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柏克政治思想述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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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09-8-8 16:48:47 来源：不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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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现得淋漓尽致(注：不过柏克等对黑斯廷斯的抨击也可能由对皮特政府的不信任、欲将其推翻的党派利益的动机所促成。)。他说：“若(黑斯廷斯的)这些行为在亚洲并不具有像它们在欧洲具有的那样的道德性……那么，绅士们勾画了一幅地理道德学的图案，按照这一图案，人在公域与私域中的责任与伟大的宇宙主宰无关，不受其支配……有必要宣布道德律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定律。”[3](p276)
不过，尽管古典及中世纪以来的政治思想对柏克影响很大，但他通过对英格兰历史的考察(曾撰写一本英国史)以及积极参与英国的政治实践，却使他的政治思想更具体，更有经验主义色彩。他注意到：“不列颠无疑是追求最多样化目的的国家，是最不情愿将一个目的牺牲给另一个目的或全部目的的。它的目标是怀纳所有人的愿望，保障人们充分地实现所有的愿望。个人自由……在欧洲其他国家来自于风俗体系和种种生活习惯而不是国家的法律；在英格兰，则一直是政府的直接目标。”[3](p190)的确，英国自盎格鲁·萨克森人入侵以迄柏克的时代，由于岛国地理位置(注：岛国的地理位置对英格兰的影响远比人们所愿承认的要多。作为岛国，英格兰不必保持常备军，这一点正是王权没能走向大陆式绝对专制主义的要因之一。)、传统习惯、封建关系、教权与王权的纷争，尽管英格兰出现诸多雄主，却一直没能产生大陆式专制主义的王权。国王行政须尊重惯例，须征得“人民”的代表机关的同意，与自由密切相连的征税问题尤其如此。在柏克时代，乔治三世(1760—1820年在位)靠收买议员恢复了旧时国王的行政权力，置已成为惯例的内阁制于不顾，推行个人的意志，因而引起了国会的反抗，这给刚刚踏入仕途的柏克一个极好的锻炼机会，使他的政治智慧得以初次显露。在一本名为《对当前不满的原因的思考》(Thoughts on the Cause of the Present Discontents，1770年出版)的小册子中，他认为乔治违犯的不是宪法字句、条例，而是其精神。同时，他还阐释了政党在政治活动中的作用。在布里斯托尔议会任议员时，柏克思考了议员在议会中的角色，发表了关于议员作用的著名评论。他认为，议员在议会中应作为representative，即可以独立行事的全国性利益的代表，而非delegate，即受制于选民的地区利益代表(注：1780年，柏克正是因为实践自己所倡导的议员在议会中应担当的角色而失去布里斯托尔议会代表资格。)。前文所述的1783年东印度弹劾案又给柏克一次重要的思考机会。而法国大革命的爆发对柏克的影响可能最大，那本《法国革命论》(Reflection on the Revolution in France)也最能反映他对政治改革与革命的态度，但该书并未完全表白其政治观念。事实上，柏克从未系统地表述自己的基本信条(这可能是因为他未受系统的经院式的教育)，他总是对具体的事务做具体分析，反映出他典型的英国经验主义的作风：注重经验，传统，对传统和过去的方式给予尊重；形而上学的未经证实的抽象理论作为改革社会之工具的角色和范围应受到严格的限制。但也许正是因为作为一个政治家，只埋头于实际政治问题的解决，使他缺乏前瞻性的眼光，限制了他思想的广度。
