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气候变迁与中华文明

时间:2009-8-8 16:47:56  来源:不详
摘 要:中国历史上的气候变迁,既表现出暖湿联姻、干冷相配的特色,同时也表现出暖湿与干冷交替出现的波动式变化过程。这种自然生态环境,对不同时期中华文明的发展起到了深远而巨大的影响。天时地利、冷暖干湿的自然气候因素,已经限定了人类本能和自我创造的先决条件。人类在创造文明, 发挥自己主观能动性的同时,必须正确而充分地认识自己和自然的关系,以便更好地完成 “自己创造自己历史” 的伟大任务。

  关键词:气候变迁;中华文明;崔浩;司马光;《辽史·营卫志》

 

  据1992年1月7日的《中国减灾报》统计,在各种经济损失中,由气象引起的灾害占57%,居群灾之首。如果这一统计大致不误的话,则在中国古代生产力水平低下的情况下,气候变迁对经济发展的积极推进与消极影响之间的巨大反差,简直可以用“难以想象”来形容了。而经济是一切人类文明的基础,影响到人类生活的方方面面,从而,气候变迁对人类文明发展的积极与消极影响,其间的反差,也就很难想象而以道里计了。

  气温和降水是气候的两大因素。研究表明,在中国历史上,温暖期也常常是降水较多的时期,寒冷期则降水相对较少[1],表现出暖湿联姻、干冷相配的气候特色;而近5000年来中国的历史气候变迁,则明显的表现出暖湿与干冷交替出现的波动式变化过程[2]。尽管其中的变动幅度仅在±3℃以内,在数量上不算大,但却对不同时期中华文明的发展起到了深远而巨大的影响。充分认识和反思这些多层次、综合性的影响,能够更加深刻地认识和理解中华文明的形成和发展历程。

  从经济发展进程来看,中国近5000年来的气候虽是冷暖交替出现,但总的趋势是暖湿期越来越短,温暖程度一个比一个低,干冷期则越来越长,寒冷程度也一个比一个强[3]。这种自然生态环境,直接影响到不同地域的经济发展水平,基本上决定了中国古代经济重心不可逆转的由黄河流域南迁到长江流域的走势。

  同整个古代世界一样,古代中国也是一个农耕国家,农业是整个经济生产和生活中具有决定性意义的生产部门,它在发展进程中的盛衰繁荣,直接关系到整个国家经济发展的水平,并进而影响到社会的稳定与否。古代社会,生产技术和生产方式落后,即使有所改进和提高,也是很缓慢的,因此气候的好坏以及由此导致的自然灾害的有无多少、农作物病虫害的有无多少等自然因素,就成了影响农业生产的重要乃至决定性因素。研究表明,温暖湿润的气候在总体上是有利于农业生产的,而寒冷气候则引起农业萧条[4],从而直接导致整个经济的衰退。因此从理论上说,暖湿期也就应该是国家经济繁荣、政治稳定的时期。考察中国历史,情况也正是这样。

  从公元前3000年到前1100年,也就是从仰韶文化到商朝后期,是我国近5000年来的第一个温暖期。黄河中下游地区为亚热带气候,年均气温比现在高2℃左右。这种暖湿气候为农业生产提供了有利条件,以致商代畜牧业虽有其古老传统而基础雄厚,但农业已经上升为具有决定意义的国家生产部门,后世的主要农作物品种也大多已有,加上土质疏松,易于耕作,经济发展水平较高,商王大多酗酒,而且有不同种类的农产品酿造的酒,说明当时有丰足的粮食生产。而此时的南方,河湖沼泊太多,水域面积过大,人们的生产技术低下,排水困难,加上土壤粘性太强,不易耕作,因而黄河流域最先成为中国历史上经济最发达的地区,形成灿烂的黄河文明。

