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因缘记》的价值

　　陈祚龙先生在其《刘萨河研究》一文中点出《因缘记》的价值，确为真知灼见： “只要大家确有兴趣，改行追问‘为什么'当年的‘知识分子'竟会抄写这样的篇章，以及其它一连串的‘为什么'，我相信，大家一定可从此‘记'之中，找出一些有关的答案！就我所知，此‘记'除可直接用以稽核刘萨河的‘行谊'之外，它还很有助于我们考究中世中华哲学、文学、佛学、语言学、宗教学、历史学、民俗学、社会学……，各种专门‘学术'的演化！”

　　在上文对《因缘记》的解读的基础上，我们将《因缘记》的价值总结为三点，现分述如下。

　　第一，《因缘记》是刘萨诃传说故事的杂集，其本身就展现了刘萨诃传说衍化的历史。佛教灵应故事可以通过不同母题的拼凑组合来不断地增殖繁衍。但像刘萨诃传说这种能够从四世纪末期直至十世纪保持长盛不衰的魅力的灵验故事是为数甚少的。刘萨诃传说 既体现着刘萨诃信仰的历史变迁，同时每一个新增的母题也体现出它所处的具体时代、地域的风貌特色。在敦煌刘萨诃材料中，与绝大多数以番禾瑞像为中心的其它材料相比，《因缘记》包含的母题情节最为丰富。虽然记事简略，但它仍是现存最完整的刘萨诃传说。从上文对 《因缘记》各段情节材料来源的分析中可以看出，它保留了不同时代刘萨诃传说衍化的痕迹，是考见刘萨诃传说演变的重要材料。

　　第二，《因缘记》反映出佛教信仰的民间形态。从《因缘记》的材料来源可以看出，它是来自于民间的长时期的集体创作和集体加工的产物。 它颠倒错乱的叙事顺序，极度简略叙事风格，朴实无华的叙事语言也充分体现了它的民间性。刘萨诃由猎师或下层军吏的低微出身变为稽胡族的民族神、南北中国认可的“高僧”，这一传奇经历验证了信佛可以得到无穷的福报，因而尤其投合下层民众的愿望和精神需求。在《因缘记》简短的记载中，传达出民众对地狱惩罚的恐惧、对神奇幻术的崇拜、对太平盛世的渴望，以及在此基础上对刘萨诃的虔诚的信仰。正是出于这种信仰，广为流传的刘萨诃传说才得以被整理、被抄录、被流传，《因缘记》也就由此而诞生。

　　第三，从文学的角度来看，《因缘记》亦有其独特的价值。如果用“叙述宛转，文辞华艳”这样的标准来衡量《因缘记》，那恐怕它是谈不上什么文学价值了。但不管怎么样，《因缘记》的记事还是可以称得上曲折离奇，虽然只是一个梗概、一个提纲。不过，我们更重视它作为一种民间状态的佛教文学作品所具有的独特的文学价值。我认为从这一角度来看待《因缘记》的文学价值，至少有两方面是值得引起重视的：一是文体，二是母题。从文体上来说，虽然我们找不到这种文体的归属，但“因缘记”仍然暗示了与讲唱因缘文存在着某种联系。从母题上来说，在民间文学中，母题复制是一种常见现象。但刘萨诃传说不是一种简单的母题复制，它以刘萨诃的行迹为线索，贯穿了民间佛教信仰的大大小小的母题（诸如地狱巡游、观音信仰、阿育王塔和阿育王像的信仰、蚕茧的信仰、瑞像的信仰、佛钵的信仰等等）。在这一点上，《因缘记》表现得非常典型。因此，通过对《因缘记》的母题分析，不仅可以剖析《因缘记》的结构、解释《因缘记》的形成，而且对于刘萨诃传说的母题解析乃至民间文学的母题研究都是有积极意义的。

