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前国内普遍将西文feudal、feudalism与中文“封建”对译，实属不妥。最初的汉学家和中国学者(包括严复在内)并不这样做，严复译feudalism为“拂特制”。20世纪受西方古典进化论的影响，将西欧feudalism抽象化，按照西欧的模式解读中国和世界，据此严复首先将feudalism与“封建”对译，从此西欧和中国有了相同的“封建社会”。本文从学术史，特别是从实证分析和理论分析两方面，阐明西欧feudalism是欧洲历史发展的产物，只属于欧洲；中国的先秦是封建制，而且惟其符合中文“封建”之本义；秦代至清代是皇权专制制度。它们本是三个不同的概念，谁也不能涵盖谁，就中西中古社会而言则属于前近代时期不同的社会形式，不应该贴上同一个标签。
 

   关键词  封建  封建主义  西欧  中国  中古时期 
  
  
    “封建”、“封建主义”等词汇在当今中国可谓俯拾地芥：将秦代至清代两千多年的传统社会称为封建社会，将帝王称为封建帝王，制度当然也是封建制度。“封建”话语不仅流行于学界，而且深入坊间，迷信是封建迷信，包办婚姻是封建婚姻，个人崇拜是封建遗毒等。另一方面，在欧洲，“封建社会”是前资本主义社会，西欧“封建社会”只经过几百年就长出近代文明，故西方学者至今仍在回顾和反思他们中世纪的价值，反思中世纪与近代文明千丝万缕的联系。①
    问题是，封建主义概念的本质是什么，有没有一个可以涵括中西的封建主义?不论要深入认识西欧与中国的过去，还是要进行中西历史比较，该问题都是不可回避的。此外，从基础教育和对外交流角度讲，也需要将“封建”概念明晰化和规范化。
先从中国方面说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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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年鉴学派第三代学者勒高夫所写的《中古文明》是一部关于西欧中世纪的全面、系统的综台之作，作者在英文版序言中指出，该书的主旨在于说明：中世纪是一个充满暴力，生活条件严酷的世界，同时也是特别具有创造力，奠定西方文明发展基础的时代。(J．Le Goff．Medieval Civilization 400—1500， Oxford，1988)
 
一、“封建主义”概念在中国之由来
 
中国古代的“封建”实为“封土建制”、“封邦建国”的简称。大规模“封建”的事实发生在西周建国初年。灭掉“大邑商”后，地处西陲的周族如何统治这幅员广阔的土地，于是分封制度应运而生。分封的用意，是让王族的亲戚子弟率领族人到各地建立武装据点，以此为依托控制各个地区，从而形成拱卫宗周的态势。被封诸侯在封国内有世袭统治权。周天子是各封国诸侯的“大宗”，作为“小宗”的诸侯国必须服从命令，定期朝贡，提供兵役。显然，先秦的“封建”有两重要义：其一，在形式上建立武装据点，解决幅员辽阔的国土(即家族)安全问题，防卫目标主要是异姓种族：其二，封国的原则是血缘关系，目的在于维护王族一姓的统治。司马迁称其为“褒亲亲，序骨肉，尊先祖”①，所谓“亲亲建国”。
    封建制度在春秋战国之际逐步瓦解，秦统一后，全面推行郡县制。实际上，终先秦之世，“封建”一词很少使用；倒是秦汉以后，有郡县制作为对立物，“封建”的特点才突显出来，该词出现的频率也增加了。二者孰优孰劣的争论，从秦汉以来迄未停止，分封制也迟迟未绝迹，只是渐行渐远，不再占据主流。“封建”概念也发生了一些变化，魏晋以降，封爵而不治民的制度也沿用“封建”之名。宋元时代，李防等辑《太平御览》设“封建部”五卷。继之，马端临写《文献通考》设“封建考”十八卷，一方面把“封建”从西周追溯到黄帝时代，另一方面又把秦汉至唐宋封爵而不治民(或曰“封”而不“建”)的制度也囊括其中。后者可称为“转义的封建”。总之，无论西周封建还是后来转义的封建，一直到清末，人们对“封建”一词的理解没有多少变化，如果说有所变化，那就是后来的主要着眼点在于中央与地方的权力分配。甚至清末民初关于联邦制还是联省自治的辩论．仍然在体制的含义上使用“封建”一词。②但无论如何，此时中国的“封建”与“封建主义”无关，国人多数还不知西欧庄园或“庄园制”为何物，知者也不认为二者是一回事因而与之相联系。
    所以，最初的汉学家从不将中文“封建”译为feudalism。例如，19世纪英国汉学家李雅各(James Legge，1815—1897)翻译了不少中国古典经书，遇有“封建”字眼，从不译为 feudalism，如《左传》中“故封建亲戚，以藩屏周”译为：raised the relatives of the royal House to the rule of States，that they might act as fences and screens to Zhou(大意是：让王族的亲戚去统治诸侯国，以此作为周的屏障)。又如《诗·商颂·殷武》中“命于下国，封建厥福”；《左传》中“莫如兄弟，故封建之”；以及“封建亲戚”、“封建兄弟”等都作了类似的译文处理。③李雅各等都是从本义上译介中文“封建”一词，即抓住王族血缘亲属建立诸侯国的本质。显然，依西人的眼光，中国西周的“封邦建国”与西欧中世纪普遍推行庄园制基础上的 feudalism不是一回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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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史记·三王世家》。
    ②  例如，李大钊1916年在论及省制问题时，就上溯至封建与郡县论，“古无集权、分权之语也。有之，则内重外轻云者，足当集权之义；外重内轻云者，足当分权之义焉。于是右集权者，则讴歌郡县；右分权者，则想望封建。求之往籍，封建与郡县之论战，盖至今而犹未有以决也。”(李大钊：《省制与宪法》(1916年)，《李大钊文集》(1)，人民出版社，1999年，第214—230页)
    ③  “莫如兄弟，故封建之”译为it still said that none were equal to brothers．and advanced them to the rule of States；“封建亲戚”译为to raise the relatives of the royal House to the rule of States：“封建兄弟”译为to advance brothers to the ruie of States。(林志纯：《封建主义问题》，《世界历史》1991年第6期)
 
