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日本国志》的“封建”用例

    黄氏的《日本国志》(该书虽于1896年出版，但1887年已经撰成)也论及“封建”，称日本古代各州遍设朝廷任命的国司、郡司，“一变而为郡县”。至镰仓幕府时期，“裂地以授家臣”，“地头往往世袭，国司不复赴任，于是封建之势渐成”。至足利幕府时期，这种分权态势更加明显——

分国郡而封家臣，称为守护，三管领四职以下，皆以地传之子孙。……于是形势一变而为封建。……关原役毕，德川氏统率诸氏，分封其子弟功臣；其后加削增减，颇易旧封。[2](《地理志》)

    在介绍镰仓、足利、德川三个幕府时期的封建制以后，黄氏论述明治维新在“复古”的名义下，变封建为郡县，文曰：

明治四年废藩置县，复为郡县之治，凡五畿七道七十三国，二京三府六镇三十六县。[2](《地理志》)

    黄氏《日本国志》的上述文字，精要地概述了日本封建制从成长到消弭的全过程，反映了日本政制变迁的实况。

黄遵宪在诗文中并未对“封建”一词重新下定义，然考其语境，他的“封建”，古义与近义、中义与西义贯通无碍，实属高明之语用，是清末民初开眼看世界的士人使用新名“封建”的先导。戊戌变法前夕，中国报刊常称日本江户时代为“封建”、称明治维新为“废封建”，如《时务报》1897年7月29日载文曰：“日本既废封建制度”，“当是时民间风气大开”；《知新报》1898年7月9日载文曰：“善夫，日本之维新也……削大将军之权，移封建为县郡，知县以亲王领之，故下情无不上达。”此种“封建”用例，都与黄遵宪诗文一脉相通。

二  梁启超兼容古义与西义的“封建”观

    中国人较自觉地将“封建”作为表述历史时代的新名使用，开端于黄遵宪的友人梁启超(1873～1929)。

    (一)“封建世卿之世”

    梁启超以“封建”一词用之于划分历史段落，始于1896年撰写的《论君政民政相嬗之理》。该文仿公羊传“三世说”，将历史分为“多君为政之世”、“一君为政之世”、“民为政之世”三个阶段，这种划分显然参酌了西方史学的古代“多头政治”、中世“君主政治”、近代“民主政治”的三段划分。梁启超又将古代的“多君为政之世”区分为前后两阶段：

一曰酋长之世，二曰封建及世卿之世。[3](第一册，p96)

“酋长之世”，即氏族制时代；“封建及世卿之世”，即实行分封制、世卿世禄制的封建时代，他解说道：

封建者，天子与诸侯俱据土而治……诸侯与天子同有无限之权，故谓之多君。[3](第一册,p97)

    以“多君”释“封建”，点化出“封建”古义的精髓，又明确地将“封建及世卿之世”视做一个历史时代，上承氏族时代(“酋长之世”)，下接专制帝制时代(“一君为政之世”)。

    该文还比较中、日、西洋封建制的变迁，指出“封建世卿”制难以退出政治舞台，表明梁氏已将“封建”视为一种世界性的历史现象。梁氏说：

世卿之多君，地球各国，自中土以外，罕有能变者。日本受毒最久。藤原以后，政柄下移，大将军诸侯王之权，过于天皇。直至明治维新，凡千余年，乃始克革。今俄之皇族，世在要津。英之世爵，主持上议院，乃至法人既变民政，而前朝爵胄，犹潜滋暗窥，渐移国权。盖甚矣变之之难也。[3](第一册，p97)

    梁氏1898年秋开始流亡日本，其后所撰论史文章，继续在“分封”、“分权”的古义上使用“封建”一词，并参考日译西方历史分期专词，采用“封建时代”、“封建制度”、“封建社会”等新短语。

    (二)  “封建时代”

    梁氏1899年在《清议报》第17册(6月8日)、第26册(9月5日)连载(后又于9月在日本刊物《太阳》第5卷第20号发表)的《论中国与欧洲国体异同》一文，论及中国与欧洲的国体相同之处：都依次经历了家族时代、酋长时代、封建时代。他指出：

中国周代国体，与欧洲希腊国体，其相同之点最多，即封建时代与贵族政治是也。彼此皆列国并立。[3](第一册，P312～313)

    梁氏把中国周代国体与古希腊国体相类比，又将“封建时代”与“贵族政治”做近义短语并列使用。值得注意的是，梁氏明确地将秦以后的两千余年排除在“封建时代”之外。文曰：

  秦废封建置郡县以后，二千年循其轨而不易。中间如汉时封子弟为王，功臣为侯，晋时之八王，明代之燕王、宸濠等，虽有封建之举，不移时而遂变灭，不成其列国之形也。[3](第一册，p313)

    梁启超区分了狭义封建与广义封建，指出秦行郡县制，已结束狭义封建制，而此后封爵建藩虽持续不辍，但并不构成社会制度主流，故秦以后已告别“封建时代”。梁氏将“封建时代”的特点归之为“贵族政治、列国并立、阶级之风”，兼合“封建”古典义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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