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文化对话是在文化发展的既定格局中展开的。文化发展状态的不同,导致文化对话的强势弱势关系结构。在此基础上形成了两种全球性知识———同情性的全球性知识与领导性的全球性知识。改变这种不平等的文化对话状态,依赖于多方面条件的改变、人类长期的努力。惟有如此,建立在文化间平等对话基础上的全球性知识体系才可能建立起来。

  关键词:文化对话;地方性知识;全球性知识;文化平等

  文化对话在各种地方性知识的全球化扩展时期已经普及开来了。这使得对地方性知识①全球境遇问题的考察,成为分析文化对话状况的现实出发点。本来,文化对话的各方所提供的知识,最初都是地方性知识。只是在对话的实际状况中,要求对话与被要求对话的两方或多方,事实上处于一个强势与弱势的关系格局之中。这样,文化的对话局势就变得复杂起来。文化对话的平等性问题也就被提了出来:对话中的强势一方常常处于推销自己文化理念、制度安排甚至生活方式的有利的地位,而对话中的弱势一方经常处在一种接受别的文化系统的基本理念、制度安排与生活方式的被动境地。前者的地方性知识演变为区域化、进而演化为全球化知识。后者的地方性知识也在前者的解释中具有了某种超地方性。但是这种超地方性乃至于全球性常常仅仅具有人类学的意义,而不像前者那样具有“社会学”意义———即前者是“前现代的”,而后者是“现代”的。对话就此演变为前者对于后者的猎奇性解释。这中间的不平等性是显然的,也是需要化解的。只有在文化对话的关系结构中置入平等关系并制约对话,文化对话才是可能的。否则,真正的文化对话时代就没有来临。

    收稿日期:2002-11-22作者简介:任剑涛(1962-),男,四川苍溪人,中山大学行政管理研究中心教授,哲学博士。　 本文系2002年10月德国阿登纳基金会与中国社会科学院在北京举办的“文化对话:可能性与界限”国际学术研讨会会议论文。　①这里使用的地方性知识一词,是借用美国人类学家克利福德·吉尔兹的概念。“这种地方性不仅指地方、时间、阶级与各种问题而言,并且指情调而言———事情发生经过自有地方特性并与当地人对事物之想像能力相联系。”[1](Ｐ273)。需要指出的是,本文是在扩展意义上使用这一概念的。

  一、文化格局:对话的既定框架

  文化对话并不是一个单纯的“现代”现象。在人类社会发展的古典时段,文化间的对话就通过跨区域的文化交流在实际地进行着。只不过这种对话的自觉性还不明确,对话的行动本身还没有成为研究的对象。甚至可以说自觉的对话还不存在,仅仅存在文化的跨地域性传播,即同一文化体系向外的扩散。即使勉强称之为文化对话,这种对话格局的出现,与对话所依托的社会文化发展情景是吻合的。从文化史的角度看,人类文明的发展大致可以区分为区域化文明(文化)时代与全球化文明(文化)时代。截止1500年哥伦布发现新大陆以前,各个自成体系的古典文明(文化)体系基本都是在各自赖以生存的相对独立环境中发生、发育、生长和成型的。①人类文明发展的早期,是一个区域化的文化发展时期。这种区域化有的时候虽然是极其之大的,但是帝国结构的不稳定性加剧了区域的对抗性而不是缓解或打通了区域文化间隔。像中国的核心地带,世俗层面的文化甚至从来没有经受过与外来文明与文化的系统对话的洗礼。1500年是这种发展格局开始彻底改变的一个象征性年度。具有现代性意义的全球化开始了它不可阻挡的进程。②这使得原本在自己的区域里基本独立地发展的地方性文化,发生了广泛的接触。文化间的相关性与差异性同时突兀地呈现在人们的面前。到19世纪,古典式的区域化文明(文化)格局的崩解,出现了一个全球化文明(文化)的不同发展格局。普遍的文化对话,就在其中寻找到了广泛的现实理由。

  之所以说普遍的文化对话之展开是在全球化时代,就是因为此前的文化发展仅仅满足于该文化的地区需要,它也因此就具有了充足的文化发展动力。古典式、偶在的文化交流与对话已经足以推动地方性文化体系的健康成长。但是,在一个全球化时代,先不论文化间的交流与对话的导因究竟是什么的问题、文化对话是处于对话双方的自愿还是被迫的问题,被打通的地域限制、被遏制的自足意识、被显示的文化间联系、被突出的文化进化问题,促使不同的文化体系间进行了解、对话、交流与融合。这样,与区域性文明和全球性文明相对应的地方性知识和全球性知识,在结构形态上也就相应地发生了调整。原来在各自地域自成体系的文化知识系统,在相异文化知识系统的显现、对比、映衬之下,各自显现出或知识结构上的、或知识功能上的优势与欠缺。于是,也就发生了知识上相互了解与对话的需要。

  无疑,文化格局从区域化向全球化的变迁,是普遍的文化对话发生的历史前提。这种对话方式,是不可能出现于地域化的古典文明时段的。就此而言,自觉的文化对话与文化征服、文化扩张、文化传播、文化融合之间,是有区别的。虽然在文化对话中间,也存在后面几种情形。进一步讲,全球化时代的文化对话具有一种不可回避的性质:这一时代文化间的必然相遇使得文化间不可能再相互回避了。

   ①②参见[英]戴维·赫尔德等:《全球大变革:全球化时代的政治、经济与文化》“结论:全球化的当代形态”部分对于全球化历史的回顾。[3]参见[美]爱德华·麦克诺尔·伯恩斯等:《世界文明史》第一卷第一部分“历史的黎明”对于诸古典文明起源的描述与讨论。[2]

