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结论是：病态的美学出自于病态的社会。可是，从什么地方谈起呢？我们就从最近央视播放的一部电视纪录片《大国崛起》谈起吧。对于这部专题片，我相信你们可能都有所耳闻，目前也有很多人纷纷叫好，可是我却不觉得“大国崛起”有多好，且不去说我认为中国最应该拍的主题其实是：大国衰落。中国这样的大国是怎么衰落的？全世界有哪些曾经的大国衰落了？它们为什么会衰落？这些问题事实上对于中国来说要远为重要。而且，即使是拍大国崛起，这部记录片也没有指出关键的问题。一个大国的崛起的真正原因，应该是民主、自由、公平、正义。而且，一个大国的崛起的关键还应该是：从私权走向公权。现代国家制度的建立靠的是从私权走向公权，靠的是从“家”走向“国”。可是，中国的五四前后，梁启超、康有为这些人都曾经是中国思想界最进步的人物，但是，他们却都弄不清楚西方人说的“国家”是什么意思。什么是“国家”？他们也弄不清楚。而且，直到今天，我们也还是没有弄懂。古代中国只有一个概念，叫做“天下”，国民党只有一个概念叫做“党国”，过去我们也有过一个概念，叫做“江山”。而这一切尽管说法不同，但是核心都是一个，就是把国家的公权压缩为私权。而一个大国的崛起，唯一的原因，恰恰就是公权的崛起。也就是说，一个崛起的大国必须提供极其充沛的公共产品。例如，我们现在到处讲“和谐社会”，什么叫“和谐社会”？其实所谓的和谐社会并不是指的一个团结的社会、和气的社会，而是指的公平、正义的实现。而要实现公平、正义，就必须要实现公共产品的极大丰富。

　　过去改革开放刚刚开始的时候，我们给老百姓提供的主要是私人产品——衣食住行的满足。然而老百姓在衣食住行被满足以后，又必然要求公权的实现，要求公共产品的极大丰富。什么叫做“公共产品”呢？司法公正、教育平等、政治清廉、住房福利、医疗保障等等，一个成功的社会必须要给所有的公民提供丰富的公共产品，以便供其使用，反之，一个社会如果不能提供充足的公共产品，那么这个社会就一定是最最糟糕的。我们今天讲中国的衰落和崛起，其实不要去看西方，只要去看《水浒传》、去看大宋，就足够足够了。人们都说宋朝是中国大国衰落的起点。为什么会如此？其中存在着一个内在的规律，我不知道你们注意到没有，中国在宋朝以前，所有王朝的衰落都是“自作孽”。都是自己折腾，自己把自己的“江山”给折腾掉了，但是自宋朝开始，却都是被外族所灭。究竟是自己折腾掉容易，还是被外族灭掉容易呢？当然是被外族灭掉更容易。要知道，自己折腾掉是很难的。但是，为什么从宋朝以后，外族来一个灭一个，包括元朝也是被汉族灭掉的，这也等于被外族所灭。为什么宋元明清如出一辙呢？为什么会亡得如此轻而易举，亡得如此毫无悬念？在这里，我想谈谈我的想法：这说明中国社会的公权到了《水浒传》时代已经被降到了最低点。一个泱泱大国，到了宋朝时为社会所提供的公共产品已经接近于零了！那种接近于零的状态下的社会和政权当然完全是不堪一击的，也是任何一个外族都可以把它灭掉的。因为，所有的人都不愿意为那样的王朝效命了。举个例子，《水浒传》里的杨志在北京当跟班的时候，梁中书说，你负责把我的生辰纲给我护送到开封去，杨志说：我不敢送。他问：为什么呢？杨志说：一路上盗贼横行。杨志说得不错，他要送的是十万生辰纲，相当于今天的多少钱呢？三千万。这可不是一个小数字啊。于是梁中书又说：那我多派官兵护送。杨志说：“恩相便差五百人去，也不济事。这厮们一声听得强人来时，都是先走了的”（第16回）。这真是一语道破当时的社会内幕。当中国的公权已经完全丧失的时候，所有的人就都不愿再为这个国家卖命，遇到事情，他的唯一选择就是逃跑。在这种情况下，你带多少兵去送都不管用。这就是中国的宋代之后为什么屡屡被外族所灭的根本原因。

