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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封建主义”概念辨析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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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09-8-8 16:49:11 来源：不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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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时代和一种环境的印记”，是否可能像母系氏族或父系氏族社会那样，封建社会也是人类社会历史发展的一个阶段呢?不错，布洛赫提出了这样的假设，不过他并没有沿着这样的假设，简单地给定结论，而是求诸实证。布洛赫不愧为伟大的历史学家，他认为可以提出任何假设，而结论则要在一个一个具体的案例分析之后才可得出。可是，“这里所涉及的比较研究工作显然超出了一个人所具有的能力范围”，所以西欧之外他只涉足日本案例分析。11世纪以后日本政治权力的分割、职业武士等级的兴起、庄园的出现等，似与西欧 feudalism有一定相似性，其实也不尽然，其中“模拟血缘关系”和“誓约体系”的因素明显不同于西欧。布洛赫随之指出，“日本的附庸制是比欧洲附庸制程度高得多的从属行为，其契约性质则少得多”，而且不容许附庸建立“符合自己利益的、对庄园上的人有着广泛权力的真正的庄园”。“建立起来的庄园极少，且极其分散，……不是西欧真正庄园化地区的庄园”。很明显，布洛赫关于西欧封建制具有普遍性的观点仍然是一个假设而已，最多及于日本；即使对于日本也颇有保留，他进一步总结说：“日本的附庸从属关系在更大程度上是单方面的，且天皇的神圣权力处于各附庸誓约体系之外；就这方面来说．从一个在许多方面都颇类似于西欧封建主义的体制中，并没有出现类似情况，这也绝非偶然。”②
值得注意的是，布洛赫的最后一章“欧洲封建主义的延存”对西欧feudalism作了相当精彩的点评，将其不仅看作一个历史过程，也视为一份对近代社会的宝贵遗产，其中特别强调了武士观念与契约观念。他说，在西欧，附庸的臣服是一种真正的契约，而且是双向契约。而这种“契约”观念一旦移植到更大范围的政治领域．就不可避免地限制了王权。按照这种观念，当国王违背约定时，附庸有权利反抗，甚至可以兵戎相向。9世纪即已萌动的这一著名的“反抗权”，13和14世纪又重现于整个西欧世界的大量文件中。布洛赫的全书封笔之语意味深长，虽与前面的观点不无相违之处，但还是忍不住说了出来，一语破的。他说：“西欧封建主义的独创性在于，它强调一种可以约束统治者的契约观念，因此，欧洲封建主义虽然压迫穷人，但它确实给我们的西欧文明留下了我们现在依然渴望拥有的某种东西。”此语一出，布洛赫其实也就明确地否定了西欧feudalism的普遍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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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9卷，人民出版社，1963年，第130页。
② 马克·布洛赫：《封建社会》(下卷)，第三十二章和第三十三章。
布洛赫认为西欧的feudalism不能涵盖日本，更不能涵盖中国，他实际上认为西欧feudalism只属于西欧。前述马克思按照生产方式将前资本主义社会分为三四种形式，其中西欧日耳曼人的社会仅是一种，与亚细亚、斯拉夫等并列，讲的是同样的道理。应该说，人类社会历史是非线性发展与线性发展的统一，个性与共性的统一。至此．不可避免地涉及人类历史发展的普遍性问题，此需专文另论，这里不予展开。 四、循名责实，规范学术概念
那么，回到本文主题，对历史学上的“封建”文本该如何处理呢?笔者以为．如果接受以上认识，关于“封建”一词可以考虑如下两种方案，一是一步到位的方案，二是逐渐解决的方案：
其一，循名责实，各归其位。西周的“封邦建国”制和秦汉以后的“郡县制”，同属于中国传统社会，是传统社会中两个不同的发展阶段。众所周知，一如我们前面一系列分析所表明的那样，先秦“封建制”与其后的“郡县制”不同，而且，它们与西欧中世纪的feudalism更不相同。按其自身历史面目而言，一个简单而彻底避免混乱的办法，是各归其位，名符其实。A．先秦方面：真正实行过“封邦建国”的先秦时代应恢复“封建社会”的称谓．而无须称“奴隶社会”和其他什么称谓。先秦的“封建”仅发生于先秦，这种以血缘关系为纽带建立起来的“封建亲戚”制度，在西欧从未发生过，与西欧的中世纪制度基本无关，所以遇有“封建”或“封建制”字眼，不应译为英文的feudal或feudalism，而应像早期汉学家李雅各那样将其本义表述出来。倘若必须直译西文时也可以音译，“封建制”即为“fengjian”(汉语拼音)。B．秦代至清代：秦汉以后“废封建置郡县”，不应再称封建社会，至于哪一种称谓更确切，学界须深入探讨逐渐达成共识。王亚南早在20世纪40年代就把该时期称为“专制官僚社会”或“官僚社会”。①冯天瑜则用“宗法一专制社会”、“东方专制社会”代之。②韦伯称之为“家产官僚制”。③费正清和巴林顿·摩尔都对中国社会使用自西语feudal而来的“封建”称谓提出质疑，费正清说“这个西方术语(指feudal——引者注)用于中国，价值很少”。④摩尔则说：“无论如何，使用‘封建主义’(指feudalism——引者注)并没有使用‘官僚主义’来得更贴切”。⑤刘泽华提出“王权主义”概念。⑥笔者曾称之为“宗法性官僚君主制”，现在认为“皇权专制主义”更为贴切。⑦C．