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峡考古是一项抢救中华文化遗产的世纪工程，如何最大限度地从考古资源中提取有用的信息，是我们必须关心的问题。峡区独特的文化发展轨迹又与其自然环境有着密切的关系，因而研究三峡的古文化，人地关系显得十分重要。

环境考古的优势在于它不仅能让我们了解古人类的生存背景，而且可以找到古文化兴衰的原因。这种文化生态学的研究，并不满足于提供一份考古遗址的环境分析数据，而是要借此重建文化发展进程和环境变迁的互动关系。夏鼐先生曾力主考古学与相关科学渗透，要求重视“物质文化和自然环境的互相作用”的研究。这一呼吁在今天已经成为学界的共识。

本文试图从我们参与三峡考古的实践，结合其他兄弟单位的研究成果，从生态环境的角度对三峡库区的文化差异和发展做一番非常约略的观察，希望能对今后的工作有所启示。

古环境的观察

三峡古环境研究自世纪工程上马之初就已经开始。１９９４年，周昆叔先生对部分库区遗址进行了环境考古的调查，注意到造成瞿塘峡东西两侧一级阶地形成早晚有别的古水文因素，并认为这曾是影响早期先民生息的重要原因，东侧的遗址可上溯到旧石器时代，而西侧要到新石器时代才有人类活动的明显迹象。随着考古工作的展开，虽然瞿塘峡西侧也发现了时代较早的地点，但是两个地区的文化差异和发展不平衡是不争的事实。

朱诚等认为，人类居住面与河水面的相对高程变化反映了水位的变化，他们通过定义遗址平均离河面的高度指数并与其他地区对比，发现遗址的高度在波动中上升，并滞后海平面变化２００年。此外，他们还以新石器时代各个时期遗址数量为依据来定义文化发展指数，以此判断气温变化趋势。

此外，一些学者从考古地理学的视野出发，通过对区域聚落形态演变和遗址个案分析探讨了人地关系问题。在环境考古学研究中，孢粉分析是古植被和古气候研究的一个重要手段。遗憾的是，在三峡的考古发掘中全面采集孢粉似乎还没有成为一种惯例，因此给长时段环境变化观察带来很大的困难。我们还发现，古遗址中可能由于当时局部环境的人为改造，从文化层中采集的孢粉往往较为贫乏，有可能并不反映区域性古环境的面貌和变迁。因此，孢粉资料的采集和积累应当和器物的采集一样受到充分的重视。

目前我们仅仅掌握了三峡大宁河流域和万州地区５个遗址的孢粉分析结果，分别由中山大学和复旦大学考古队采集，中山大学岭南考古研究中心检测。虽然材料极其有限且难窥全豹，但是我们还是想勉为其难地从这些支离破碎的环境信息、结合物质文化的特点来探讨一下三峡古文化发展的问题，并期望后续的研究能够补充和纠正我们的看法。

万州武陵镇麻柳沱遗址出土了新石器时代、商代、东周以及明清的遗存，孢粉主要采自堆积最厚的东周地层，共发现１３个科／属。其中包括栎和松２种木本科／属；禾本科、藜科、莎草科３种草本植物；凤尾蕨、三缝孢子、铁线蕨等７种蕨类植物；以及环纹藻１种水生植物。尽管凭此难以看出气候的历时变迁，但结合扇形植硅石在地层中较高的比例判断，大致显示东周时期气候相对于近现代更加温暖湿润一些。

林家码头遗址位于大宁河一级阶地，主要含东周至汉代的文化堆积，生土层中仅见一些河流沉积环境下的蕨类孢子，种类单调，表明属于洪水等快速沉积的产物。近河地带生长着蒿属等草本植物，山地则生长以常绿栎属为主的阔叶林。植硅石组合均是以长方形、方形、扇形、尖形、近圆形和棒形为主，显示当时为一片亚热带植被景观。

涂家坝遗址位于巫山县大昌镇宁河村，为大宁河一级阶地，主要堆积的年代为商周时期。遗址的堆积环境属于河流相，沉积物粒度多以粉砂为主，有机质和孢粉含量较少。孢子花粉包括１１个类别，其中木本植物仅见松属一种，草本植物藜科一种。蕨类植物孢子８种，环纹藻１种。该遗址早期存在较丰富的植硅石和草本植物，气候暖湿，碳屑含量少。中期除了存在大量草类外，出现了竹亚科的植硅石，可能表明人类对竹的种植和利用加大。气候与早期相似，但草本植物和碳屑含量的明显增多可能与毁林开荒、扩大耕种有关。

张家湾遗址位于巫山县大昌镇，地处大宁河西岸一级阶地，年代为东周至汉代。该遗址可分出三个孢粉带：底部生土层中，以喜湿润的蕨类植物和木本植物为主；中部东周至汉代为温带落叶阔叶林—草原景观，草地扩张可能意味着强化开垦导致森林植被的退化；人类活动近期，植被主要由喜湿植物组成，可能反映环境恶化导致经常的洪水泛滥。

动物群的特点也可以指示环境变迁。巫山新石器时代遗址动物群的研究表明，当时生活有爪哇犀、亚洲象、虎、豹等大中型野生动物，家畜有猪、水牛、黄牛、犬。麻柳沱东周地层出土有梅花鹿、水鹿、麋鹿、苏门羚、獾、豪猪、野猪等，江里有中华鲟、龟及其他各种中小鱼类、贝类，家畜有猪和犬。据罗伦德研究，随着人口的增加和经济活动的强化，峡区的野生动物渐趋绝迹。元明时期象、犀等巨兽已迁往云南和境外，明清时期大熊猫、熊、虎等大型兽类向四周山地迁移，再后豹、野猪、猴等中型兽类大量减少和退出本区。从而最终形成以麂、灵猫、野兔、鼠等小型兽类和犬、猪、牛、羊等家畜为主的动物群。