　　有人一定会问：中国作为一个大国，为什么会如此一撅不振？一个关键的问题，就是公权的萎缩。在这里，我给大家提供一个简单的社会判断标准。如果一个社会的公共权力机制运转正常，它必须坚持两项标准：第一个标准是：当个别人利益增加时，所有的其他人的利益不能受到损害。这是第一原理——“帕累托改进”（Paretoimprovement）；第二个标准，少数人富起来了，如果出现了多数人穷下去的状况，国家就必须强迫少数人拿出银子来，给多数人以补充。这就是第二原理——“卡尔多改进”（Kaldor-Hicksimprovement）。在任何一个大国的崛起中，这两条原理都是不能违反的。西方历史学家约瑟夫·R·斯特拉耶认为：一个国家的产生，标志应该是从开始区分私权和公权，并开始用公权保护私权、用公权为民众提供服务开始。过去是掠夺私人财产，现在是合理地界定公权和私权，并对私权加以保护。这意味着，一个国家，如果真正是“国”而不是变相的“家”的话，它就一定要提供充足的公共产品，而且，公共产品越多，这个社会就越有保障。当我遇到不义的时候，打官司时我能胜诉；当我要上学的时候，我的分数只要达标我就能上学；当我找工作的时候，我只要有能力我就能就业，当我出门在外的时候，我的身家安全也能够有充分的保证。但是在中国，在大宋，这一切都被抛在了脑后。在中国，到了宋朝，我们看到的情况是：“公共权力失范、公共产品匮乏、公共社会萎缩”。这就是我们在《水浒传》里看见的吏治腐败、司法腐败、社会腐败、制度腐败；穷者越穷、富者越富；少劳多得、多劳少获、劳而不获；起点不公、机会不公、规则不公、结果不公……百姓无辜被鱼肉，自由、平等、公义则无处可寻。

　　这一切，都与中国社会的“中国特色”有关。中国从来就没有“国家”而只有“天下”。要了解中国，就一定要了解“天下”的真实含义。张艺谋拍《英雄》时曾洋洋得意地谈到他的发现：荆轲不应该刺秦。秦始皇是为了一统“天下”，为了“天下”的“和平”，是为全中国人民谋幸福的。言下之意，他是人民大大救星。张艺谋确实并不愚蠢，但是他真的愚昧。他对中国历史也一无所知，中国人讲的“天下”可不是老百姓之天下，而是“一人之天下”、“一姓之天下”。中国所有的政治斗争无非就是抢椅子的游戏，三把椅子四个人抢，两把椅子三个人抢，一把椅子两个人抢。最后某某某抢到了这把椅子，这就是中国的“天下”。《史记·秦始皇本纪》中已经说得很清楚：“六合之内，皇帝之土；人迹所至，无不臣者”。天下是自己的产业，黎民百姓是牛马畜生。中国的二十四史，也无非就是二十四姓霸占全国的历史，就是天下成为刘姓、李姓、赵姓、朱姓……的私有财产的历史。而既然是“一人之天下”、“一姓之天下”，自然也就不可能存在什么公权，而只存在暴力。连西方人孟德斯鸠都看出来了：统治中国的是棍子。

　　那么，在“一人之天下”、“一姓之天下”中的人们又该如何生存呢？当然无法进入统治者的利益共同体，“是日何时丧？予与女皆亡！”（《史记·夏本记》）这种心理的冷漠与对抗无疑已成为一种普遍的意识，何况，生存在“一人之天下”、“一姓之天下”中的人们还是一盘散沙，各怀鬼胎，各谋私利，没有谁能够有安全感。被人害的人往往又是害人者，《水浒传》在写刘高陷害花荣一章的结尾写过两句诗：“生事事生君莫怨，害人人害汝休嗔。”（第34回）这无疑是真实的。因此，唯一的生存途径就是：设法组成不同的获利集团，以便放大自己的力量，以求在“一人之天下”、“一姓之天下”中分一杯羹。这就是说，我一个人根本无法与赵家统治集团相争，一颗汗珠摔八瓣的辛勤劳作，也无非只是为自己进一步地被盘剥制造理由，那更得不偿失。要想生存，可行的方式只有一个，就是我也可以效法统治者，以各种各样的方式结成小集团，利用手中掌握的公共权力或相对稀缺性的资源，去合法地掠夺或者伤害社会与他人，并且借助这种方式来获利。显然，这一切都是被“中国特色”的“天下”逼出来的。