虽然柏克尊重传统，主张维护现存的制度，但似乎也不反对变革。他承认社会的变化并应予以恰当的回应，不过，在新环境中要重申包含在传统中的价值。他对change和reformation做了分析，认为change改变了对象的实质内容，是“求新”；reformation则不是对对象进行根本性的修正，而是“针对人们指出的弊病直接予以补救”。[3](p137)由于人民的风俗、习性会随时间而改变，所以，改革并不是不可欲求的，但改革的目的是保存传统。他说：“如果我们愿意的话，尽可以增加新的原则，但是还是让我们先把他们(指祖先)留下的保存起来再说吧!”[3](p111)“继承观念将能产生某种稳妥的保守原则和某种稳妥的承袭原则，而且丝毫不排斥革新的原则。”[3](p121-122)如要政治改革，首先应具备的是审慎(prudence)。审慎是柏克最为推崇的政治家应具有的美德。他说：“审慎，在所有事务中都堪称美德，在政治领域中则是首要的美德。审慎将领导我们去默许某些有限的计划而不会引导我们去大力推行无限完美的计划(要实现这些计划就必须打碎整个社会结构)。”[3](p304)政治家个人的理性远不能准确认识千百年继承的制度、习惯中蕴含的智慧，将它们抛弃或另起炉灶是危险的、不负责任的行为，只有效法先例，小心谨慎才可能少犯错误。但柏克所能容忍的改革一般也多为技术性的行政事务，即便如此，要着手柏克式的改革，还要满足诸多很难满足的“需要”(注：他说：“要建立起独立的下院，需要花费很长的时间，需要付出很大的辛劳和耐心，需要有高超的策略，需要有许多人和许多性情的联合，也需要有并非每天都会出现的机缘。”见柏克：《自由与传统》，第121页。)，这使改革几近不可能。而对所有改革宪法尤其是改革议会的倡议他总是极力反对(注：1782年，William Pitt在下院提议由一个委员会调查下院的代表选举情况，以便形成一个扩大选举权和根据人口重新分配席位的议案。柏克大加反对，主张议会选举应以现实或利益为基础，而非以地域或人口为基础。他坚信任何政府的权威在本质上是习惯性的。见柏克：《自由与传统》，第37-38页。)。曼茨菲德(Mansfied)指出，柏克的政治哲学的中心在于一个实际宪法的捍卫而非一个幻想宪法的建构。[2](p708)
尽管柏克对改革态度冷淡，对改革的支持也极为有限，认定保守的“光荣革命”是“人类活动的终极标准”和所有革命的样板，[6](p274)坚守传统制度习惯，但就他原则上不反对改革，不容任何形式、任何派别的独断专行，反奴隶制，捍卫出版自由，以及为北美的独立与爱尔兰自治事业而辩护来看，他还是属于辉格党贵族自由主义。阿克勒肖(Eccleshall)认为，虽然此时的贵族辉格派也反对独断的权力，但仍坚持社会等级制度的传统观念：有产阶级对下层阶级实施指导和保护。[7](p17)迈克兰(McClelland)也认为，尽管从历史中找论据支持自己的观点一般被视为右派，但18世纪的英格兰，热爱自由的辉格党是从历史中寻求论据的典型，它发明了“古代英吉利宪法”的概念，国王也不能随意改变这个“宪法”。[8](p421)但这是一种向后看的自由主义，从英国政治思想史的背景来看，柏克背离了洛克为自由主义奠定的基本原则，如平等，理性主义，人民主权，人民的普遍选举权、革命权等。随着法国革命的爆发，他的自由主义色彩愈来愈黯淡，保守主义的色调则愈来愈浓厚。
三 柏克与法国大革命
如果说柏克对英国的政治改革态度冷淡、支持有限，那么，对法国革命却始终持完全否定的态度。
1789年法国革命爆发后，经过短暂的判断，柏克写了《法国革命论》(1890年11月出版)，表明自己的立场。该书首先抨击了英国国内一些主张政治改革、拥护法国革命的政治社团，赞扬了英国“光荣革命”的合理有节，对英国政治家表现出的守成、审慎和睿智给予极高的评价，然后浓墨重彩地攻击法国制宪会议所奉行的革命原则和采取的所有革命措施，这种攻击有时完全变成了谩骂。同时，他极力赞美欧洲传统社会的宗教、风俗、习惯和制度，悲叹它们的毁灭、式微。此书中抨击法国革命的部分远不如对英国的政治考察和对传统价值的认识更精彩和更有说服力。[9]