古文化变迁的特点

周昆叔先生曾注意到瞿塘峡东西文化存在差异，本文试图进一步对该地区遗址中出土的文化遗存进行初步分析，结合文化生态学的原理来分析瞿塘峡东西两侧古文化在生态适应和经济形态的差异与变迁。

从出土遗存观察，瞿塘峡西侧的古文化从新石器时代到秦汉时期农具和纺轮的绝对数量和百分比一直较小，表明农耕并不发达。这应当与该地段的地形有密切的联系。由于绝大多数遗址分布在狭窄的长条形阶地上，因此居住和耕作面积非常有限，不利于发展农业。

另一方面，斧、锛、砍砸器为主的砍伐工具从新石器时代到东周数量一直较多，暗示砍树伐木可能是这一地区重要的经济活动。但是，砍伐工具随年递减的现象则可能暗示森林植被的退化。此外，出土的网坠数量长期一直比较稳定，表明渔猎活动十分重要。还有，到东周时期这一地区陶器普遍退化，并出现了本地铸造剑和镞等青铜武器的现象，可能指示因资源短缺或人口压力引发的广泛冲突。如麻柳沱遗址，除东周经历了一段兴盛的时期，此后再也不见昔日的繁华。

瞿塘峡以东重要的新石器时代遗址有城背溪、大溪、屈家岭以及石家河等文化。出土生产工具中，砍伐器在半数遗址中占到７０％～８０％，总体平均也在５０％以上。此外农具所占比重也较为稳定，在２０％以上，其他种类的工具很少，尤其是网坠，几乎没有，说明农耕是本区主要的经济活动。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工具数量和种类的变化反映了某种人地关系的紧张。比如，中堡岛遗址的大溪文化一、二期各类工具数量都基本一致，没有大的变化。大溪文化三期，各类工具都在原有的基础上成倍增长，而各自的百分比却未发生大的变动，表明生产活动在原有基础上不断强化。到了四期，砍伐工具的百分比从４６．２％增长到６９．９％，似乎暗示人口压力迫使人们进一步伐林开荒。同时，石球数量的增长也许暗示狩猎活动的强化。此后，该遗址的经济发展似乎一蹶不振。到二里头文化时期，生产工具不仅在数量上大幅度减少，种类也由原来的２０余种骤减至６种，暗示局部环境退化、资源枯竭、经济衰败。之后，中堡岛再也没有像早期那样引人注目的古文化崛起。在同属大溪文化的宜昌清水滩新石器时代遗址中，生产工具的变化也有类似的趋势，可能表明新石器时代晚期出现了局部的人口压力。

虽然瞿塘峡以东重要的遗址中缺乏网坠，但却有大量鱼骨出土。比如，中堡岛三次大规模发掘中，发现了上百个深达１米、坑口直径达２．６米的大型鱼骨坑，里面堆满鱼骨。此外，本区出土的鱼骨不仅在总体数量上，而且在个体尺寸上也远远超过了瞿塘峡以西的同类发现。相反，瞿塘峡以西常见有大量的网坠，但是遗址中却罕见大量的鱼骨堆积。人骨微量元素测定显示，万州麻柳湾汉墓中的三个人生前摄入的蛋白质很少，主要以植食为主，似乎暗示当地居民似乎并不经常吃鱼，加上两地网坠与鱼骨所存在的反差现象，可能暗示瞿塘峡两侧的先民由于经济差异长期存在鱼获与农产品交易的传统。

秦汉以后，外来文化对三峡地区的影响增强。虽然峡区文化的发展已不完全受制于本地的环境条件，但是其发展进程仍然明显滞后于周边地区。比如，成都平原汉代早期的陶罐、豆、盂，铜釜、洗等器物在本地区晚期已很少见或者消失，但在三峡地区仍然非常流行。

小 结

三峡地区无论是自然资源还是农耕条件都无法支持较多的人口，因此环境始终是制约古文化发展的重要因素。瞿塘峡东西两侧存在的文化差异显然可以从生态环境上找到原因。从史前期一直到近现代，随着人口的不断增长，人类对自然资源的过度开发必然使生态环境处于持续退化之中，而古文化变迁必然也会折射出这种环境的制约和报复。

三峡古文化的发展，秦汉可能是一条重要的分界线。秦汉以前，三峡古文化发展和聚落布局表现为一种适应本地生态环境的特点。由于空间有限，遗址利用和发展的持续时间不长。一旦人口超过土地或资源承载能力，遗址就被废弃，或出现区域性文化衰退、冲突加剧的现象。秦汉以后，随着中央政府对巴蜀采取改造政策，并大举移民，三峡地区也必然受到影响。政治、经济和文化的发展可能更多依赖贸易和交通条件，于是聚落布局逐渐形成适于物流和运输的另一种格局。先秦时期众多非常繁盛的遗址到秦汉之后几乎不见文化堆积，与此同时许多新兴的聚落和居民点在沿水路较高的阶地上出现，这种聚落布局在以后的历史阶段里没有太大的变化，反映了古文化从本地环境适应转向外部交流的过程。

由此可见，考古研究可以比文献记载提供更直接和更详细的证据，并能作出因果的阐释。今天的考古学观察和分析，要求我们对古文化变迁从动力机制上予以深入的解析，而文化生态学正是解决三峡人地关系的有效的途径。我们希望今后的工作能够超越器物研究和文化编年的窠臼，从动力机制的深度来分析和解释远古文化的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