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地名勘同问题

　　马可波罗旅程遍及中亚、中国大陆、南海诸国及印度海岸诸地，所列地名甚多，由于年代更迭、地名变迁，特别是他不懂汉语，所记中国地名除少数用蒙古语或波斯语外，对汉语地名多拼读不清，兼之各种版本拼写不尽相同，这就给识辨其汉语原名造成一定困难，也使汉译《游记》诸版本的所译汉名不尽一致。对此，我国学者在地名考证勘同问题上做了一些工作。

　　早在1915年，我国史地学者丁谦即撰有《元代客卿马哥博罗游记地理补注》，1917～1918年又撰写《马哥博罗游记补注改订》长文，针对魏易汉译第一本《游记》的译文及注解的错误作了纠正，除地名外，兼及史实考订。限于时代及对外国学者研究成果的不了解，不免有些讹误，但对魏易之直译汉语地名的错误作了不少纠正，仍有贡献。他指责魏易以《元史》之枢密副使孛罗为马可波罗之误，谓《元史》之孛罗（博罗）系蒙古人，与屠寄所见相同，亦颇有见地〔1〕。

　　此外，李长傅先生在1942年撰《马哥波罗游记海南诸国新注》一文，从占婆国开始至班卒为止，先引张星烺 新译之《游记》原文，后加注解，多用西方学者成说，亦便应用〔2〕。

　　关于马可波罗云南之行，方国瑜教授《马可波罗行纪笺证》就冯承钧译《行纪》逐章作了细致的考释。对《建都州》一章，认为：“建都即《元史地理志》之建蒂。建蒂本人名，用以称其所属之地，狭义称落兰部，广义称罗罗斯”；“波罗所谓建都州，即包有罗罗斯全境”。此章所言“不里郁思”大河（Brius）， 方教授以为即《元史·速哥传》与《脱力世官传》之不鲁思河，即金沙江。不里郁思为冯承钧译音，张星烺译为白流斯。

　　对《哈剌章州》一章，方教授同意伯希和在《交广印度两道考》的说法，即哈剌章有作广义，指云南全省，有作狭义，指大理一区；《元史》中所见，亦有广义狭义之不同。马可所指亦同。此章之哈剌章指广义，即云南省，下章《重言哈剌章州》则为狭义之大理。

　　关于《阿木州》章，冯译本作Amu，沙海昂注引其它版本作Aniu、Anyn或Anin，玉尔本正文即作Anin，张星烺新译本亦作Anin，汉译“安宁”（第261页）。沙海昂以为即《元史地理志》之阿僰部，方氏认为Amu应在阿僰西南之因远部，该部附近之落恐、思陀、溪处之主要民族为阿泥， 元初有阿（或作禾）泥路， 疑Amu 之名作Anin为是，但其地不应作阿宁或安宁之解释。

　　关于《秃落蛮州》章，方氏同意沙海昂注所释即《元史》之秃刺蛮、秃老蛮、土老蛮、土獠，指出乌蒙（今云南昭通、会泽一带）至叙州（今四川宜宾市）一带，元初为土獠蛮散居之地，尤以高州、筠连州（今四川县）最多。

　　方文于释地名之外，并对波罗所述各地物产风俗、轶事详加解释，甚为完备〔3〕。

　　法国著名汉学家伯希和在其《马可波罗游记铨释》中对《游记》中的中国地名有许多独到的考证，但也有些值得商榷的地方。1980年，南京大学青年教师王颋 先生在《马可波罗游记中的几个地名》一文〔4〕中， 对伯希和及其他学者勘同的三个中国地名提出了不同的看法：1.《游记》在Tigiu（泰州）章中，叙及有一城名Tingiu， 谓“此城大而富庶，产盐可供全省食用”。Tingiu是何地，冯译沙海昂本正文作Tinguy，汉译真州，“（注二）”说，此地名，颇节本作Tinguy，而地学会本及剌木学本均作Cingui，应以后一写法为是，盖指真州，即今仪征。　伯希和则据《永乐大典》“从泰州至海州是三站”与波罗说从Tigiu到Tingiu有三天之程相合，认为Tingiu是海州，即海门。 王文认为二说皆误，因真州（今仪征）在长江边，史书上无产盐记载，长江水也不能煮盐。至于海门，元时只是一县，从未称州，《永乐大典》中的海州当是海门之误。他认为颇节本作Tingiu是对的，即“通州”之对音，至元十五年为通州路总管府，二十一年复为州，隶扬州路，领二县：静海、海门。其地在元代是一主要产盐区，即今江苏南通市。

