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众文艺》月刊1928年9月20日创刊，由郁达夫、夏莱蒂主编，现代书局发行。此时的郁达夫早已和创造社决裂，按照冯乃超的说法——“时代忙快地流换，地球不绝地迴转，他们没落的没落，革命的革命去了”(22)——他是“没落”的代表人物。郁达夫在创刊号上这样解释“大众文艺”的含义：“‘大众文艺’这一个名字，取自日本目下正在流行的所谓‘大众小说’。日本的所谓‘大众小说’，是指那种低级的迎合一般社会心理的通俗恋爱或武侠小说等而言。现在我们所借用的这个名字，范围可没有把它限得那么狭。我们的意思，以为文艺应该是大众的东西，并不能如有些人之所说，应该将她局限隶属于一个阶级的。”(23) 在这里，郁达夫既没有讲清楚何谓“大众”，也没有讲清楚何谓“大众文艺”，但他从反面把“大众”与“阶级”区别和对立起来，认为“大众”的文艺就不应该是某一“阶级”的文艺，它的对象应该是一般的读者。显然，在以提倡文学的阶级意识为指归的革命文学热潮中，为刊物确立一种非阶级姿态本身也是另一种阶级立场的表达。郁达夫还表示：“‘大众文艺’也没有多大的野心，不过想供给一般读者以一点近似文艺的东西而已。”(24) 在此理解下，《大众文艺》倒也果真办成了一个平平常常的以翻译为主的纯文学杂志：鲁迅、夏莱蒂的译文，郁达夫、叶鼎洛的小说……大概也正是因为“没有多大的野心”和面向所谓的“一般读者”，刊物出了半年就难以为继了，不得不停顿下来。
    1929年11月1日，《大众文艺》第二卷第一期出版，主编改为陶晶孙（署名“大众文艺社编辑”）。续出的《大众文艺》发生了明显的变化，之前常见的鲁迅、郁达夫、叶鼎洛等作者不见了，代之以陶晶孙、段可情、邱韵铎、龚冰庐等一批创造社的成员；翻译的小说少了，出现了一个叫做“大众文艺小品”的栏目，专登一些浅显的小品，还多了以前从没出现过的“木人戏”（木偶戏）的作品。陶晶孙在编后记里表示新《大众文艺》将“刷新内容”，但如何刷新却有点含糊其辞，只是对“大众”的概念稍微做了一点澄清：“大众是个无组织的东西，关于中国的大众，因为没有统计，不能说出确数，总之大部分是农工阶级，大部分是文盲分子。”(25) 通过把“大众”与“农工阶级”联系起来，陶晶孙事实上是在修正郁达夫对“大众”概念的非阶级甚至反阶级的理解，从而重新定位《大众文艺》的基本姿态。如果说“因为大众文艺有历史的关系，和书局的关系”，陶晶孙“采了一个渐进的方针，没有能够把他顿时改变”(26)，那么，在二卷三期上展开的关于“文艺大众化问题”的笔谈，则让革命作家们可以毫无顾忌地纠正郁达夫的“错误”，或者说是纠正郁达夫时期的《大众文艺》的“错误”。郭沫若指责郁达夫的“大众文艺”是“和无产文艺对抗而产生的”，“它的所谓‘大众’是要把无产阶级除外的大众，是有产有闲的大众，是红男绿女的大众，是大世界新世界青莲阁四海升平楼的老七老八的大众！”而真正的“大众”是“无产大众，是全中国的工农大众，是全世界的工农大众！”所以，“大众文艺的标语应该是无产文艺的通俗化。”(27) 王独清说：“这儿所谓的‘大众’，并不是‘全民’！所谓‘大众’，应该是我们底大众，——新兴阶级底大众。”(28) 虽然对何谓“大众文艺”以及如何建设“大众文艺”各人的看法并不一致，但用一种阶级的眼光去打量“大众”则是讨论者们基本的共识。在此背景下，第二时期的《大众文艺》一改郁达夫时期“没有多大的野心”的平淡，而以巩固“普罗列塔利亚文学的战线”为己任，做好“利用一切表现方法的启蒙工作”、“提倡完善的普洛塔利亚写实主义作品”、“建设正确的马克思主义的批评”。另一方面，刊物的对象也不再是“一般读者”，而是识字的“智识小资产阶级”，并凭借开办大众文艺小品、漫画、少年大众、通信等栏目，“在短时间内要进一步向半识字里面去，再进一步才向农工大众前进”(29)。只用了半年不到的时间，《大众文艺》就由一个奄奄一息的远离革命的平常刊物，翻新为名重一时的现代书局“四大左翼杂志”之一，直到1930年5、6月间被国民党当局查禁。
    在追新求变的风气里，“左转”已成各刊物顺应潮流、赢得读者的普遍做法。于是，在“革命文学”论争已近尾声的时候，钱杏邨终于可以豪情满怀地宣布这场新旧文学观念之战——同时也是新旧报刊之战——的胜果：
    经过了一年的苦斗，以及种种客观的条件的成熟，而获得了存在权的普罗文艺，在这一年，虽然因着环境的高压，在形式上没有积极的发展，但那它的力量已经伸展到了各方面——甚至有产者文坛也不能不受其影响。
    我们只要展开有产者文艺的刊物，总会看见关于普罗文艺论文以及创作的翻译与介绍，有时也要刊登中国的普罗文艺的作品；姑无论其动机为助长杂志的销路，抑是具有其他的原因，但他们绝对的不能否定普罗文艺，已是极其明显的事。
    就是极其保守以及反动的书铺，在这一年，也不免热衷于普罗文艺的销行，而发行关于普罗文艺的书籍了。(30)
    余论：报刊生产与文学现代性
