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是，随着气候的转冷，中原自身的农业生产遭到破坏，经济凋敝，人民因生活困难而流离失所，主动转向更加适宜农业生产的南方暖湿之地，社会发生混乱动荡，阶级矛盾渐趋激烈。北方草原也因寒冷而致生态恶化，水草减少乃至枯竭，不能维持正常的生活；为了缓解生存压力，求生的本能促使他们铤而走险，离开自己传统的生活区域，向气候相对暖湿的南方农业经济区进犯，寻找更加适合自己的生产方式之地。于是，在气候比前后的汉、唐两朝都干冷的魏晋南北朝时期，北方游牧民族纷纷以各种方式，主动向南迁移，致使黄河流域出现“五胡乱中原”的政治分裂局面，一直处于十几个少数民族政权的争夺之下。而原来的汉族政权，则在内外交困的情况下，被迫迁往江南。

　　到隋唐重新完成统一之时，也正是气候转暖之际。但唐代中期开始气候又逐渐变冷，政治上则适时地出现了游牧民族出身的安禄山起兵叛乱[14]，这使被周边少数民族尊为“天可汗”的唐王朝由盛转衰。百余年后，王仙芝、黄巢领导的农民起义又在气候极其干旱的时期爆发，经过十几年的战争，起义被平息下去，但却使统一的大唐帝国趋于瓦解，各地藩镇割据，根本不受中央节制，宛如一个个独立的小朝廷，统一的中央政府名存实亡。随后更进入五代十国的乱世，一些少数民族政权纷纷建立，中原地区五十几年间竟五次改朝换代，皇帝也换了十几个，政治变动之快，真如走马灯一般，而其间的反目厮杀，简直更是无日不有。

　　北宋政权结束了五代十国的分裂局面，并曾一度幻想建立一统政权，但很快化为泡影，只好始终与辽、西夏南北对峙。其中，契丹贵族建立的辽朝与北宋讲和停战，时在1004年，也就是已经进入寒冷期了。通过和议，契丹人占据了白沟河以北黄河流域的广大地区，亦即他们入主中原已经不再是南侵，而是“合理合法”的事情；西北党项族贵族建立的西夏政权比辽朝势力弱小，但终北宋一朝，它所给予北宋的边患压力却远非辽朝可比。

　　12世纪以后，中国的气温明显低于此前，而且暖湿期越来越短，暖湿程度越来越低，干冷期却越来越长，寒冷程度越来越强。在这种大环境变动之下，北方游牧民族的南迁运动也以前所未有的激烈方式进行，这就导致由此前的建立割据政权，一变而为建立由其贵族作为统治阶级的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先是12世纪初的气候急剧变冷，使东北的女真族生存条件恶化，生存压力骤然剧增，完颜阿骨打率部反抗辽朝的残暴统治，并在灭辽后大举攻宋，向南争夺更加适合生存的生态区域。在蒙古大草原，这次的转冷一直持续了一个多世纪，造成那里常常是漫天飞沙、刺骨飓风，冬季无雨不说，就是夏季的雨水也常常是连尘土和草根都没有湿润过来[15]。物竞天择，适者生存。面对如此恶劣的生存环境，游牧民族也只有主动迁往他处，才可能免除被自然淘汰的威胁。于是蒙古贵族率兵南征西讨，人民则自发的向较为温暖的南方迁移而成为流民。而在1230-1260年的气候又一次突然转冷过程中，蒙古地区生态环境再度急剧恶化，蒙古军队遂放弃了远征西欧的计划，在灭金以后，迅速向距离较近而又相对暖湿的南宋所属地区大举进攻，争夺更好的生存空间。经过四十余年的战争，最终建立大一统的蒙元帝国，这更属前所未有的现象。明清时期是小冰期，气候寒冷，清政权也是以北方游牧民族的身份，在其间的最冷时期（1640-1700）中，入主中原，建立一统帝国。由于明清两朝的中央政府实行了各种灵活机动的政策，对周边少数民族地区实现了有效控制和管理，因而这一时期没有出现大的政治分裂，国家基本上保持了政治统一，但由于寒冷导致的生产衰退，一些地区民不聊生，农民起义和各种暴动此伏彼起，有时还演变成漫延十几省、持续十几年的大规模农民起义，使社会时常处于动荡之中。