西欧方面：西欧的feudal原本来自通俗拉丁语“采邑”(feodum)，直译似为“采邑制度”或“采邑社会”，译为“封建”，容易与先秦“封建制”混淆，不妥。应当寻求一个更合适的对译词，也可退回一百年前严复曾经使用的音译(“拂特制”)。这样的A、B、C，不仅从内容上，而且从称谓上把三个概念区分开，各居其位，自然就防止了混乱。否则的话，不知道究竟说的是哪一个封建，就像一锅粥。试想，依照澄清后的概念研究和讲解中国历史和西方历史，是何等的清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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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见王亚南《中国官僚政治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1年)。
② 冯天瑜说，这些概念不一定准确，但较之滥用“封建”，心里踏实几分。见张艳国主编《史学家自述——我的史学观》(武汉出版社，1994年)第45—47页
③ 家产官僚制由patrimonial bureaucracy直译而来，参见何怀宏《世系往会及其解体》(三联书店，1995年)第67页。另参见金耀基《从传统到现代》(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9年)。
④ 费正清：《美国与中国》，商务印书馆，1987年，第26—27页。
⑤ 巴林顿·摩尔：《民主和专制的社会起源》，华夏出版社，1987年，第129—130页。
⑥ “王权主义”概念见刘泽华《中国的王权主义》(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年)。
⑦ “宗法性官僚君主制”概念见侯建新《社会转型时期的西欧与中国》(济南出版社，2001年)第七章。
其二，逐渐解决的方案，即淡化“封建”概念，暂且放弃以它来定性社会形式的努力，以时段称谓代替之，尤其在中国历史学。这主要考虑到近百年尤其近半个世纪以来“封建”一词频密出现，无论是各类著述、官方文件，还是外来语的译文，满目皆是，误读甚广。如“封建专制”，事实上，封建的就不是专制的．封建是对专制权力的一种分散和控制；又如“封建迷信”，迷信从来就有，永远会有，与封建没有必然关系，怎能将今天的迷信称封建迷信呢?如费正清所言，在中国，“‘封建’成了骂人的字眼，可是它缺乏明确的意义”。①法国学者谢和奈也批评说：“人们如此滥用了‘封建’一词，以至于它失掉了任何意义”。②所以，不如远离庸俗化的误读：从严肃的历史学家、专业历史学教师和学者做起，严守学术标准，暂且避免使用“封建”一词，而用“古代社会”、“中古社会”等时段称谓来代替。其实不少学者已经付诸实践，例如，白寿彝先生主编的《中国通史》，把从秦代到清代的这一长时段称为“中古时代”。目前称谓极不统一，相比而言，似乎用“中古时期”或“中古社会”较为合适些，既可衔接先秦时期的上古社会，也可与西欧“中世纪”或“中古社会”相对应。不仅中国和欧洲，世界其他地区大多也可以采用这样的世界历史分期：上古、中古、近现代、当代等。当然，不论该方案还是第一个方案，都是不成熟的，姑且抛砖引玉，供大家讨论，无论如何，问题总要解决。
其实，以feudalism一词来概括西欧中世纪也未必准确，许多西方学者对此早存异议，并且有意将该称谓弃而不用。布罗代尔强调指出，“对于Feudalism这个经常使用的词，我与马克·布洛赫和吕西安·费弗尔一样感到本能的厌恶。他们和我都认为，由通俗拉丁语‘feodum’(采邑)演化而来的这个新词仅仅适用于采邑制及其附属物，而与其他东西无关。把十一至十五世纪之间的整个欧洲社会置于‘Feudalism’之下，正如把十六到二十世纪之间的整个欧洲社会置于‘资本主义’之下一样不合逻辑”。他认为西欧中世纪多元社会至少由教会、城邦等五种不同的小社会组成，相互并存，相互搀和，带有一定的整体性，而feudalism只是其中的一种成分，难以概括社会整体。③因此西方早有一些作者关于西欧历史的描述避免使用该词，例如广为学界称道的萨瑟恩《中世纪的形成》④一书，就完全没有出现“feudalism”字眼。可见，避免使用定性分析概念而用时段称谓替代，在西方早有先例。
本文的结论希望有助于说明两点：一是西欧的feudalism不能涵盖中国的传统社会；二是中文“封建”与西文“feudal”等对应属误译。历史的真相是：中国先秦“封诸侯，建同姓”制度是中文“封建制”的本义；秦汉以后是“皇权专制制度”；西欧则是“feudalism”。它们本是三个不同的概念，谁也不能替代谁，谁也不能涵盖谁。就西欧和中国而言，它们属于前近代时期不同的社会形式，不应该贴上同一个标签。循名责实清源，势必免去中西历史的双重误读，有利于学术概念的规范，有利于基础教学和学术交流，也有利于中西历史及其发展前途的认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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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费正清：《伟大的中国革命》，世界知识出版社，2000年，第264页。
② 谢和奈：《中国社会史》，江苏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50页。
③ 费尔南·布罗代尔：《15至18世纪的物质文明、经济和资本主义》第2卷，三联书店，1993年，第506—507页。
④ R．W．Southern，The Making of the Middle Ages，first published in 1953．Pimlico edition 1993上一页 [1] [2] [3] [4] [5]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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