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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清小说中的金银变化母题与货币制度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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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09-8-8 16:49:22 来源：不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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样的重金属，且有着直观形式美的物体，较早引起动人的神秘联想，不仅可能，且完全应该。《山海经·南山经》载："ｎｉǔ＠③阳之山，其阳多赤金，其阴多白金。有兽焉，其状如马而白首，其文如虎而赤尾，其音如谣，其名曰鹿马。"《西山经》："中曲之山，其阳多玉，其阴多雄黄、白玉及金。有兽焉，其状如马而白身黑尾，一角。虎牙爪，音如鼓音，其名曰＠④，是食虎豹，可以御兵。"已留下了启人联想的饱满种子。
王嘉《拾遗记》卷五透露了中土与西域交流中对金这种贵金属的关注："日南之南，有淫泉之浦。……时有凫雁，色如金，群飞戏于沙濑，罗者得之，乃真金凫也。当秦破骊山之坟，行野者见金凫向南而飞，至淫泉。后宝鼎元年，张善为日南太守，郡民有得金凫以献。"据此史实，加以金银变化母题的敷衍，墓中金器竟可变化为活生生的金凫雁。
刘敬叔《异苑》卷二"胡人识宝"也介入了金鸟变化母题，说有个不识宝贝的妇人得到了金鸟，而识宝的胡人却白白获取了藏金鸟的洗衣石。梁萧绎《金楼子》卷五则言："玉之精为白虎，金之精为车渠……"已经接受了佛经故事带来的某种观念。《续齐谐记》载霍光车辖上的金凤凰常夜间飞去玩，此明显地来自《拾遗记》中秦始皇墓器金凫雁的载录机杼。
《夷坚志》支甲卷三写姜某夜归见一老人，仔细注目却不见了，后又见，"灼然可识，庞眉白首，髭髯如雪，著阜绿素袍姜大呼叱之，没于地"，于是断定这是窖藏物欲出，果掘出一锭银子，继续挖却坚不可入，只闻金革之音，姜担心"无望之福或反致祸，乃止"。《稽神录》还说："庐州军吏蔡彦卿……忽见道南桑林中有白衣妇人独舞，就视即灭。明夜，彦卿挟杖先往伏于草间，久之，妇人复出，方舞，即击之堕地。乃白金一饼。复掘地，获银千两，遂为富人云。"
关于金银可飞的说法，当起自唐苏鹗《杜阳杂编》的金化为蝶，可说是"时间就是金钱"、玩物丧家的隐喻。洪迈《夷坚志》甲志卷一四还称李振妻王夫人多年无子。有一次晚步时，仿佛见一黄鸟飞舞树间，戏逐之，掘得黄金一块，祝曰："此天赐妾也。虽然，暗昧之物，妾不敢当，但愿得一子耳。"明日再发已空，而当月有孕，生子后任至工部侍郎。舍金银方能得子，故事隐约觉察到了幸运的"一次性"，寓含着幸运机缘不可滥用、应予珍视的思想。
唐人谷神子《博异志》写苏遏夜闻金精与烂木对话。掘出紫金15公斤，后当了冀州刺史。有专家将此故事与《一千零一夜》中的《商人阿里·密斯里的故事》比较，指出这类故事今天湖北、山东仍有，并认为故事是从中国传入阿拉伯的[5]。本文在此基础上再上溯，可知相关母题当更早得多。后秦传译的佛经称，佛与阿难在旷野中见一大毒蛇，某耕人近前看是块真金，拿回家，被国王捕系狱中，要加刑戮，于是人们这才解悟佛言，财宝真是使人心迷苦恼的毒蛇[6]。
