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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青年出版社与《红岩》的生产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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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09-8-8 16:48:01 来源：不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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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册；《三代人的脚印》去年九月出版，前后印了九次，共印了八十六万册。在政治读物方面，我们也着重抓了进行阶级教育和革命人生观教育读物。前几年出版的《团章讲话》、《青年修养十二讲》印数都在几百万册以上。去年下半年出版的《农村阶级斗争知识讲话》，至今已印二百一十七万册。中国少年儿童出版社出版的《万恶的地主阶级》，半年内共印十八次，达二百五十八万册。”[4] 这段话不厌其烦地罗列了一大堆书名和数字，在当时的文化时空必定有它的必要性和重要性，在今天的文化语境中看起来很像是“文物”的“‘四史’读物”，实际上是很有意义的文化征候和文化“遗迹”，它是与被我们后来“定”为经典的“三红一创”等文学读物，以及今天还经常见到的政治读物并列或单列的一类“读物”。而且更重要的是，它和“三红一创”是同属一个类别的“重点书”和“重大题材”，同样拥有广大的读者和庞大的发行量，这一堆数字让我们对《红岩》令人不可思议的发行量变得可以思议。这种并列和并置，让我们可以探究贯穿这些看似风马牛不相及的文本之中的话语规则，从而把《红岩》等文学文本视为一套话语网络中的构成成分，正如福柯所说：“一本书从来没有断然分明的边界。它超越标题、超越第一行和最后一个句号，超越内在结构和独立形式，而陷入一个与其他书籍、其他文本、其他句子相互参照的系统中。它是这个网络中的一个结。……只有基于一个复杂的话语场，它(一本书)才得以显示和构筑。”[6] (P201)
三、作为“重点书”出版的《红岩》
《红岩》列为中青社的“重点书”，这从中青社的编辑档案中可以证实。在中青社出版的所有书籍中，《红岩》的档案卷宗是最厚实的，虽然这种“厚实”并不能说明一切。但中青社档案中的一份文件——署名“中国青年出版社”的《抓重点书的一些情况和体会》却明白地告诉人们，《红岩》是中青社“重点书”中的“重点书”。这篇文章(1964年1月边春光在文化部召开的农村读物出版工作座谈会上的发言稿)由两部分组成，第一部分是“怎样出好重点书？”第二部分是“《红岩》是怎样抓的？”很显然，《红岩》是作为中青社抓重点书的最大成果和典型个案来展示和剖析的。当然，这篇文章只是事后的总结。事实上，在事前也就是《红岩》成为事实上的“畅销书”之前，没有人能够明确地预知它出版后的殊荣。在责任编辑张羽五六十年代的工作日记中，几十年之后用红色毛笔勾出因而变得相对醒目的有关《红岩》的事情也不过是他诸多繁杂编辑事项中的一项，并没有过多的特异之处。在《红岩》刚刚出版之后，有关《红岩》的转载和评论也只是在与中青社同属一个行政系统的《中国青年报》和《中国青年》杂志上运作，《红岩》的清样也曾送《人民文学》、《延河》等正统文学刊物希望得到刊用，但都被认为文学性不够而泥牛入海。《中国少年报》在《红岩》定稿之后也曾拿去两节，但被认为“不适合该报”而原样退回。实际上，即使在《红岩》的文学史地位已成定局的今天，中青社的一些老编辑还是认为《红岩》从文学上讲不是一部成熟的作品，还不到或者说还没有修改到出版的水平，还有进一步提高的余地。因而，假如当年的编辑们能够准确地预知《红岩》出版后的盛誉，他们就会把它抓得更紧，下的工夫更大。因而，《红岩》为什么会成为中国当代发行量最大的小说，这一问题在文学的语境中并不能得到有说服力的解释，只有把它放入五六十年代的知识场和话语网络中，才可能找到它的位置及其特异之处。 上一页 [1]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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