  从公元前1100年到前850年,是继第一温暖期之后的第一个寒冷期。因正值西周时期,所以习惯上也称为西周寒冷期。周人在灭商前就注重农业生产,建国后的农业发展水平也比商代有所提高。但一般认为,这主要是地广人稀,农业生产技术提高的结果。至于农业生产工具,则与商代没有显著区别。

  从公元前770年到公元初年,也就是从春秋时期到西汉末年的700年间,是我国历史上的第二个温暖期。铁制农具的使用与推广,耕作技术的改进与提高,配以温暖湿润的优越自然气候,促进了春秋战国时期经济的发展。特别是战国时期,农业、手工业、商业都获得长足发展,呈现出空前繁荣的景象;而西汉政权也凭借这一有利条件,仅用六七十年的时间,即完成了战后休养生息的经济恢复过程,迅速发展为经济强大、实力雄厚的王朝,成就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个享誉世界的封建文明,而其中心,正是在黄河流域。

  从公元初年开始的长达600年的东汉魏晋南北朝时期,是我国历史上第二个寒冷期。一方面,北方游牧民族纷纷南下,在中原地区大动干戈,原中原人民在寒冷与战火的交相作用下,大量南迁,在江南建立了许多侨置郡县,为南方带来了大量掌握先进生产技术的劳动力和生产者。另一方面,寒冷干旱的气候,不利于地处中高纬度的北方黄河流域的农业生产,当时黄河流域的年均气温比现在低2℃左右,此前在这一地区大面积种植的水稻等农作物,已经不再具有往日的勃发气象。但这一气候却对低纬度的南方长江流域及其以南地区则影响不大,因为南方的地理位置本身就比北方相对暖湿,而且干旱对于南方大面积的水域涝地的自然排水,更是起到了积极的推进作用,加快了土地向适于农业耕作的转化,使人们在生产技术不高的情况下,增强了土地的自然利用率。这些主客观因素对江南经济开发产生了极大的推进作用,使南方获得了长足发展的大好时机,而黄河流域的先进文明则遭到极大破坏。

  从公元600年到1000年,是我国历史上的第三个温暖期,因正值唐朝和北宋前期,一般也称为唐宋温暖期。其中,从8世纪中期以来气温已开始下降,但总体上仍处于暖期。唐代前期,黄河流域的农业文明再度兴盛,农业生产迅速恢复,水稻在这一地区又重新得到广泛种植,其他一些亚热带植物也比较普遍。因气候暖湿,农业带明显向北推进,农业耕作区扩大,土地能够利用的绝对面积增加,同时农作物品种的多样化、农作物的生长期及复种指数等都得到不同程度的增长和提高,这使土地的单位面积产量大幅度上升,也使农业总产量相应提高,从而使国家经济力量强盛,物质文明发达[5]。最为大家熟知的例子,就是杜甫的《忆昔》一诗所描绘的社会景象:“忆昔开元全盛日,小邑犹藏万家室。稻米流脂粟米白,公私仓廪俱丰实。九州道路无豺虎,远行不劳吉日出。齐纨鲁缟车班班,男耕女桑不相失。”到天宝八年(749)时,官仓的粮食储存达到了粟米9600万石[6],创历史最高水平。但也必须指出的是,这种发达也是深得南方经济的支持。北宋人所修《新唐书》即明确指出:“唐都长安,而关中号称沃野,然其土地狭,所出不足以给京师、备水旱,故常转漕东南之粟。”[7]“督江、淮所输以备常数。”“江、淮田一善熟,则旁资数道,故天下大计,仰于东南。”[8]这是以前所没有的新动向。