　　笔者认为，王文释Tingiu为通州，即今南通，极为准确，玉尔在注释中亦持此说〔5 〕。张星烺《游记》新译本第287页原文此地作Chinju，汉译“静州”，下有注云：“此节似为静海之讹。宋元之间有静海县，即今通州”，则是歪打正着，偶尔相合。至于伯希和注中引《永乐大典》“泰州、如皋、通州、海〔－州〕”最后原文本只一字即“海”，其下应补“门”字，因《永乐大典》卷19422《站赤》第9页上在“泰州水站、如皋水站、通州水站”下即记有“海门站”，伯氏加“州”字是错的，认为Tingiu指海州即海门亦误。

　　2.王文引穆尔本《寰宇记》第147章说：“从Saianfu出发，向东南行十五哩，到一城名Singiu，城非特别大，但商业繁盛……它是一个港口。”冯译本第146章（中册第554页）译Saianfu为襄阳府，Singiu 为新州；沙海昂本“注二”谓Singiu为“荆湖”之转音（冯译本第555 页）。伯希和则认为此章之 Saianfu 应是 Yangiu （扬州）之误， 因而Singiu应是真州即现在的仪征。王文认为，Saianfu仍应是襄阳府， 而Singiu是荆州的对音，即今之江陵。但江陵非港口，则马可所指，应是江陵东南的港口沙市，而文中之Saianfu “东南行十五哩”应为“东南行五日”之误。

　　3.《游记》“福州国”一章（《寰宇记》第155章，冯译本第154章）中说，有一地名Vuguen，此地盛产蔗糖，又说，“离开Vuguen城再前行十五哩，即到一王国的都城福州”。Vuguen是何地？冯译《行纪》音译为“武干”，其“注七”认为是福建的尤溪；菲力卜思（Geo.Phillips）认为是永春；伯希和认为是延平（今南平），他说：“延平在宋、元时叫‘南剑’，波罗的原稿中可能作Namguem，Vuguen 可能讹自Naguem”（原文为“the outcome of”，无“讹自”意，似译为“出自”较妥——笔者）。但他也承认与书中所言“十五哩至福州”不合，因之认为仅系推测之说。王氏认为三说皆不妥。Vuguen应是“侯官”的对音，侯官在元为两附郭县之一，离福州十五哩，其地有甘蔗洲，在今闽侯县新县城，盛产甘蔗制糖，与波罗所说正合。

　　王颋先生对以上三地名的考证有独到见解，可备一说。 但对第二地名即“Singin为沙市”说，却引起了怀疑和争论。前引陈得芝教授《马可波罗在中国的旅程及其年代》文中说，波罗在叙述了扬州之后忽然插叙了南京（今开封）和襄阳的情况，接着他又回到正题，讲述“从扬州东南行十五哩至一名为Singiu之城”。陈教授说，由于有些本子作“从Saianfu（襄阳府）东南行……”，以致Singiu 一名应指何地引起了争论，“我以为前一个地名无疑应如地理学会本作yangiu（扬州），因为波罗在讲述南京和襄阳之前有一段话，明显是说他将离开主线讲一讲西面的两个大区…… 可见南京和襄阳显然是两段插曲…… 至于Singiu城，我无保留地支持伯希和的意见，应是真州（今仪征）。”因为“波罗所述此城商业之盛，附近江面之宽，过往船舶之多，都和真州情况相符合”。

　　看来，这里涉及版本问题。可注意的是，王、陈二君用的版本都是穆尔（陈译穆勒）、伯希和英译《马可波罗寰宇记》，查原书第 320页147章，这里确实是Yangiu（扬州）而非襄阳府。该页“注1”还列举了几种异名，除扬州外，还有angiu，Saianfu（襄阳府）等，他们不采用后名，当有考虑。冯译作襄阳府（第554页），张译作扬州城（第293页），李季译（第228页）、陈开俊译（第170页）俱作襄阳府，Singui则定为九江市，皆不恰当，录以备考。