　　吃拿卡要：“万人之上”的高官获利集团

　　具体来说，我们在《水浒传》中看到了三个不同的获利集团。

　　首先是以“四大恶人”——蔡京、童贯、杨戬、高俅为代表的获利集团。他们虽然在“一人之下”，但是却也在“万人之上”。他们欺上瞒下，把手里的“公职”变成“私权”，结成牢固的利益集团，一方面“巧取”赵家的财产，一方面“豪夺”百姓的利益。林冲误入白虎堂，法官宣判的时候说：你以为开封府是朝廷的吗？是高太尉家的。真是一语点醒梦中人啊。要知道中国人的家底是很薄的。“薄”到什么地步呢？孟子早就说了，“五亩之宅，树之以桑，五十者可以衣帛矣；鸡豚狗彘之畜，无失其时，七十者可以食肉矣；百亩之田，勿夺其时，数口之家可以无饥矣；”[4]，你们看看，这是不是太可怜了呢？因此，中国人的生活实际上是长期在贫困线上挣扎的。学法律的人都知道亚当·斯密，他就曾说过：中国下层阶级的生活还不如欧洲的乞丐。学文科的人没有不知道黑格尔的，他也说过：中国是灾荒之国。他们都是外国人，但是他们对于中国的这一观察是大致不错的。而中国的历史学家也有过一个著名的统计：中国人要生存，人均不能低于四亩地，否则就会陷于饥荒，家将不复为家。可是，据我看到的一个材料介绍，大宋时候的人均仅仅四亩六分。这样一来，我们假设其中三亩的收入要用来养家，一亩三分的收入要用来纳税，那么，仅存的三分地的收入，就正是主要被以“四大恶人”——蔡京、童贯、杨戬、高俅为代表的获利集团搜刮走的。梁中书一次能送三千万的生日贺礼，而且去年还同样送过一次，但是被强人抢走了，加在一起，就是六千万，再加上他还要给别人送各种各样的贺礼，还要自己吃喝玩乐，他一年“巧取豪夺”的数字肯定会是个天文数字啊。金圣叹这个人很聪明，他看了《水浒传》以后就说，“乱自上作”。而且在评点董超、薛霸押送卢俊义时发现：“林冲者山泊之始，卢俊义者山泊之终，一始一终，都用董超、薛霸作关锁，笔墨奇逸之甚。”“用董超、薛霸作关锁”，影射的就是“乱自上作”。本来，真正的“乱自上作”里的“上”应该是最高统治者，金圣叹作为当事人自然还认识不到这一点，因此，他所指的“上”只是以“四大恶人”——蔡京、童贯、杨戬、高俅为代表的获利集团，但是，这就已经非常难得了，因为除了最高统治者“自作孽”以外，这个集团正是当时社会的最大的破坏性的力量。

　　其次是地方组成的获利集团。祝家庄、李家庄、扈家庄、史家庄等等，在《水浒传》中也是一个引人瞩目的存在。他们的基本构成是贫民百姓，这些人犹如路边的草芥和蚂蚁，听任他人的践踏、蹂躏，没有任何的保障，惟有苟活于人世。他们将自己的四亩六分地上的所有额外收入都纳了税，可是赵家朝廷却没有任何的公共产品提供给他们，不要说公平正义、就是连人身安全都无法保证。再加上以“四大恶人”——蔡京、童贯、杨戬、高俅为代表的获利集团的合法性伤害，他们的生存就更加艰难了。于是，他们只好采取集体自救的方式，自己为自己再纳一次“税”——在村庄里自养武师，自组团防，以求自保。我们看到的祝家庄、李家庄、扈家庄、史家庄等等，就是这种情况。这就形成了这个社会的一个新的获利集团。当然，从表面看，他并没有获利。而且在所有的获利集团中他其实都是弱者，史家庄的消失就是一个例子，在此以后，我们也看到了祝家庄、李家庄、扈家庄的消失。然而，如果我们想到由于这个获利集团的存在，百姓可以在其他获利集团的合法性伤害更多地维护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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