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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本·话语·主体:文学传统与交互世界

时间:2009-8-8 16:47:48  来源:不详
就是可以互为参照的。
    试看《红楼梦》第27回林黛玉的《葬花词》:
    花魂鸟魂总难留,鸟自无言花自羞。愿奴胁下生双翼,随花飞到天尽头。天尽头,何处有香丘?未若锦囊收艳骨,一抔净土掩风流。质本洁来还洁去,强于污淖陷渠沟。尔今死去侬收葬,未卜侬身何日丧?侬今葬花人笑痴,他年葬侬知是谁?试看春残花渐落,便是红颜老死时。一朝春尽红颜老,花落人亡两不知!
    再看《特丹亭》第12出《寻梦》中杜丽娘的表白:
    罢了,这梅树依依可人,我杜丽娘死后得葬于此,幸矣。(唱)
    【江儿水】偶然间心似谴,梅树边。这般花花草草由人恋,生生死死随人愿,便酸酸楚楚无人怨。待打并香魂一片,阴雨梅天,守的个梅根相见。……
    【川拔棹】……一时间望,一时间望眼连天,忽忽地全身心自怜。(泣介)(合)知怎生情怅然?知怎生泪暗悬?
    将这两段“情词”相互对照,方能更加澄明地昭示其中对于人生命运和存在意义的追问,显现强烈的悲剧色彩和近代倾向。
      三、话语间交互性
    “话语间交互性”(interdiscursive)是探讨文学中事物之间交互性关系的又一角度。话语是文学的本分,文学本身就是以语言为媒介而得以成立的,而语言的表述就是话语。文学话语从来就不是“自言自语”、“自说自话”,它总是在一定语境中的言说,它的意义必须在对话和交谈中实现,也必须在对话和交谈中凝定这也就是巴赫金所说的“元语言”,或“语言间语言”。对于文学来说,“话语间交互性”具有本体论意义。
    关于语言对于人类的重要意义,论者甚夥,评价也甚高,海德格尔将语言称为“存在的家园”,维特根斯坦将语言称为“生活形式”,伽达默尔将语言称为“思维方式”。然而语言总是与传统相连,或者说语言本身就构成了传统。因为每一个人自呱呱坠地起,就落入了语言的重围之中,命中注定他要用语言进行认知、思维和交流。而他所使用的语言并不是从娘胎里带来或自己创造的,而是现成的、早已存在的,是前人一代又一代流传下来的,它属于传统的范畴。伽达默尔说,语言是储存传统的水库。他还说,动物是从它们自己发出的体气或撒下的便溺中辩认自己的来路的,而人却是通过语言来辩认自己的来路,不但是个人的,还有民族的、整个类属的(注:见鲁枢元《超越语言》,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0年版,第228、229页。)。因此人们整天用语言进行认知、思维和交流,但他的言说却总是游走在语言传统的背景之上,就像鱼儿总是游弋于大海之中一样。
    在这个意义上说,话语往往表现出一种粘附性。这就是说,一旦某种话语得以产生、得以成立,那就无异于为人们观察和阐释世界找到了一个新的角度,为人们表达自己的感受和体验提供了一种新的形式,为人们省察自己的内心打开了一条新的通道,甚至可以说为人们构成了一种新的生存状态,一种新的思维方式。因此好的话语形式往往具有极强的附着力,粘附于人们的唇吻之间、笔墨之间。例如元稹《离思五首之四》:“曾经沧海难为水,除却巫山不是云。取次花丛懒回顾,半缘修道半缘君。”该诗前两句就“粘附”了两段长期流传的话语:一是《孟子·尽心上》,“故观于海者难为水,游于圣门者难为言”;一是宋玉《高唐赋》写楚怀王梦与巫山神女相会,神女辞别时之言,“妾在巫山之阳,高丘之阻。旦为朝云,暮为行雨。朝朝暮暮,阳台之下”。只有将元稹之诗放到与孟子、宋玉之文的“话语间交互性”之中去加以理解,才能真正读懂。