　　陈教授在该文中也提出一些与伯希和不同的看法。如波罗说他在离开京兆府后，西行三日，至多山之Cuncun地区，此名冯译本作“关中”（中册第435页），张译本作“汉中”（第226页）。陈文认为“此名颇难勘同”，因京兆府亦在关中之内，何必西行三日始至其地。伯希和认为此名似可复原为Cancion，即“汉中”，但非汉水上游的汉中， 而是指凤翔府地，是元代陕西汉中道肃政廉访司的治所。陈文认为“此说有些勉强，不仅Cancion的写法不见于波罗书的各种版本， 而且汉中作为地区名称只指秦岭以南汉水上游地区。”他说：“当然，波罗过京兆赴云南，必经凤翔府……所谓多山地区无疑是指秦岭。”

　　波罗说，从此多山地区骑行20里，到达蛮子国边境首府之城阿黑八里（突厥语，意为白城）。伯希和认为无疑是汉中（元属兴元路）的突厥语名。陈文不同意此说。他说：“但汉中（兴元）并不在从京兆至成都驿道上，波罗不可能不走径直的驿路而绕道至此城。我以为阿黑八里应为利州（广元）。”“蒙古攻占利州后，宪宗三年（1253），令汪德臣修筑此城，屯驻重兵，且屯田，为取蜀基地……汪氏系雍古（一称汪古）人，故此地又有一个突厥语名称。元代从京兆至成都的驿道正是经过广元（利州），波罗所述的地理形势也很符合”。

　　笔者认为，陈氏对阿黑八里的勘同很精当。应指出，沙海昂对此城也有利州（广元）的说法（冯泽中册第437～438页“注一”），但未说明何以有此突厥名称之由。

　　从上可知，对《游记》中地名的考释工作，也非易事，有些地名所指，还有争论和疑问。《永乐大典》中所收录元代《经世大典》中的《站赤》一书中，载有元代全国交通的驿站系统，伯希和、陈得芝学者曾据以考释波罗书中的一些地名，颇有所得。《游记》与《站赤》对照研读，仍不失为解开《游记》地名之谜的终南捷径。

　　　　　　（五）《游记》的真实性问题

　　《游记》问世后，由于书中所记中国的富庶、文明和东方的奇风异俗为当时西方人所少见寡闻，而被认为荒诞不经，以致他的友人在他临终之际劝他改正并收回其书中与事实不符之处，但马可回答说：“我还没有写下我所见到的一半。”经过许多学者多年的研究，证明马可波罗所说与元代情况大致相合，且有可以补充元史之处，当然也有记忆不确、传闻失实或自我吹嘘之嫌。遗憾的是，《游记》所记中国事虽大部分在中国史志上得到印证，但关于马可个人的活动却很难在元代史籍上找到痕迹。阿合马被刺时马可说他正在中国，所记事实也与《元史》相符，但他不是枢密副使孛罗（见前）；他说他曾在扬州任官三年，但扬州方志上没有他的名字。这就给怀疑马可波罗曾到中国的人一个借口，他们可以说，《游记》中与元代情况相符的事物，焉知不是从旁人耳闻或从其它书上抄袭来的呢？

　　笔者五十多年前，在上述《永乐大典·站赤》中找到一条资料，足以证实与马可波罗有直接关联，虽然未提马可波罗之名。该资料说：

　　　　（至元二十七年八月）十七日，尚书阿难答、都事别不花等奏：
　　平章沙不丁上言：“今年三月奉旨，遣兀鲁*[角加碍]、阿必失呵、火
　　者，取道马八儿，往阿鲁浑大王位下。同行一百六十人，内九十人
　　已支分例；余七十人，闻是诸王所赠遗及买得者，乞不给分例口粮。

　　”奉旨：勿与之。（《永乐大典》卷19418，第15页下）这段资料和《游记》所说波斯王阿鲁浑（Argon）派遣三位使臣Oulatai（兀鲁*[角加碍]）、Apousca（阿必失呵）、Coja （火者）向中国皇帝求婚，得Cocachin（阔阔真）姑娘，三使者请波罗一家从海道伴彼等同行一章完全一样。公文主要是江淮行省平章沙不丁向中央请示三使者的随员的口粮供应问题，当然不会提到波罗一家，连阔阔真这一女主角也不提，更不论波罗这一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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