金人、金化蛇的故事，至迟元魏已进入中土。八个道人在宴上被击，变成八盎金子，国王派人来，金子却化为毒蛇。国王只好说这就是你的福气[7]。据说这是奉行八戒--八关斋所得到的善报。而梁代佛经故事说，某家千斛谷被一个无头目手足的大肉块"谷贼"吃光，为补偿此，谷贼出卖了居住在大树下的金宝之精，并劝其转行福于天下[8]。元魏时译经说，一辟支佛乞食蒙卖柴人施舍，随后卖柴人道见一兔，他以杖撩之，兔变成死人又变成金人，而国王使者来，却仍是烂息死人的头和手，其一到了卖柴人手里便又成真金，国王只得认为这是个有福之人[9]。故事还与"逐兔见宝"母题相联系，说某人取薪途中见一兔，以镰遥掷堕地，化为死人又变成了一具阎浮檀金（注：参见元魏慧觉等译《贤愚经》卷一二《波婆离品》，《大正藏》卷四，435a-b。按，这几个金人、银人故事连同上面的《夷坚志》、《稽神录》中的故事，当为"二拍"同类描写较直接的取材渊源之一，谭正璧《三言两拍资料》和胡士莹《话本小说概论》均失检。）可是每当国王派人来察看就仍是死人，往返七次仍然如此。佛经元典中母题总是教训了国王，而明清的相关母题于此却不敢稍有涉及，而只是向市民阶层发家致富理想上靠近。
对于"金钱"一语，也有广义上的应用，如评论小说《金瓶梅》："金钱既可以买官，当然也可以卖法，不仅金钱是官场的主人，而且法律也是金钱的奴隶。"像第十八回写朝中奸臣杨戬坏事，要办的亲党名单上有西门庆名字，西门庆就赶紧派人设法找到当朝右相李邦彦府上，礼物呈上，李邦彦"见五百两金银只买一个名字，如何不做分上？即令左右抬过书案过来，取笔将文卷上'西门庆'名字改作'贾庆'。"[10]按，这里的"金银"是复合词，而清人那里却多单单标明一个"银子"，把"银子"意象明确化。
三、经济史上银变为中心货币的历史机遇
由上可见，金银变化的母题传闻，无论数量和种类均属清代最盛，繁复多彩又新意迭出，何以如此？除了前代文学传统的影响外，明代商品经济的积累，尤其清代的货币政策及其引发的对于银子的空前热衷，当为根本的原因。
据经济史家研究，银为本位货币的动态消长有个历史过程。《汉书·食货志》："又造银锡白金。……故白金三品：其一约重八两"；到了唐代，虽则唐诗有咏："郭外相连排殿阁，市中多半用金银"[11]，然而，"白银大体上是在唐代后期和五代时期进入流通领域而正式成为货币的，当然这时白银还只是在事实上而不是在法律上取得了本位币的资格。"（注：参见傅筑夫《中国封建社会经济史》第四卷，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505-506页；第四卷第523页。货币史家亦论："白银在宋代比黄金重要。它不但具备黄金所具备的各种职能，而且在每一种职能方面，比黄金运用得更为广泛。在作为支付手段方面，帝王的赏赐，常常是金银并提，而用白银的次数更多。政府的开支，人民的税捐以及其他付款、对官吏的贿赂等也是这样。"见彭信威《中国货币史》，上海人民出版社1965年第2版，第418页。）唐代有阿拉伯人来中国游历，他们所写的游记说中国只是用铜钱为货币，金银只作为贵重品（注：Ancient Accounts of India and China by two Mohammedan travellers Who went to Those Parts in the 9th century,Translaid from the Arabic by the late leamed Eusebius Renaudot.Lundun,1733,p.20.转引自彭信威《中国货币史》，上海人民出版社1965年版，第328页。），实际上银子并未完全取代钱币。宋代货币经济的最大成就，则是贵金属白银成为交流的主要货币。从此，中国的银本位制度才算完全确立，"所谓银本位制度，是说白银是各种货币（铜钱、铁钱、铅锡钱、楮币等）中的主要货币，一切货币的最终职能都是以白银来表现的。当其他种货币在流通中出现这样那样的问题而滞碍难行、流通不畅时，唯独白银是人人欢迎，亟求获得的一种货财，所以国家并没有以法律明文宣布白银为法币，但事实上则在起着法币的作用。"[12]
白银作为货币的职能是巨大的。除了大宗价值支付、赏赐，白银还有效地发挥了货币的贮藏职能。而白银货币的排他性也很突出，它使得别的交换物都退居次要地位。明代中叶后，商品经济充分发展，作为流通的货币不能不大受重视。那么，何以清代有关银子的相关传闻特别多？这有着某种必然的经济史动因。可以说，金银变化母题的空前昌盛，得益于清初朝廷将银变为中心货币的千载难逢的历史机遇。
