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然，牟宗三批评冯友兰并不是目的，他的目的在于阐明自己的思想。牟宗三继承熊十力的思想，坚定地认为“良知”是“呈现”的。那么，“良知”为何是“呈现”呢？牟宗三认为，要证成“良知是呈现”的命题，首先要证成道德法则是由“良知”颁定的。这是一个前提。如果没有这个前提，“良知是呈现”便无从谈起。依康德之见，以前的哲学家总是将道德法则建立在“自由意志”之外的因素上。这些因素包括“经验的”和“理性的”两类：所谓“经验的”一类是指将道德法则建立在生理的或心理的基础之上；所谓“理性的”一类的是指把道德法则建立在“圆满”的理念基础之上。“圆满”的理念又包括两类：一类是本体论的圆满理念，指对于本体圆满的追求；另一类是神学的圆满理念，指对于神学观念或实体圆满的追求。康德认为，无论上述哪一类情况事实上都无法颁定真正的道德法则，因为它们都处于“自由意志”之外因而属于“道德他律”；而真正的道德法则只能是基于“道德自律”的原则建立在“自由意志”的基础之上。在康德看来，人作为有理性的存在，除了可以“为自然界立法”外，完全有理由在道德界充当“立法者”的角色。他说：“每个有理性的东西，在任何时候，都要把自己看作一个由于意志自由而可能的目的王国中的立法者。”（康德，第54页）也就是说，道德法则应该是一切有理性者的存在自己为自己确立的法则。

　　显而易见，在康德，自由意志是阐明道德自律的关键。那么，人是否真得具有“自由意志”呢？康德认为，由于“自由意志”与“上帝”和“灵魂”一样处于“本体界”，我们无法知晓它们的真实情况，只能把它们作为“设准”来看待。但是，不能知晓它的真实情况并不意味着它不可以被思考。而思考的结果是，“由道德法则底普遍性与必然性逼至意志底自律，由意志底自律逼至意志自由底假定。”（牟宗三，1999年，第113页）意思是说，道德法则必然具有普遍性与必然性，这一点是毫无疑义的；这种普遍性和必然性源自“意志自律”；而要真正做到“意志自律”，就必须具有独立于“自然因果性”的“自由意志”。反过来说，如果没有“自由意志”，就不会有“道德自律”；没有了“道德自律”，也就不会有普遍必然的道德法则。对于其间的逻辑关系，康德说:“为了把自己想成在目的序列中是服从道德规律的，我们认为自己在作用因的序列中是自由的。反过来说，我们由于赋予自身以意志自由，所以把自己想成是服从道德规律的。”（康德，第74页）可见，在康德，虽然人为什么具有“自由意志”及“自由意志”的真实情况我们无从知晓，但“自由意志”颁定道德法则这一点是确定无疑的。

　　对于康德“道德自律”的思想牟宗三给予了高度评价。他说：“康德将属于他律性的一切道德原则，或是属于经验的，由幸福原则而引出者，或是属于理性的，由圆满原则而引出者，尽皆剔除，而唯自‘意志之自律'以观道德法则，这在显露‘道德性当身之体'上说(这是关于道德理性的第一义)，可谓充其极矣。”（牟宗三，1999年，第112页）在此，牟宗三不仅看到了康德思想的价值，而且也看到了康德这一思想与儒家思想的相契。他说：“康德之所以能和儒家接头，是因为他讲意志的自律。这个扭转很重要，也是中国人所赞成的，因为儒家属于这个型态，一看就能了解。在西方，康德费了大力气，还不一定能扭转过来。但是康德说得很清楚明确，不管是以上帝的意志作根据，抑或是以圆满或幸福作根据，都是意志的他律。意志的自律是必然的、不可争辩的，讲道德非如此不可。这点儒家早就看到了。”（牟宗三，《中国哲学十九讲》，第340页）在牟宗三看来，“康德之所以能和儒家接头”，根本原因在于康德的“自由意志”与儒家的“良知”是相通的。他认为，“自由意志”在康德哲学中的基础地位即是“良知”在儒学中的地位，而且，康德的“自由意志”完全可以收摄并升进为儒家的“良知”，因为“自由意志”既可以看作是“良知”的本质属性，也可以直接视为“良知”本身。既然如此，康德之“自由意志的自我立法”就可转进为儒家之“良知的自我立法”。

　　这样，牟宗三通过康德的思想解决了“良知”颁定道德法则的问题。然而，在牟宗三看来，要证成“良知是呈现”的命题其次还必须解决另外一个问题，即，“良知”不仅可以颁定道德法则，而且还具有实践理性的“动力”以保证道德法则的实现，因为他认为“呈现即实现”（牟宗三，2003年，第9卷）。如上所述，冯友兰对此持否定态度，他认为“良知”“不能告诉我们怎么做”。这其中蕴含的意思是指“良知”不具有保证道德法则实现的“动力”，因此不存在“良知”“流行”或“呈现”的问题。牟宗三认为，实际上这一点在儒家是不成问题的。他认为，在儒家，“良知”是一个创生的实体，这个创生的实体既是“理”又是“心”。当然，“理”作为一种普遍必然的抽象原则并不具有“活动性”，而惟“心”才具有“活动性”，因此，在“良知”中起创生作用的不是“理”，而是“心”。换言之，是“心”使得“良知”有了“活动性”。进而，牟宗三认为，“良知”因为有了“心”义而有了“神义”；有了“神义”，“良知”就成为了“神体”。既然“良知”是一个生动活泼的“神体”，那么它就必然能滋生道德，产生善行。牟宗三说：“儒家之天命不已的道体就是创生万物，……乾元就是最高的创造原理。所以儒家看天地之道，是‘天地之道，可一言而尽也：其为物不贰，则其生物不测。'这就是创造，创生万物。”（牟宗三，《中国哲学十九讲》，第91页）

