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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学者们提出了各自的理论,特别是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学者抛出了所谓现代化理论,试图为这些政治独立的新兴国家建构发展•蓝图。但由于其意识形态偏差、理论之简化和对现代化的“泛美化”(Ｐａｎｇｌｏｓｓｉａｎ)而遭到义正词严的批评。〔13〕众所周知,现代化理论解释后殖民国家“不发达”(ｕｎｄｅｒ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纯然只将发展与否看成是一个“内在的”过程而置“不发达”的外在因素于不顾:殖民时代的经济剥削史和政治压迫史,以及全球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结构下,此种剥削与压迫的继续存在。并广为制造一种“现代化”的话语,幼稚地从古典社会学家假借一些分析类型,然后设定第三世界国家与16世纪至20世纪的欧洲国家相同,都独立地从“传统”到“现代”。故而,不发达状态之所以存在是因为“传统的”态度和文化作风顽固不肯离去,第三世界国家如要求得发展,只能依靠已“长大”的西方兄弟。从而用现代化理论的意识形态效能掩饰了支配的物质结构,落入了典型的西方中心论的窠臼。
沿19世纪古典社会理论家对现代化之批判加以继承者当属法兰克福学派的霍克海默(Ｈｏｒｋｈｅｉｍｅｒ)和阿多尔诺(Ａｄｏｒｎｏ)。他们在其《启蒙的辨证》一书中勾勒出西方文明在摆脱传统社会种种不自由的束缚之际,究竟在什么情况下转了方向,致使“人类没有臻至真正的人文情景,而反倒是沉沦到了一个新的野蛮畛域。”从培根(Ｆ.Ｂａｃｏｎ)以降的思想家,莫不以为“启蒙”的目的在于“解放人类,让他们不再恐惧,并建立人类的主权。”而20世纪40年代正是欧洲法西斯横行,美国消费资本主义冉冉上升之际,何以“完整接受启蒙的大地,辐射出了灾难的凶光”?他们对此指出,这些“灾难”并不是历史过程的偶发事件,反之,它们是须臾内造于启蒙大业本身的。〔14〕有些学者并进而指出,所有的现代社会都根据一个特定而狭隘的理性观(也即韦伯所说的“工具理性”)在运作。这样的理性观盘踞了社会主要政治经济结构的核心:“经济体”、进行社会控制的各种官僚组织、科学与技术,这些正是现代社会种种不自由的根源。在现代化语境中,人们已无法自由决定要不要自由。
社会理论学家不仅对现代化的根源———启蒙理性进行了反思,而且对现代化的另一个重要概念“发展”提出了批评。
斯宾塞(Ｓｐｅｎｃｅｒ)和孔德(Ｃｏｍｔｅ)首先以社会有机体演化论的形式表达了“发展”这一概念。他们认为现代化社会是一个成长中的有机体,并且必会经历一系列有秩序、不可避免的阶段,终以欧洲先进国家作为人类社会的最终归宿。发展被概念化为渐进的质变,由低度走向高度分工的社会形态。凭借这些转变,社会角色日益接近现代化的标准:感情无涉、自我取向、普遍主义、成就标准等。现代化不仅允诺我们机会、权力、欢乐、成长以及我们自己和世界的转变,同样,它对我们也产生了威胁。我们所拥有的每件东西,我们所知道的每件事情,我们所具有的各种身份,似乎都要灰飞烟灭。于此,马克思曾说:“所有坚定不移者,转瞬消融于气尘。”〔15〕
在20世纪文化分析家笔下的现代化是客观社会经济结构与主观的实体建构两种力量交互作用的文化环境。第三世界国家面对这一“发展”的转变而身陷矛盾的立场。他们“或是被迫沉沦,或是泅泳于世界市场的旋涡里,被迫卖命地积累资本,被迫不开发就解体”。或是两者兼而有之。〔16〕“发展”并没有将人类带到新的家园,人们先前所拥有的道德的和存在的意义与确定性已经消逝,不再能够支撑稳定的文化。用萨特(Ｓａｒｔｒｅ)的话说,也就是活着,但“没有任何保证”。自求发展的本质就是欠缺稳定,不断的改变与种种价值观持续遭到破坏。现代化是单方向的旅途,是不归路,永久地改变了人类了解自己的概念与用语。对于这一后果,马克思在其《共产党宣言》中就已描述了资产阶级的文化后果:“生产不断地变革,一切社会关系不停地动荡,永远的不安定和变动”,“一切固定的古老关系以及与之相适应的、素被尊从的观念和见解都被消除了,一切新形成的关系等不到固定下来就陈旧了。”〔17〕