   二、地方性知识的扩展:强势支配逻辑

  断定全球化时代促进了普遍的文化对话,并不等于说文化对话中的各方都处于一个完全平等的状态,以至于各方都相应获得了均等的文化发展契机。事实上,古典时代那种地域化文明格局中形成的地方性知识、区域化文明(文化)知识,在现代时段的全球化框架中早已经显现为两种处境———一些地方性文明(文化)彻底地区域化了,而另一些地方性文明(文化)从区域化向全球化急遽地扩展。

  地方性知识何以会发生限制于自己生长的区域、或急遽向自己生长区域外扩展的两种态势的分别呢?这一方面与两类知识的自身结构有关。另一方面则与两类知识的处境有关。从前一方面来看,限定于生长地域的彻底区域化知识,在自身知识结构上显现为一种内在自足性。它不具有一种内在冲突着的紧张感。构成其知识系统的诸要素之间具有一种相互化解紧张的关联性。而具有全球化走向的地方性知识,具有着一种内在的自我突破的机能。在它的各种构成要素之间具有一种紧张性,这使得它具有一种向外突张的要求。前者的一个较为典型的文化知识体系,可以说是中国古典文化知识体系。后者的一个典范形态可以是西方文化知识体系。古典中国文化知识体系的两个双重互补结构———儒道互补与儒法互补,将文化知识体系内部的紧张性化解掉了。①儒道互补化解了人心秩序建构中的紧张感:“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儒法互补化解了社会秩序建构的紧张:“阳儒阴法,儒表法里”、“胡萝卜加大棒”。文化知识体系的和谐性使得它逐渐形成了一种追求一致性、稳定性的文化精神。但是,因此也就使得古典中国文化知识体系被打上了因自足而有的停滞性,以及地域性。全球化时代的文化整体上与古典中国文化知识体系的脱离,就此注定。与之形成对比的是西方文化结构。基督教的神性文化与希腊罗马的世俗文化结构之间的紧张是显而易见的。深入到神性文化与世俗文化各自的内部看,新教与旧教的张力不可否认,而世俗社会的各个要素之间的冲突功能的强调当受重视。尤其是西方神性文化的普世主义取向具有的某种扩张性,加上后来兴起的市场力量要求的拓展力,西方文化具有的向外延伸的紧张感与内在的文化紧张感相结合,形成了西方文化在近代以来的扩张趋势。当地方性知识处于收缩或扩张的不同处境的时候,他们彼此的关系结构就不可能维持以往在地域化的情景中那种自然的平等关系,扩张性的文化结构就此具有了压制收缩性的文化结构的能量,文化发展的马太效应因此出现。

  由于自限于地域性发展的地方性知识,愈来愈具有某种人类学的考察对象限制,因此,在一个不同文化体系间广泛对话的时代,一个期望发展自己文化,以便取得文化发展契机的文化中人,优先需要考察的是从地方性知识扩展为全球化知识的状态。这种考察的要点有四个。

其一,地方性知识扩展为全球性知识的扩展方式问题。这里可以将其划分为两类两种方式———按照扩展的态势来分,有刚性的与弹性的两种方式;按照扩展的凭借力量来分,有武力的与观念的两种方式。就前者而言,当地方性知识刚刚具有一种向其产生的地域外扩展的能

   　①对此中西方的著名学者都有直觉或自觉。如牟宗三著《圆善论》阐释中国古典哲学的基本精神,并以为中国儒家哲学解决了康德不得不将世界二反的难题。而马克斯·韦伯的《儒教与道教》也从二者的关联性上论证中国文化缺乏内在的紧张感,申述一种中国文化难以走向现代的见解。

   力的时候,它是具有某种侵略性的。否则,它就不可能进入它试图进入的那个地区的原生地方性知识的“地盘”之中。于是这种扩展具有的刚性特点便显露出来。它的扩展,绝对与当地原生的地方性知识的自愿无关。这中间既没有商谈的余地,也没有理想的对话情景。只有到了扩展中的地方性知识与处于守势的地方性知识之间从刚性的政治经济“对话”走到文化的软性对话阶段时,扩展中的地方性知识向本土转换的问题才会出现,对话的弹性因此才有希望出现———扩展的地方性知识与收缩的地方性知识有一个相互尊重的可能。拿后者来讲,武力的扩展是地方性知识走向全球性知识的实力凭借。早期文明间的关联,与武力征服有密切关系。晚近文明间的关系同样不缺乏武力的介入。①武力也许是各种文明文化走到一起的现实动力。但是,只有观念的接触和互融,才足以推动强势文化与弱势文化之间的尊重与理解。对话的基础只有扎根于后者,那也才能叫做“对话”,而不被称之为“征服”。

  其二,地方性知识扩展为全球性知识的基本态势———强势支配弱势。之所以会显示为强势支配逻辑,原因在于:文化间相遇时总有一种时间上的先在性问题,与空间上占据的优劣性差异。就前者而言,处于弱势或守势的文明文化,也总是处于保守的景况之中的。它的闭锁性就远比处于强势的或进取的文明文化要显著。后者与前者的相遇,总是后者主动的。相遇的时间先在性,就自然地被后者所占据。从强制的对话到对等的对话,也就总是后者占据主动权。从空间关系来看,现代之为现代,是一个“发现”现代或“制造”现代的文明文化体系提供特定意义上的“现代”的人类活动时段。西方文明文化就此具有了某种强势支配的理由,因为是西方文明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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