　　作为“心”“理”合一的创生实体，“良知”自然地具有保证道德法则实现的“动力”。不过，牟宗三认为，要证成“良知是呈现”，最后还必须证明“良知”能够在经验层面“呈现”，否则，仍不可谓“良知”是“呈现”。那么，“良知”是否在经验层面“呈现”呢？牟宗三的答案是肯定的。他认为，“良知”是生活世界中普遍存在的经验事实，也就是说，“良知”“呈现”于经验世界这一点是生活本身已经解决了的问题。在牟宗三，“良知”的“呈现”也就是“良知”的“感通与觉润”，而所谓“感通与觉润”就是以“不安不忍悱恻之感这种‘觉'去润生一切，如时雨之润”（牟宗三，2003年，第20卷，第249页）。“良知”可以随时“感通与觉润”，这就表明“良知”不是一个抽象的超越之体，而是“一个随时在跃动的活动”之体。（同上）牟宗三认为，在日常生活中，“恻隐之心”、“羞恶之心”、“于心不安”、“于心不忍”等等绝不仅是使用频繁的道德词语，而且也是生活中大量存在的道德经验。也就是说，这些道德经验的存在证明了“良知”本体“不是一个孤悬的、假设的绝对而无限的物摆在那里”（同上），而是“一个随时在跃动的活动”之体。（同上）而且，在牟宗三，正是这种“跃动”沟通了“形而上”的“本体界”与“形而下”的经验世界即“现象界”。牟宗三说：“人的四端之心（恻隐﹑是非﹑羞恶﹑辞让）常时呈现，即表示人常常实有其觉也。这个觉就是人的良知。决无一人一生永不呈现其良知的，除非他是死。”（牟宗三，2003年，第9卷，第32页）很明显，牟宗三这里有着熊十力“体用不二”思想的影响。

　　由上述论证可见，在牟宗三，“良知是呈现”这一命题是可以被充分证成的。其证成的逻辑线索表现为三个条件的满足。这三个条件是：其一，普遍必然的道德法则是由“良知”颁定的。这个条件的满足解决的是“道德自律”问题。其二，“良知”能够保证普遍必然的道德法则实现。这个条件的满足解决的是实践理性的“动力”问题。其三，“良知”必须在经验世界“显现”。这个条件的满足解决的是“良知”的现实性问题。在这三个条件当中，前两个条件解决的是“形而上”的问题，第三个条件解决的则是“形而下”的问题。“形而上”问题是根据，“形而下”问题则是表现；“良知是呈现”这一问题既涉及“形而上”，又涉及“形而下”，它本身就是“形而上”与“形而下”的贯通。在这样三个条件满足之后，牟宗三认定“良知是真实的呈现”。他说：“（良知）其真实性（不只是一个理念）自始就是要在践仁尽性的真实实践的工夫中步步呈现的：步步呈现其真实性，即是步步呈现其绝对的必然性；而步步呈现其绝对的必然性，亦就是步步与之觌面相当而澈尽其内涵，此就是实践意义的理解，因而亦就是实践的德性之知。”（牟宗三，1999年，第145页）

四

　　围绕着“良知是呈现”所发生的争论虽发生在现代新儒家内部，但它却关联到宋明儒学“道问学”与“尊德性”之学术理路之争。这种学术理路之争不仅相对于宋明时期具有时代意义，而且到了现代它依然是儒学继续发展过程中的重要问题。不过，由于时代的变化，“道问学”与“尊德性”之争演化为许多具体问题的争论，对“良知”的不同理解就是这许多具体问题中的一个。如果依着“道问学”的理路看，“良知”仅仅是一个“假设”；如果依着“尊德性”的理路看，“良知”则是一真实的“呈现”。熊十力虽与冯友兰围绕着这一问题进行了争辩，但并无具体而详细的展开。然而，牟宗三对于熊十力与冯友兰的争论“当时虽不甚了了，然‘良知是呈现'之义，则总牢记心中，从未忘也”。在承继熊十力理路的基础上，牟宗三耗时三十载对“良知是呈现”这一命题进行了反复的对比深思，终于“乃知其必然”，完成了“良知是呈现”的证明。（同上，第153页）牟宗三的证明不仅具体化了熊十力的思想，而且也由此丰富了现代新儒学的内容。

参考文献：

牟宗三，1999年：《心体与性体》上册，上海古籍出版社。

2003年：《牟宗三先生全集》，台湾联经出版事业股份有限公司。

2005年：《生命的学问》，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5年：《中国哲学十九讲》，上海世纪出版集团。

张载，1978年：《张载集》，中华书局。

朱亨道，1980年：《陆九渊集》，中华书局。

王阳明，2001年：《传习录》，江苏古籍出版社。

梁启超，1996年：《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东方出版社。

熊十力，2006年：《新唯识论》，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1985年：《新唯识论》，中华书局。

冯友兰，1961年：《中国哲学史》，中华书局。

1996年：《贞元六书》，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1996年：《中国哲学简史》，北京大学出版社。

康德，2005年：《道德形而上学原理》，苗力田译，上海世纪出版集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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