中国学者最初也没有将二者简单对译。严复首次将feudalism译为中文。1901年，严复的重要译著《原富》(亚当·斯密著。现名《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问世，在这部译著中， feudalism译为“拂特之制”。大概严复发现西欧的feudalism对中国历史而言是陌生的，没有一个适当的中国词汇与之相应，于是取音译。严复在按语中明确说明自己对“拂特之制”的理解：“顾分土因而分民，于是乎有拂特之俗……一国之地．分几拂特，分各有主，齐民受理其中而耕其地，则于主人有应尽之职役，而莫大于出甲兵，应调发之一事。用拂特之制，民往往知有主而不必知有王。故地大民众者，王力不足以御临之也”。可见严复对西欧庄园制有一定观察深度，认为西欧拂特制(feudalism)与中国古典“封建”不同，所以说出“其建国本始之事如此，非必有锡土胙茅之事如中国也”。①1903年6月，严复译穆勒的《群己权界论》(On Liberty)，对书中的feudalism仍取“拂特”之音译。
    问题出在严复不久后发表的另一部译著《社会通诠》上。严复是带着急迫的心情来翻译这本书的，爱德华·詹克斯的《社会通诠》(E．Jenks，A History of Politics)原书出版于1900年，而严复翻译并将其出版是1904年。②在这部书里，他第一次将feudalism译为“拂特封建制”或“封建制”，③从而将西欧的feudalism与中国的传统社会完全对应起来，后者不仅包括先秦时代，也包括秦代至清代。不仅是译文的改变，受西方思潮和话语的冲击，严复的思想也在激烈的震荡中。从该译著的序言中可知．严复深受詹克斯社会演进图式的影响。詹克斯提出人类社会进化三阶段：即图腾社会、宗法社会和国家社会。在詹克斯看来，这是人类社会由低级到高级发展的普遍过程，也是每一个民族都必须经历的进化序列，如同天有四季，人有童年、少年、壮年一样。“封建于社会天演为何阶级”(即“阶段”——引者注)?严复自问自答道：“拂特封建制”乃为宗法社会与近代社会的过渡阶段。④显然，詹克斯将feudalism看作是西欧的，也是世界的，其他民族都要经历的。这本是说西欧feudalism有普遍性，可是一旦严复将其译为“封建”，中文“封建”一词也有了普遍性，语义学上的奇妙力量由此可见一斑。
    严复全盘接受了詹克斯关于社会发展有机体的观念，他在译文中加入大段的按语赞赏有加，并依此联系和划分中国历史，他说，“由唐虞以讫于周，中间二千余年，皆封建之时代”，是典型的宗法社会，其后，“乃由秦以至于今，又二千余岁矣”，如何看待这一段历史令严复踌躇不已，由于陷入詹克斯的进化图式中不能自拔，只得认定“秦以至于今”也为“封建时代”。这样一来，中西封建社会长短差异之巨，即使按詹克斯的观点也令人费解。中国的“封建社会”，“盖四千数百载而有余也”，而起于中国唐宋间英法诸国的封建时代不过千年，“何进之锐耶”?严复百思不得其解，虽以“乃事变之迁流，在彼则始迟而终骤，在此则始骤而终迟，固知天演之事，以万期为须臾”自慰，可仍然难以掩饰其深深的迷惑：“然二者相差之致，又不能为无因之果”，“而又不能不为吾群今日之利害，亦已明矣”(中西今日不同的利弊后果太明显了)!译述之际，不知多少次“掷管太息”，“绕室疾走”!⑤严复渴求新知，却又不能自圆其说的痛苦状态，跃然纸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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