　　对于气候寒冷造成的北方游牧民族政权南下的事实，一千多年前的中国古代的政治家们，就已经有了比较明晰的认识。例如，南北朝时期的北魏太武帝时，面对北方蠕蠕游牧民族的不断南下侵扰，汉人出身的大臣崔浩赞成帝议，主张武力解决，他对蠕蠕民族生产生活环境的分析是：“漠北高凉，不生蚊蚋，水草美善，夏则北迁，田牧其地，非不可耕而食也。”“夏则散众放畜，秋肥乃聚，背寒向温，南来寇抄。”“北土多积雪，至冬时，常避寒南徙。”[16]清楚地认识到北方游牧民族一遇天寒，即将南下就温的生活习性，认识到气候变迁对游牧民族南北迁移的影响。此后，北魏孝文帝主动放弃原有的政治中心，将都城由原来的平城（今大同）南迁洛阳，一般认为这是他实行汉化政策的结果，这确实有一定道理，但还不是问题的全部。对此，北宋政治家司马光说：“魏主以平城地寒，六月雨雪，风沙常起，将迁都洛阳。”[17]这是司马光在《资治通鉴》中对孝文帝迁都原因的惟一解释。而在现实政治生活中，司马光在宋哲宗即位之初，提议将四、五年前宋军所攻占的所有西夏军寨，主动退还给西夏，原因之一，也是考虑到气候因素的影响，认为那里天寒地冻，“田非肥良，不可以耕垦”[18]。显然，司马光这一对待历史和现实的态度，表明他本人对气候深刻影响政局有着比较清醒的认识。

三

　　除了对经济发展和政治进程的影响外，气候变迁也造成了较大空间范围内的大规模人口迁移。如前面提到的魏晋南北朝“五胡乱中原”时期、安史之乱时期，游牧民族都曾大举南进，中原人民也因战乱和寒冷而大量南迁，致使南方人口激增。两宋之际，随着气候的急剧转寒，女真贵族率军南下，女真人民也随之南迁就温；在与宋和议停战后，女真人更是遍及黄河南北，此后随其迁都开封，又有大量女真人迁入河南地区；而原来中原地区以汉族为主的人民，则大批迁往更南的江南地区。宋元之际，气候寒冷，蒙古贵族率军南征，随着他们的一步步向南推进，成千累万的蒙古人民也自发的向南方温暖湿润的地区迁移。一直到大一统的蒙元帝国建立50年后，通过给予生产生活资料来遣返这些蒙古流民仍是中央政府的一项重要政治工作[19]，但即便如此，还是制止不住流民南下的步伐，以致政府不得不下达了最严厉的处罚办法：“禁毋擅离所部，违者斩！”[20]这表明，当时蒙古人民向南迁移的规模已经对其祖居之地亦即蒙古贵族固有统治区造成了严重威胁。但这一法令公布之后，仍有流民的南迁之举。原因很简单，政府的法令，并不能丝毫改变气候干冷的生态生存环境。而到元明之时，因气候寒冷，东北地区的许多民族也纷纷放弃了自己传统的生活定居地，向温暖湿润的南方迁移，女真三部就是在此过程中形成的。其中，建州女真继续不断南下，并最终完成了统一中国的历史进程，其人民也随之大量涌入关内。

　　从中国历史上的人口分布来看，气候温暖湿润的汉唐时期，人口主要分布在黄河流域特别是中下游地区，以全国来说，就是北多南少。这是与当时北方经济发展水平高于南方的生产情况相符合的，因为在生产力低下的情况下，一个地区的人口密度是与该地区农业生产的盛衰成正比的，只有生产水平越高，才能养活更多的人口。在这一时期内，虽因战争而有时打破这一人口布局，但战争过后很快又得到恢复。北宋中期以来，气候转冷，北方人民因各种原因，以各种方式不断南迁，加以经济重心也逐渐转移到南方，到元朝以后，虽有战争对南方人口布局的不时摧残破坏，但再也没有出现北方人口多于南方的现象。显然，寒冷的气候，北方人口的几次大规模南迁，极大的促进了南方经济的发展，而南方经济力量的增强又继续和更加能够吸引更多人口的迁入，如此循环往复，相对温暖湿润的南方的经济发展自然是越来越高于北方，人口越来越多于北方。实际上，如果我们把眼光放远一些，也可以发现同样的事实，那就是：在原始社会时期，世界上的几大文明都是诞生于温暖湿润的地区，原始人群也都是集中生活在暖湿的气候带中；而一旦气候变冷，这些原始人群也便自发的向相对更加暖湿的低纬度地区迁移。可见，气候对人口分布的影响，是远古时期就已存在并长期发生作用的。