清代商品经济大为发展，其商品交易重金银，乃是由于清政府除了顺治八年(1651)至十八年一度发行纸币贯钞外，再未发行国家纸币。货币流通大数用银，小数用钱。顾炎武《日知录》揭示了明末金贵银贱的发展趋势。《皇朝文献通考·钱币考-》认为："大抵自宋迄明，于铜钱之外，皆兼以钞为币。本朝始专以银为币。夫因谷帛而权之以钱，夫因钱之艰于赍运，而权之以币。钞与银皆为权钱而起，然钞虚而银实，钞易昏烂，而银可久使；钞难零析，而银可分用；其得失固自判然。前代恐钞法之阻滞，并银与铜钱而禁之，至于用银者，以奸恶论，以钱交易者掠治其罪，亦为不揣其本末矣。"《皇朝文献通考·钱币考》还指出，乾隆十年，"嗣后官发银两之处，除工部应发钱文者仍用钱外，其支用银两，俱即以银给发，至民间日用，亦当以银为重。"钱泳《履园丛话》卷一讲银钱比率："康熙初年，每白银一两，亦不过十余换；乾隆中年，则贵至二十余换；近来则总在十八九二十换之间。至于银价，乾隆初年，每白银一两，换大钱七百文，后渐增至七二、七四、七六至八十、八十四文。余少时，每白银一两，亦不过换到大钱八九百文；嘉庆元年，银价顿贵，每两可换钱一千三四百文，后又渐减。近岁洋钱盛行，则银钱俱贱矣。"当然，银为中心货币的副作用在所难免，王夫之《读通鉴论》即指出："自银之用流行于天下，役粟帛而操钱之重轻也，天下之害不可迄矣"；"走死天下者，惟银"。而顾炎武《顾亭林诗文集·钱粮论》则认为，银作货币有两大弊病：以银交田赋，使民间之银"月消日耗"，"谷日贱而民日穷"；以银作交换，"银轻而易赉"，也就更能助长贪官污吏和盗贼的贪欲。但从这一角度看，又何尝不正刺激了人们对银子的渴求欲望，使银子在生命价值系统中的意义得到空前提升。对金钱的重视，不仅表现在生活的各个方面，也渗透到人的观念层次和情感世界中来。
我国原本产银不足，《皇朝经世文编》卷二九九称："皇皇以匮乏为虑者，非布帛五谷不足也，银不足耳。"康熙初年，反对禁海的慕天颜即揭示了银荒将至的隐患："然银两之所由生，其途二焉：一则矿砾之银也，一则番舶之银也。自开采既停，而坑冶不当复问矣。自迁海既严，而片帆不许出洋矣。生银之两途并绝，则今直省所流传者，只有现在之银两。"（注：参见慕天颜的《请开海禁疏》，《皇朝经世文编·户政·理财上》（卷二六）。转引自沈云龙主编的《近代中国史料丛刊》第731册，台湾省台北文海出版社1965年影印本，第964-966页。）乾隆末年到嘉靖朝，伴随中国本土产银渐渐减少，赵翼《粤滇杂记》也指出："银本出内地……今内地诸山有银矿处，俱取尽，故采至滇徼。然滇中为乐马厂，岁出银数万而已，他皆恃外番来。粤闽二省用银钱，悉海南诸番载来贸易者。"这一状况持续至道光朝，魏源《军储篇》："近数百年间钱粮改银以后，白金充布天下，谓非闽粤番舶之来，何自得之？是则中国自古开场，采铜多而采银少。今则云贵之铜矿多竭，而银矿正旺。银之出于开采者十之三四，而来自番舶者十之六七。"又据日本学者研究："……到十七、十八世纪以及十九世纪初期，中国自外国接受了巨额白银的供给。在此依据上述考察对十八、十九世纪的流入总额进行概算，通过广东由欧洲诸国流入约三亿元，由美国流入一亿数千万元，再加上通过菲律宾以及通过南洋流入的，大概超过五亿元。"[12]因此，在下层民众那里，则更加以掘藏为一个主要的金银来源。于是，对于金银变化母题就不能不更加关注。
毫不夸张地说，上述金银变化母题简直成了古代社会金融状况的一个缩影。它揭示了银子的功用及其巨大诱惑力，指出银之于其追求者、获得者往往有祸福两面性。且如何对待它，更是对个体人品高下的一个重要检验。《红楼梦》即有许多重银的表现[13]。像王熙凤不惜伤天害理千方百计地敛银，就是显例。可见，文学母题在意识形态中占据的重要地位，不论经过多少加工置换，总大致体现了现实生活的价值与需要。
四、撙节尚俭、安土重迁与埋宝掘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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