可见在把握某一话语的涵义时,“前言不搭后语”乃是大忌,就是说,只有将“后语”放到与“前言”的话语间交互关系中去考量,才能得其精神、得其风致;否则势必只能得其形迹、得其皮毛。例如在苏轼《水调歌头·明月几时有》中有“我欲乘风归去”句,此句出典于《列子》,讲的是列子师老商氏、友伯高子而学道,修炼到最高境界,“心凝形释,骨肉都融;不觉形之所倚,足之所履,随风东西,犹木叶干壳。竟不知风乘我邪?我乘风乎?”(注:《列子·黄帝篇》。)苏轼“粘附”了此说,取其物我两忘之意,体现了一种超尘出世的道家精神。值得一提的是,目前许多注本都没有注明这一用典,很容易造成阅读中“后语不搭前言”的效果,这就容易使读者对苏轼诗文中的道家思想背景少了一点感受,难以得其三昧了。
    人类语言不仅时时回望以往的来路,而且时时瞻望未来的前途。如果人们始终陷于传统话语的窠臼,墨守已有的、既定的话语形式而无意求新求变,那么文学话语则无法日日新、又日新,也就不可能像今天这样纷纭万状、多姿多彩。从而“话语间交互性”的要义不仅在于传统话语对于当下话语的限定,而且在于当下话语对于传统话语的突破,最终达成的大致是处于这两者之间的一个中数,而这一中数的得出,则是传统话语与当下话语相互妥协相互平衡的结果。恩斯特·卡西尔指出:“一切伟大的诗人都是伟大的创造者,不仅在其艺术领域是如此,而且在语言领域也是如此。他不仅有运用而且有重铸和更新语言使之形成新的样式的力量。意大利语、英语和德语在但丁、莎士比亚和歌德死时与他们生时是不相同的。这些语言由于但丁、莎翁和歌德的作品经历了本质性的变化,这些语言不仅为新的词汇所丰富,也为新的形式所丰富。但诗人不能完全杜撰一种全新的语言,他须得尊重自己语言的基本结构法则,须得采用其语法的语形和句法的规则,但是在服从这些规则的同时,他不是简单地屈从它,他能够统治它们,能将之转向一个新的目标。”(注:恩斯特·卡西尔:《语言与神话》,读书·生活·新知三联书店1988年版,第142页。)
    在这个意义上讲,文学话语又往往具有一种扩展性,就是说,当下话语往往对于传统话语的本义有所扩宽、有所延展。总而言之,“后语”既是对于“前言”的“沿用”,同时又常是对于“前言”的“化用”或“反用”,正如论者所说:“文人用故事,有直用其事者,有反其意而用之者。”(注:胡仔:《苕溪渔隐丛话后集》引《艺苑雌黄》语。)例如“若烹小鲜”一说,出于《老子》六十章:“治大国,若烹小鲜”,意为治理大国要像煎小鱼那样,不要常常搅动它,免得搅烂,而应遵照“道”的原则,提倡无为而治。后来此语化用为做事轻而易举,如梁启超说:“故先导其民使习于此,彼其后此当国之际,所以能举而措之,若烹小鲜者,盖其养之于前者豫矣。”(注:梁启超:《意大利建国三杰传》,《梁启超全集》第2册,北京出版社1999年版,第832页。)另外,反用前人话语的情况也多多,例如陆游《卜算子·咏梅》一词的下阙:“无意苦争春,一任群芳妬。零落成泥碾作尘,只有香如故。”后两句一取自白居易《惜牡丹花》:“晴朗落地犹惆怅,何况飘零泥土中”句;一取自卫安石《北陂杏花》:“纵被东风吹作雪,绝胜南陌碾成尘”句。但白、王之句都不乏惆怅幽怨之意,花朵的飘零败落成为处于逆境消极心境的写照,但在陆游该词中却成为直面磨难桀骜不驯、孤芳自赏的心迹的告白。至于后来陆游该词又被毛泽东以同题“反其意而用之”,其涵义则在“话语间交互性”中又有新的扩展了。
      四、主体间交互性
    无论是“文本间交互性”,还是“话语间交互性”,终究都与“主体间交互性”有关。“主体间交互性”(intersubjectivity)也称为“主体间性”。无论是作家、诗人,还是阐释者、欣赏者,其文学活动并不以个人而具有全部意义,其意义在很大程度上需要到与前人的交互关系中去界定。