四

　　气候变迁对中华文明进程的影响，当然不止以上三个方面，这里只是就几个主要的、影响全局的方面进行的扼要考察。如果可以用优劣来评价的话，那么可以发现，就中华文明进程来说，温暖湿润的气候对文明的发展是有着积极地推进作用的，而干冷的气候则正好相反。但这也只是就古代历史时期来说的。近代以来的200多年，全球人类活动以前所未有的强度改变了大气的化学成分，致使大气中温室气体逐渐增加，全球气温明显变暖。虽然这200余年所创造的生产力，远远大于此前人类5000年所创造的生产力的总和，但这毕竟是人为因素起了极大的作用，与此前气候的自然变迁影响人类文明进程有着很大的不同。这是我们不能不加以注意的。此外，从世界历史的进程看来，气候变迁引发的人类生存环境的变迁，是无法再重新恢复或逆转的，而且气候暖湿也并不是对所有事物的发展都有利。这就要求我们，必须适度控制人为因素引起的增温进程。

　　元朝末年，政府官修《辽史》顺利完成，其《营卫志》中有这样一段话：“天地之间，风气异宜；人生其间，各适其便。……长城以南，多雨多暑，其人耕稼以食，桑麻以衣，宫室以居，城郭以治；大漠之间，多寒多风，畜牧畋渔以食，皮毛以衣，转徙随时，车马为家。此天时地利所以限南北也。”这段话的权威性当然不容置疑，因为修史者与被修者都是游牧民族出身，对其民族特性有着深刻而切实的认识。天时地利、冷暖干湿的自然气候因素，已经限定了人类本能和自我创造的先决条件。虽然“人们自己创造自己的历史”[21]，但任何人都不能随心所欲的创造，而只能是在直接碰到的、既定的、从过去继承下来的条件下创造。人类当然可以发挥自己的主观能动性，从而一定程度地改变环境和条件，弥补其不足。但从历史上看，这也只能是在较小的空间内进行，而大部分情况下，则是在气候因素的自然作用下，在“天地之间”寻找适合自己的“各适其便”之地。是人类主动适应自然，而不是自然适应人类。从上述气候变迁与中华文明的演变关系可以看出，自然气候是社会变化的终极原因，是影响人类本能的最深层因素。因此，先秦儒学大师荀况在两千年前发出的“人定胜天”的豪言壮语，虽然确实使我们人类激动不已，也使我们在创造历史的进程中始终激情滚滚，因而作为一种前进的动力和理念是完全可以接受的，但是，当我们静下心来，考察古往今来的历史发展进程，却又不能不说，要真正达到这一宏论的字面意义的境地，确实也是难乎其难的。这就要求我们，必须正确而充分地认识自己和自然的关系，以便在“天地之间”，更好的“各适其便”，完成“人们自己创造自己历史”的伟大任务！

注释：

[1]王铮、黎华群、孔祥德、张正远：《气候变暖对中国农业影响的历史借鉴》，《自然科学进展》2005年第6期。

[2]竺可桢：《中国近5000年来气候变迁的初步研究》，《考古学报》1972年第1期。

[3]竺可桢：《中国近5000年来气候变迁的初步研究》，《考古学报》1972年第1期。

[4]王铮、黎华群、孔祥德、张正远：《气候变暖对中国农业影响的历史借鉴》，《自然科学进展》2005年第6期。

[5]蓝勇：《唐代气候变化与唐代历史兴衰》，《中国历史地理论丛》2001年第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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