因此,巴兹(Ｏ.Ｐａｚ)称之为所有的文化都已受到“现代性的诅咒”。这不仅仅只是指资本主义市场、都市化等等所设下的种种客观结构,还指涉第三世界国家已被发展的文化叙事席卷和纳入了显然是源自西方的文化语境当中。现代化是一整套“社会-制度性的”过程,它造就了现代性的经验使之与个人自行形成的文化行动产生辨证的互动关系。资本主义的文化透过西方社会的主要社会结构如市场、各种官僚化组织、科技、尤其是大众传播等伯格所称的“现代性的携带者”〔18〕而扩散到世界的每个角落。卡斯陀瑞狄斯(Ｃａｓｔｏｒｉｄｉｓ)也认为:“前进”、“扩张”与“成长”等观念并不是内在于所有人类社会的特征和潜能;反之,它们只不过是西方特有的质性与价值观,而西方人自认为他必须以此“教育”其他的社会,欲将形成西方社会的基本概念全部植入其他社会。这样,即使西方社会在物理意义上被消灭了,西方等于还是征服了世界。西方国家将这种发展观投射于第三世界国家造成了其社会想象空间和能力的被殖民。因为这种发展是“假理性”,是从科学、经济与技术那里借贷而来的工具理性。从制度层面来看,非西方社会臣服于西方国家几分,其文化上的自我更新能力也就减弱几分。这并不是人类想象力的臣服,而是想象力赖以存在、发挥的背景和制度已被臣服,是向几百年来西方借助现代化先发优势而建构的政治-经济结构所积累的“沉重压力”臣服,第三世界国家生活的世界已被殖民化了。
总而言之,现代化不仅构筑了文化帝国主义产生与发展的历史结构背景,而且也埋设了批判与抵制文化帝国主义的物质和文化力量。人类未来的发展是多样化的,它并不仅仅取决于某一种特定的文化叙事方式,而是人类多种文化叙事方式平等地共同作用和相互融合的结果。不同的文明只有在相互尊重各自的发展权利的基础上,才能相互借鉴、交汇融合、共同推动人类社会不断进步。
【注释】〔1〕Ｈ.Ｓｃｈｉｌｌｅｒ,1979,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ＳｏｖｅｒｅｉｇｎｔｙａｎｄＩｎｔｅｒ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Ｃｏｍｍｕｎｉｃａｔｉｏｎ,ＮＹ:Ａｂｌｅｘ,ｐ.21
〔2〕Ｅ.Ｇｅｌｌｎｅｒ,1983,Ｎａｔｉｏｎｓａｎｄ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ｉｓｍ,Ｏｘ ｆｏｒｄ:ＢａｓｉｌＢｌａｃｋｗｅｌｌ,ｐ.35
〔3〕Ｗｉｌｌｉａｍｓ,1983,Ｋｅｙｗｏｒｄｓ,Ｌｏｎｄｏｎ:Ｆｏｎｔａｎａ,ｐ.160
〔4〕同上,第90页。
〔5〕Ｗｉｌｌｉａｍｓ,1981,Ｃｕｌｔｕｒｅ,Ｌｏｎｄｏｎ:Ｆｏｎｔａｎａ,ｐ.11。
〔6〕斯塔夫里亚诺斯,《全球分裂》,商务印书馆,1993年,第510页。
〔7〕舍勒,《资本主义的未来》,刘小枫编,香港牛津大学出版社,1995年,第182页。
〔8〕《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中央编译局,第255页。
〔9〕见萧新煌《东亚的发展模式:经验性的探索》一文,转载自罗荣渠主编《现代化,理论与历史经验的再探讨》,上海译文出版社,1996年版。
〔10〕有关这方面的经典描述可见萨依德的《东方主义》,沃勒斯坦的《现代世界体系》等著作。
〔11〕韦伯,《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1996年,三联出版社,第142页。
〔12〕Ａ.Ｆｒａｎｋ,1969,ＬａｔｉｎＡｍｅｒｉｃａ,ＮＹ:ＭｏｎｔｈｌｙＲｅｖｉｅｗ.〔13〕Ｈｏｒｋｈｅｉｍ,Ａｄｏｒｎｏ,《启蒙的辨证》,1979年,Ｌｏｎ ｄｏｎ:Ｖｅｒｓｏ,ｐｘｉ＿ｘｉｉ.
〔14〕《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第254页,人民出版社,1972年第一版。
〔15〕Ｐ.Ｂｅｒｇｅｒ,1974,ＰｙｒａｍｉｄｓｏｆＳａｃｒｉｆｉｃｅ,Ｈａｒ ｍｏｎｄｓｗｏｔｈ:ＡｌｌｅｎＬａｎｅ,ｐ197—198
〔16〕同注释〔13〕。
〔17〕Ｂｅｒｇｅｒ,1974,前引书,ｐ.104—105上一页 [1]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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