    文学创作看似是一种个体行为,似乎只是作家个人的思想传达和心灵告白,其实不然,文学创作总是在两个主体之间所进行的一场对话。任何创作行为都关涉到两个主体,一是当下的创作主体,一是以往的创作主体,它们之间存在着一种主体间交互性,文学创作正是从中获得意义。T·S·艾略特说:“诗人,任何艺术的艺术家,谁也不能单独的具有他完全的意义。他的重要性以及我们对他的鉴赏就是鉴赏他和已往诗人以及艺术家的关系。你不能把他单独的评价;你得把他放在前人之间来对照,来比较。我认为这是一个不仅是历史的批评原则,也是美学的批评原则。”(注:T·S·艾略特:《传统与个人才能》,《二十世纪文学评论》上册,上海译文出版社1987年版,第130页。)T·S·艾略特将把握诗人与前人之间构成的主体间交互性提升到批评原则的高度来予以重视,这是值得首肯的。
    不过我们所说“以往的创作主体”是指前辈作家个人,更是指由以往无数代人相互传承、相互递进累积而成的浑厚深沉的精神底蕴,凝结为具有时代性、民族性、地域性的文学传统,尽管它表现为非人格化的形式,但实在是千百万人心血所注,智虑所凝,铸成了高度人格化的内涵,这种人格化内涵有时甚至到了宛在眼前、呼之欲出的程度。丹纳说:“艺术家不是孤立的人。我们隔了几世纪只听到艺术家的声音;但在传到我们耳来的响亮声音之下,还能辨别出群众的复杂而无穷地无尽的歌声,像一大片低沉的嗡嗡声一样,在艺术家四周齐声合唱,只因为有了这一片和声,艺术家才成其为伟大。”(注:丹纳:《艺术哲学》,人民文学出版社1963年版,第6页。)歌德曾以苏格兰民族诗人彭斯为例,说明任何作家诗人所取得的创作成就都与文学传统的养育和熏陶息息相关:“倘若不是前辈的全部诗歌还在人民口头上活着,在他的摇篮旁唱着,他在儿童时期就在这些诗歌的陶冶下成长起来,把这些模范的优点都吸收进来,作为他继续前进的有生命力的基础,彭斯怎么能成为伟大诗人呢?再说,倘若他自己的诗歌在他的民族中不能马上获得会欣赏的听众,不是在田野中唱着的时候得到收割庄稼的农夫们的齐声应和,而他的好友们也唱着他的诗歌欢迎他进小酒馆,彭斯又怎么能成为伟大诗人呢?”(注:伽达默尔:《真理与方法》上卷,上海译文出版社1999年版,第319页。)由于作家诗人往往是站在巨人的肩上看世界,往往是在收割前人播种的庄稼,前辈们的声音在他胸中回荡,使他能够用一种更加响亮的声音说话,文学传统赋予他的创作以丰厚的底蕴,使之超越了偶然和暂时而走向长存和永恒。而这一切,只是在作家诗人与蕴含着深厚的人格化内涵的文学传统这两个主体所构成的交互关系中才成为可能。由于作家的主体性必须在他与文学传统之间的交互关系中得到界定,脱离了这种交互关系的孤立自在的主体性是不存在也无价值的,因此对于作家诗人来说,主体间交互性更重于也更先于主体性。
    作家和诗人在本质上是一个阐释者,他们是通过创作活动来阐释前人以及前人置身的世界,同时也是在这种阐释之中与前人构成一种主体间交互性。伽达默尔说:“必须阐明普遍的边缘域意识的‘世界’,尤其是阐明这个世界的主体间性——虽然这种如此构成的东西,即这个作为众多个人共同具有的世界,本身也包含主体性。”(注:歌德:《歌德谈话录》,人民文学出版社1978年版,第142页。)在伽达默尔看来,阐释者的规定性不是在其主体性中得到确认,而是在其主体间交互性中得到界定。在阐释过程中有两个主体,一是作为阐释者的当下主体,一是文学传统这一过去主体,阐释并不以其中任何一个主体为准,既不是当下主体说了算,又不是过去主体说了算,而是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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