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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藏族认知风格的调查研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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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09-8-8 16:47:53 来源：不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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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明其总体的认知风格倾向于场独立性。也就是说，被调查的藏族成年人总体认知风格是倾向于场独立性。
(2)测查结果显示，女性的T值为58.2，男性的T值为52.6。这显示了一个特殊现象，即藏族成年女性的认知风格比男性更倾向于场独立性。
(3)藏族成年人总体认知风格虽倾向于场独立性，但不同的生态环境和生产方式下其认知风格却呈现了明显的差异：反映海拔在3000m～3500m从事农耕的72位被试者的T值为43.3，说明倾向于场依存性；海拔在3500m～4000m从事多种经营的综合型生产方式的33位被试者的T值为55.7，说明其倾向于场独立性，且独立性较强；而海拔在4000m以上从事畜牧业的24位被试者的T值为51.8，也倾向于场独立性，但其场独立性却略逊于农牧综合类型。也就是说，以农业为主的人群场独立性最低，主要倾向于“场依存”，而从事畜牧业的人群场独立性明显升高，并主要倾向于场独立。而场独立性倾向最强的却是从事多种经营的农牧综合型的人群。
很显然，这三个结论对于我们认识和理解藏族成年人的认知风格与社会文化及其经济类型与生态环境的关系有很重要的启示意义。故本文拟对此三点稍作讨论。
就被测试的藏族成年人的总体认知风格倾向于场独立性这一特点来看，显然应与其所生活的高原地域环境有密切的关系。藏族所生活的青藏高原地域是地球上最大的内陆高原，这里有连绵不断终年积雪的雪山冰峰，高大的喜玛拉亚山脉阻挡了西南季风带来的暖湿气流。整个青藏高原因海拔较高，对外交通相对隔绝，加之气候高寒，地旷人稀，所以在这样的生态环境下，无论是从事农业、畜牧还是从事多种经营的农牧综合型生产方式，都要求生活在这里的人们必须具备较强的独立性的空间判断能力和较高水平的心理分化能力。因为在这种生态环境中可供人们参照的外在信息相对较少，茫茫大草原上，一望无际，人们很难寻找到外在可供参照的物体，更多的只能以自己独立的感知经验来辨别方向、时间、食物、水源等生存要素，人们更多的是靠直觉和已有的感知经验感知事物，久而久之生活在这里的人们就形成了以场独立性为主要倾向的认知风格。当这里的人们以这样的认知风格来认识自然和改造自然，并在这一过程中创造出相应的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时就构成了其独特的文化。藏族独特的文化与藏民族认知风格的场独立性有着内在的联系。美国学者斯宾塞在《文化地理学》一书中讲到：环境是文化系统中的决定作用，环境通过和组织、技术以及人口的相互作用，成为文化系统中的决定性因素之一。由此我们可以得出结论：生态环境、生存策略即生产方式影响着人们的认知风格，而认知风格又反过来通过个 体不同的认知事物的方式制约着生态文化的风格。可以说认知风格是一个地域的生态和文化之间的媒介。
其次，值得引起重视的是被测试的藏族成年女性的认知风格比男性更倾向于场独立性这一结果。这一结果虽然还未找到确切的已有研究结果可供比较，但根据大多数社会文化经验，一般人们总会认为女性相对于男性而言更具依赖性。但我们对藏族三个村寨认知风格调查所显示的结果则刚好相反。这一结果在藏区是否具有普遍性?什么是造成这种特点的具体原因?这些问题目前还不十分清楚，其原因可能也不是单一的，而应较为复杂。不过，我们通过实地考察和查阅文献发现，认为这种较为特殊的结果与藏区的社会结构和社会分工应有一定联系。在藏区，传统的畜牧业和农业对劳动力的分工都是一种完全自然的分工，柔弱的女性与强壮的男性承担着同样重要的责任。在传统的分工中，男性从事犁田、耙地，外出长途运输，缝制衣服皮具、屠宰等工作，同时担任木工、石工和陶工；女性从事播种、施肥、拔草、收割、扬场、炒青稞、挤奶、打酥油等工作，同时牧区的女性在春天要接羔育幼，夏天要剪羊毛、割草、储草。概括起来说，男性做技术性强的活和常年在外的活；女性则承担起其他重活和几乎所有家务活。这样的社会分工结构决定了西藏的女性无法在劳动中依附男性，在所有这些劳动种类中，她们必须以独立的个体面对劳动对象，独立地作出认知判断才能很好地完成这些劳动项目。但是这种独立性是否是构成藏族成年女性的认知风格比男性更倾向于场独立性的根本原因，目前尚无法定论。
另外，对于被测试的认知风格与其生态环境及生产方式之间存在明显的相关性这一事实，也值得我们的注意。不同生态环境和生存策略之下的被试在认知风格上存在着明显差异。从表3的方差分析和平均数多重比较，可以看出三种不同的生态环境和生存策略下的被试在认知风格倾向上具有很显著的差异，说明不同的生态环境和生存策略是形成不同认知风格倾向的主要因素，它们之间具有明显的因果关系。总之，本研究支持如下结论：(1)被测试的藏族成年人总体认知风格倾向于场独立性，女性的独立性强于男性；(2)认知风格与生产方式及生活的海拔高度均密切相关，说明不同的生态环境和生存策略是影响个体和群体认知风格倾向性的重要因素；(3)认知风格成为一个地域生态和文化之间的媒介。
以上这些研究结果还有值得进一步求证的必要，但以具有独特生态文化环境的藏族认知风格作为研究对象可为认知风格的理论研究提供新的佐证，为进一步证实认知风格形成受生态文化因素的影响提供本土化的资料。
本研究在整个过程中得到导师石硕教授的悉心指导；同时在调查、访谈和数据处理的过程中得到四川师大教师教育学院硕士研究生昊娟、刘春艳、张鸿的大力支持，特致谢意! 上一页 [1]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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