事风格，朴实无华的叙事语言都表明这决不会出自上层知识分子之手，也就是说， 这种记载是民间文人出于虔诚的信仰而作的记载，是对民间传说的记录和整理。正是由于刘萨诃传说当时在敦煌的影响极大，所以才会出现这样一些抄本。
《刘萨诃因缘记》采用散文体的形式，确实类似、接近于僧传。它是对刘萨诃和尚一生事迹的叙述。这种形式的“因缘记”，根本不可能用于讲唱。显而易见，它决不是用于讲唱的因缘文。但是它与讲唱式因缘文真的就毫无瓜葛吗？
拿另一类讲唱文学变文来说，散文形式的变文也有，如P.2721V《舜子至孝变文》和P.3645《刘家太子变》。荒见泰史对此做过专门的研究。他通过对比《舜子至孝变文》与P.2621《（拟）孝子传》，认为《舜子至孝变文》是从不同渠道的文本上摘录、拼接，然后稍作加工而成。至于《刘家太子变》其拼凑抄写方式类似于《（拟）孝子传》、《句道兴本搜神记》等敦煌类书。荒见泰史的结论是：“笔者认为这些写本或摘录经典，或转抄类书，并且舍弃了说教色彩浓厚之处，使之更通俗化了。抄录故事的目的或是为了讲唱搜集整理素材，或用于讲唱时作为纲要底本，或为参考笔记之用。”[23]
那么，再回头来看《刘萨诃因缘记》。这篇《因缘记》的确可疑，疑点有：第一，诚如周绍良先生所言，它如果是僧传类作品，直接可以标明“刘萨诃和尚传”，而不必以“因缘记”名之。第二，可以肯定《因缘记》的材料来源不是僧传，而是民间传闻。第三，《因缘记》记事极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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