  唐末五代以来,中原地区饱受战争蹂躏,南方则战火较少,经济生产得到保证。从公元1000年到1200年的两宋时期,是中国历史上的又一个寒冷期。北方游牧民族活动频繁,特别是12世纪初的气候急剧转冷,使东北的女真族因居住地生态破坏,基本的生产生活得不到保证,遂向南猛烈进攻,先后攻破辽国、灭亡北宋。酷烈的战火遍及宋朝除四川、广南和福建以外的各路,对先进的经济和文化造成严重破坏,以致到13世纪中期,自黄河以南到长江以北的广阔领域,大多人口稀少,经济凋敝,没有恢复到北宋末年的水平[9],这是以前历次少数民族政权南进过程中没有出现过的现象。由于南宋政府推行投降政策,女真金朝与偏安江南的南宋政权长期对峙,稳固地占据了以黄河流域为中心的中原地区。他们在那里大规模的掠夺农业耕地,建立牧场,强制推行落后的奴隶制,严重破坏了中原地区较先进的租佃制,使这一地区的农业生产遭到毁灭性破坏,社会发生严重倒退[10]。

  在12世纪以后的800年间,中国的气候虽也曾几次冷暖交替,出现过一些短暂的温暖时期,但总的来说则是以寒冷期为主。而直接受到寒冷气候影响的,正是处于中高纬度的黄河流域。那里的农业生态环境继续遭到破坏,北方农业区向南迁移,农田单位面积产量明显下降,加以干冷使北方游牧民族南下频繁,黄河流域屡受战乱,人民流离,生产受到极大破坏。而低纬度的南方,不但受干冷气候影响的幅度较小,而且这一气候也有利于南方水域面积的减少和沼泽地区土壤的熟化,对该地区的农业生产有利。再加上北方流民劳动力与生产技术的大量涌入,战乱也比北方少,遂使南方到南宋时,发展成为中国的经济重心,人口数量和密度、经济发展水平、重要的工商业城市等,都以南方占绝对优势[11]。

  明清两朝几百年间,气候学上俗称为小冰期时期,气温很低,黄河流域及以北地区的生态环境进一步恶化,土地的沙漠化、荒漠化进一步向南推进,黄河流域所受的旱灾也比其他时期多而且重,特别是在1629-1643年间,竟发生了连续14年、赤地几千里的严重干旱,长江以北大部分地区禾草俱枯,川涸井竭,人民相食,亘古罕见。各地农民揭竿而起,为生存而斗争,东北女真族贵族建立的后金政权也趁机南下,最终导致明清易代,但干冷气候并没有随着清王朝的建立而结束,因而由气候而引起的黄河流域经济的进一步衰退的状况,也并没有得到遏止。而南方的经济则得到了进一步发展,有的地区还出现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萌芽,这使中国古代经济重心由北而南的转移,终致不可逆转。

  气候变迁特别是气候变冷,导致中国古代北方游牧民族的几次大规模南下,直接影响了中国古代政局的演变。简言之,中国历史上的暖湿期,大部分是国家统一的强盛时期,相反,干冷期则大多是国家分裂、政治多元时期。较早者如西周,在商末的寒冷时期中代商而起,并在随后的近5000年来的第一个寒冷期中,为了有效统治全国,采用在各地分封诸侯,由诸侯各自统治本地的办法,以弥补中央政权对各地鞭长莫及的政治统治缺陷。但是,诸侯王虽对周王室有定期纳贡、朝觐和出兵勤王等义务,其内政则是各自独立的。显然,周王室虽是天下共主,但全国政治形势则明显属于多元化。而就边疆形势来说,这一时期,由于气候寒冷,北方游牧民族活动频繁,他们南迁到关中地区甚至渭水流域,并直接威胁到都城镐京的安全。到西周末年,中原地区几乎都有游牧族人民居住,西周也终于为少数民族所灭,继位的周平王只好将都城东迁洛邑,历史进入东周时期。

  在西汉和唐朝前期的两大盛世中,暖湿气候也起了极大作用。因为暖湿对农业生产十分有利,在以黄河流域为中心的中原地区,农业经济发展良好,在几十年间,即由战争之后的残破局面发展为经济上强盛的王朝,西汉和唐朝前期都是如此。而这一气候也对同期的北方以游牧为主要生产和生活方式的少数民族有利,他们“逐水草迁徙”[12],暖湿使其传统生活区域内的水草肥美丰足,保证了他们“车马为家”,“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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