的确，由于启蒙学派此前已厘清了符合正义的政府与国民之间的新型关系，革命者现在的任务是设法建立这种关系(英国则不存在此问题，他们只需延续、维护及改良这一关系而已)，所以制宪议会做了大量如柏克所指责的清除旧制度和依照启蒙学说建立新制度的工作。法国人是想在他们自己与过去之间掘一道鸿沟，摆脱过去的一切束缚，“用简单而基本的从理性与自然法中汲取的法则来取代统治当代社会的复杂的传统习惯”[10](p175)。这些法则在《人权宣言》中都有明确的体现。柏克指责革命的法国完全靠理想过活是不公平的，也是对革命的无知。研究大革命的著名学者乔治·勒费弗尔指出：“在《人权宣言》的每项条款背后，制宪议员们以及他们同时代的人心里都想着他们为之感到痛苦的具体事实。”[11](p131)在旧制度下，教士和贵族等级享有免缴几乎一切赋税的特权(特权的大量存在是法国人异常热烈地追求平等的主要现实原因)，占据国家职位要津而又无所事事，还独享“精神货币”——荣耀，他们成了严重阻碍社会发展的巨大赘疣。而在英国，托克维尔认为，因为贵族承担最沉重的公共负担，以便获准进行统治；在法国，贵族直到灭亡仍保持免税权，作为失掉统治权的补偿。[10](p136)也许恰恰由于法国贵族对统治权的放弃，导致了法国专制主义王权的建立。托克维尔又深刻地指出，自15世纪始，法国国王们不再与国民合作便擅自征税，逐渐蚕食中世纪法国人的自由。到路易国王时代，王权达到顶峰，政治自由荡然无存。(注：实际上，柏克也认识到了英国与法国政治发展的殊异，遗憾的是，一遇不同于他珍爱的英国式的政治变革，他就失去了判断力。)[10](p136)作为第三等级的农民、城市平民和资产阶级要担负特权等级奢靡生活和国家运转所需的各种赋役，却没有任何政治权利，他们既然没有英国式的传统自由资源可以用来反抗专制和特权，只好借用启蒙理论；而18世纪的欧洲与法国已远远地走出了中世纪的蒙昧时代，启蒙运动之前已有文艺复兴和宗教改革，这些运动使越来越多的人们重新认识人与人类生活，并提出各种改进的可能方案。启蒙运动尤其坚信人类能够运用自己的理性改善生活，实现人生此世的幸福。当第三等级一旦认识到自己的力量、现实的不公和他们作为人应享有的权利时，他们便不再犹豫抛弃过去而努力争取一个更符合理性要求的社会，不仅要建立“自由的制度”，更要建立“平等的制度”。阿克顿认为，法国人热烈追求平等有更深远的历史原因：由于“罗马高卢在恺撒与克洛维之间的5个世纪里彻底接受了绝对权威与无差别的平等观念，以至于人民已经无法与新体系(封建制度)协调”[12](p431)。所以法国人的“目标是平等”，在1789年，它“试图清除条顿种族带来的不平等因素”[12](p432)。而美国人以启蒙学派的三权分立原则立国的鲜活例子也预示了自由无限广阔的前景。西耶斯以先知般的口吻说道：“第三等级现在是什么?是一切，是被束缚被压迫的一切。没有特权等级，第三等级将会是什么?是一切，是自由的欣欣向荣的一切。没有第三等级，将一事无成；没有特权等级，一切将更为顺利。”[13](p22)也无怪乎哲学家康德在听到法国大革命爆发之后，第一次改变了他钟表一样准确的作息习惯，将这件事看成是“理性”的体现，赞扬法国人依照内心的“道德原则”发动革命的壮举。只有柏克，为了他所欣赏的“中世纪的贵族精神”能够延续，而置大多数人的自由幸福于不顾。潘恩也尖锐地指出，柏克反对法国革命，“仅仅因为法国人抛弃了他无限珍爱的、自由蕴含其中的——对法国人并非如此的传统”[14](p275)。换句话说，柏克的愚蠢在于他把法国的历史等同于英国的历史，欲使英国的经验作为普世真理推广到法国。革命爆发本身已无可置疑地表明法国君主政治完全而彻底的破产，但靠一套完美的抽象理论绝不可能引爆一场巨大的革命。法国人虽失去了传统的自由资源来改善自己的命运，但他们还有理性设计自己的命运，有勇气去实现自己的设计，这正是法兰西民族的伟大。
事实上，法国的资产阶级也并不想走得太远，起初，他们只是要建立一个“有产者”的君主立宪国，与国王、贵族分享政治权利。但由于后者拒绝放弃自己的特权与权力，使得法国大革命逐渐走向深入。另外，也正是欧洲各国君主、贵族及柏克之辈对大革命的敌视，以及支持流亡贵上一页 [1] [2] [3] 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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