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01年，梁氏著《中国史叙论》，其“第八节时代之区分”，参照西洋人所著世界史的“上世史、中世史、近世史”的划分，将中国史分为“第一上世史。自黄帝以迄秦之一统，是为中国之中国”，“第二中世史。自秦一统后至清代乾隆之末年，是为亚洲之中国”，“第三近世史。自乾隆末年以至于今日，是世界之中国”。在论及上世史时，指出此一阶段的特点：

是为中国之中国，即中国民族自发达、自竞争、自团结之时代也。其最主要者，在战胜土著之蛮族，而有力者及其功臣子弟分据各要地，由酋长而变为封建。[3](第一册，p453)

将周人东进、实行封建制，作为中国上世史最主要的标志性内容。至于中国的中世史(自秦一统后至清代乾隆之末年)，梁氏则称之为“君主专制政体全盛之时代”[3](第一册，p453)，而决不冠以“封建时代”。

    总之，梁启超将“封建时代”视为中国古史的一个阶段，并不与他所处的时代相衔接，在“封建”与“近代”之间有一漫长历程，梁氏或名之“统一时代”，或名之“君主专制政体全盛之时代”。他还致力于探究中国封建制的特色，并由此追究中国历史走向的缘由。

    (三)  “封建制度”

    1902年梁氏撰《中国专制政治进化史论》，其第二章为“封建制度之渐革”，内称：“封建何自起，起于周。封建云者，以其既得之土地而分与其人之谓也。”又论及春秋战国至秦由地方分权趋于中央集权，“及秦始皇夷六国，置郡县，而封建之迹一扫”。显然是从“封土建国”之义上谈“封建制度”的，明确地称周制为“封建制度”，秦以后则“封建之迹一扫”。

    该章“附论中国封建之制与欧洲日本比较”，提出并试图解答一个相当尖锐的问题：

封建之运，东西所同也。中国有之，日本有之，欧洲亦有之。然欧洲、日本，封建灭而民权兴，中国封建灭而君权强，何也?欧洲有市府而中国无有也。日本有士族，而中国无有也。[3](第二册，p777)

    梁氏认识到中国、欧洲、日本都有过土地、人口分封的时代，而中国与欧洲、日本的差异在于，欧洲有市民社会、市民政权，中国则无；日本有士族阶层，中国则无。这便导致了欧、日“封建灭而民权兴”，中国“封建灭而君权强”。这一论述卓有见地，却又稍嫌简单，然所使用之“封建”一词，较好地实现了中一西一日史学术语的通约，其关于中、欧、日封建制历史演进路径的思考，又显示了一种政治理念的前沿性。

    (四)“封建社会”

    旅日十余年的梁启超，对明治维新的“反封建”及其艰巨性是深有领悟的，他1910年撰文日：

日本当维新伊始，八百年封建社会一旦破坏，而天子无尺土，府库无一钱，其艰难为如何?[4](卷23，p62)

这里使用的新短语“封建社会”，既是古典词“封建”的延伸，又是日制新名的采用。

    第一次世界大战刚结束，梁启超游历欧洲，其所见所思，书之于1920年3～8月连载于《晨报》副刊的《欧游心影录》，其中在论及欧洲近世文明的三个来源(封建制度、希腊哲学、耶稣教)时，梁氏对“封建制度”所做界定，吸取了西欧史学界的观点，又与“封建”古义保持联系。

综观梁启超论著，可以发现，以观点多变著称的梁氏，在新名“封建”的运用上，却做到了概念的首尾一贯，坚持了古义与西义的统一。而且，梁氏是中国较早使用“封建时代”、“封建制度”、“封建社会”等新名的学者，从梁氏使用这些新名的上下文考析，含义相当准确。梁氏不愧为中国近代史学的开山者。

三  严复以“封建”译feudalism

    严复等从事中—英翻译的中国学者，将feudal- ism与“封建”在“封土建国”之义上加以对接，这虽在日本以“封建”翻译feudalism之后约20年，但并非转用日本译名，而是直接从西语译来，故仍可视做中国富于中西文化通识的翻译家的独立制作。

    (一)从音译(拂特)到意译(封建)

严复先生(1854～1921)对中、西“封建”义兼有认识，而且在对译时取慎重态度。1897～1900年间，严氏翻译亚当·斯密的《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严译名《原富》)时，对feudalism取音译，谓“拂特”，或取音意合译，谓“拂特之制”、“拂特之俗”。以后，严氏1903年把英国学者甄克思(E．Jenks 1861～1939)的A History of Politics(可直译为《政治学的历史》)译为《社会通诠》，该译本将feudalism意译作“封建之制”(有时也音译“拂特”)。严译《社会通诠》称，社会进化的三阶段为图腾社会(又称蛮夷社会)、宗法社会、军国社会(又称国家社会)，而宗法社会过渡到军国社会，中间经过了封建时代，译文有这样的表述：

封建者，宗法、军国二社会间之闰位也。[5](p75)

严复在《译社会通诠自序》中介绍甄克思的历史分期观点：社会进化之阶段为“始于图腾，继以宗法，而成于国家”。而“由宗法以进于国家”，有一过渡形态：

而二者之间，其相受而蜕化者以封建。方其封建，民业大抵犹耕稼也。[6](第1册，《译社会通诠自序》，p135)

    这段文字值得注意处有二：其一，把古代宗法社会向国家社会(指统一的中央集权的国家)过渡演变的中间环节称之“封建”。其二，封建社会是定居农耕文明的产物。这是颇富世界史通识的见解。

    (二)  严译“封建”兼及古义与西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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