    上述从报刊对峙和转化的角度来描述“革命文学”论战的过程，其意义不仅在于为原本就已聚讼纷纭的革命文学运动增加一种新的叙述话语，或许更重要的是，这种历史理解完全可能为进一步的理论阐释敞开空间。在当下关于现代性问题的热烈讨论中，研究者越来越多地把对“现代文学何以‘现代’”的思考作为基本的问题意识，从语言、叙事模式、文类规范、思想主题、内在精神等各方面考察中国现代文学相比于传统文学的诸种特殊性。不过，这些考察大多是从文学“内部”展开的，而一系列现代文学赖以存在的文化制度和社会条件则被忽视了。事实上，正如戴安娜·克兰所说，“传送意义的方式与被传送的意义同样重要”(31)。报刊作为一种现代的大众传播媒介，已然构成了一个特殊的“社会活动场所”，“这种社会活动场所的特征影响进入这个文化空间的内容的性质，影响到内容的性质如何相应地受到它在这个语境之中表现的影响，以及公众对它的反应。”(32) 埃斯卡皮则以一种更加历史化的方式指出，正是西方18世纪现代出版业的迅速崛起和繁荣，才导致传统文学发生了深刻的变化：“作家”从此成了一种谋生的职业，“至少是一种有利可图的活动”；“作品”成了一种待售的商品；“读者”阅读文学作品也不只是学习或者消遣，而更应被看作是在消费文学商品。“总而言之，必须看到文学不可争辩地是图书出版业的‘生产’部门，而阅读则是图书出版业的‘消费’部门。”(33) 也就是说，文学活动诸要素的关系被重新整合，居于枢纽地位的不再是作家也不是作品，而是出版，正是它才使已延续数千年的文学活动呈现出“现代”的特殊面貌——“文学现代性”由此发生。在这意义上，革命文学运动的兴起与报刊出版的密切关系——“革命文学”论战同时也是一场“报刊之战”——尽管多少得益于某种特殊的历史机缘，但仍可以反映出现代文学在生产方式上迥异于传统文学的普遍状况。因此，前述把“革命文学”论战置于报刊生产的新陈代谢轨迹中加以描述，非但不是“降格”革命文学运动事关重大的文学史意义，恰恰相反，它通过厘清文学与社会之间的流通痕迹，将有助于我们从一个新的角度去继续思考“革命文学”与文学现代性之间的深刻联系。

    注释：
    ① ［美］斯蒂芬·格林布拉特：《什么是文学史？》，见郭宏安等编：《国际理论空间》（第一辑），［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160页。
    ② 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现代文学研究室编：《“革命文学”论争资料选编》，［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2页。
    ③ 何大白（郑伯奇）：《文坛的五月——文艺时评》，《创造月刊》第二卷第一期，1928年8月10日。
    ④ 郑伯奇：《创造社后期的革命文学活动》，见饶鸿競等编：《创造社资料》，［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第873页。
    ⑤ 关于《文化批判》创刊的细节及其与“革命文学”论战中文人集团的关系，可以参考拙文《“革命文学”论战中的报刊阵营与文人集团——以〈文化批判〉的诞生为例》，［北京］《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05年第5期。
    ⑥ 郭沫若：《“眼中钉”》，《拓荒者》第四、五期，1930年5月10日。
    ⑦ 成仿吾：《从文学革命到革命文学》，《创造月刊》第一卷第九期，1928年2月1日。
    ⑧ 《〈创造月刊〉的姊妹杂志〈文化批判〉月刊出版预告》，《创造月刊》第一卷第八期，1928年1月1日。
    ⑨ 成仿吾：《祝词》，《文化批判》第一期，1928年1月15日。
    ⑩ 《编辑初记》，《文化批判》第一期，1928年1月15日。
    (11) 鲁迅：《“醉眼”中的朦胧》，见《鲁迅全集》第4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61页。
    (12) 冯乃超的原话是：“鲁迅这位老生——若许我用文学的表现——是常从幽暗的酒家的楼头，醉眼陶然地眺望窗外的人生。”（冯乃超：《艺术与社会生活》，《文化批判》第一期，1928年1月15日。）
    (13) 鲁迅：《我的态度气量和年纪》，见《鲁迅全集》第4卷，第110页， ［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
    (14)　华希里（蒋光慈）：《论新旧作家与革命文学——读了〈文学周报〉的〈欢迎太阳〉以后》，《太阳月刊》四月号，1928年4月1日。
    (15) 独清：《新的开场》，《创造月刊》第二卷第一期，1928年8月10日。
    (16) 成仿吾：《从文学革命到革命文学》，《创造月刊》第一卷第九期，1928年2月1日。
    (17) 何大白（郑伯奇）：《文坛的五月——文艺时评》，《创造月刊》第二卷第一期，1928年8月10日。
    (18) ［德］哈贝马斯：《公共领域的结构转型》，曹卫东等译， ［上海］学林出版社1999年版，第94页。
    (19) 《一个伟大的从新的开场！！！》，《创造月刊》第一卷第十二期，1928年7月1日。
    (20) 金屋月刊编者：《色彩与旗帜》，《金屋月刊》第一卷第一期，1929年1月1日。
    (21) 邱韵铎：《“一万二千万”个错误》，《现代小说》第三卷第二号，1929年11月。
    (22) 冯乃超：《艺术与社会生活》，《文化批判》第一期，1928年1月1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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