注释：

[1]萨诃，又作萨何、萨河、萨和、屑荷、苏何等，大约是因为稽胡语音译的缘故，并无固定准确的写法。今从敦煌文献，采用“萨诃”。

[2]《华冈佛学学报》第三卷，1973年5月，第33至56页。

[3][法]魏普贤撰《敦煌写本和石窟中的刘萨诃传说》第446页注④⑤。载[法]谢和耐等著、耿升译《法国学者敦煌学论文选萃》，中华书局1993年版。

[4][唐]李吉甫撰，贺次君点校《元和郡县志》卷三：“后魏文帝大统三年（537），割鄜、延二州地置汾州，理三堡镇。废帝以河东汾州同名，改为丹州。因丹阳川为名。领义川、乐川县。”中华书局1983 年版，第73—74页。

[5]关于刘萨诃和尚的籍贯归纳起来有三种说法：一是《冥祥记》、《高僧传》为代表的离石（在今山西离石一带）说，二是《续高僧传》、《因缘记》为代表的定阳（在今陕西宜川西北）说，三是道宣《续高僧传》、《释迦方志》的慈州（在今山西吉县西北）说。其中离石说产生最早，具有史源意义，它是齐梁时南朝文献一致记载的刘萨诃的籍贯。定阳说应起因于刘萨诃在该地有广泛深入的传教活动，是较早为北方认可的刘萨诃的籍贯。慈州说产生最晚，道宣所说的慈州就是北魏孝文帝所置的定阳郡，而河东定阳郡、县的得名源自河西的定阳胡人渡河而来，所以究其根源慈州说是随着西岸的定阳稽胡东渡黄河迁徙至河东定阳而产生。（参注9）其实，造成刘萨诃籍贯发生变化的重要因素有两个：一是刘萨诃的传教活动的地域变化，二是稽胡族的迁徙。

[6]参汪向荣所辑思讬《鉴真传》的逸文。载[日]真人元开著、汪向荣校注《唐大和上东征传》，中华书局1979年版，第106页。

[7]载《大正藏》第50册第 645 页。

[8]魏普贤撰《敦煌写本和石窟中的刘萨诃传说》，第438页。

[9]《元和郡县志》卷十二：“（吉昌县）本汉北屈县志也，属河东郡。后魏孝文帝（471—499年在位）于今州置定阳郡，并置定阳县，会有河西定阳胡人渡河居于此，因以为名。十八年，改定阳县为吉昌县。贞观八年改置慈州，县依旧属焉。”贺次君点校本第342页。

[10]载《大正藏》第52册第434页。

[11]陈祚龙撰《 刘萨河研究——敦煌佛教文献解析之一 》，第35页。

[12]载《大正藏》第50册第645页。

[13]载《大正藏》第52册第417页。

[14]孙修身、党寿山撰《〈凉州御山石佛瑞像因缘记〉考释》，《敦煌研究》1983 年创刊号（总第三期），第102—107页。

[15]P．2680作“西州”，P.3570、P.3727作“西”。据《元和郡县志》，“西州”一名乃贞观十四年八月列高昌王之地而为之。

[16]《魏书·地形志》，中华书局标点本。

[17]王仲荦著《北周地理志》，中华书局1980年版，第136—137页。

[18]载《大正藏》第50册第645页。

[19]载《大正藏》第53册第435页。

[20][宋]乐史撰《太平寰宇记》，台湾文海出版社1970年版《宋代地理书四种》本。

[21][清]张玿美修、曾均等撰《五凉全志》，《中国方志丛书》之“华北地方”第560号第393页，台北成文出版公司1966—1970年出版，影印清乾隆十四年刊本。

[22]周绍良著《唐代的变文及其它》，载《敦煌文学刍议及其它》，新文丰出版股份有限公司1992年版，第85页。

[23][日]荒见泰史撰《敦煌变文研究概述以及新观点》，《华林》第三卷，中华书局2003年1月出版，第387—40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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