轻重篇看到了市场的巨大作用，看到了商贾对市场的操纵，强调了国家的经济职能和对经济活动的干预．这有其合理性。然而，他们过于夸大和迷信这种权力。不懂得这种干预必须受到价值规律的制约。商贾对农民的盘剥确有其消极和破坏作用[5]（p．539），比如在一定程度上破坏了农业与商① 《轻重丁》载：管子经过调查后发现，“西方……称贷之家多者千钟，少者六七百钟。……南方……称贷之家多者千万。少者六七百万。……东方……称贷之家下惠高国。多者五千钟，少者三千钟。……北方……称贷之家多者千万，少者六七百万。”业的劳动力比例[6]，这不能置之不管，然而，轻重篇的目的绝不在调整这种比例，而是要以官代商全面排斥商贾、把对农民的盘剥从商贾手中夺回来。这种错误就显而易见了。因为，市场和商贾是社会经济发展和分工的结果，又推动了经济的发展。所以，市场和市场之利的存在是合理的，无论是商贾取利，还是君主取利，只要为市场所需，能推动市场和经济的发展，都是合理的。轻重篇以官代商、全面排斥商贾却完全颠倒了角色，特别是它君主专制的强权本质严重违背了价值规律，对于市场造成了严重的破坏。这不但解决不了农商矛盾，最后也使它利用市场取利治国的方略流为空谈。
1．抑商贾的君主专制实质
轻重篇似乎以重商为特征，然而，他们重的是官商，重的是以强权为后盾通过市场取利的各种手段，而对于市场经济的主体、真正的商人却不遗余力地加以打击和消灭。正如巫宝三先生所说：“《国蓄》等篇重视商品流通、重视货币财富，其目的非在于发展商业资本，扩大市场，而在于把存在的商业资本的作用掌握在封建王国手中，以抑制商业资本的发展。”[4]（p．233）因为它完全是为君主专制服务的，所以与欧洲的重商主义有着本质的不同。
轻重篇要从市场取利“不籍于民”，似乎很重视市场。然而，他们并不是市场经济派，看重的只是市场交易的公平形式。《国蓄》讲的，所谓“不求于万民而籍于号令”也好；《山国规》讲的，所谓“乘令而进退，无求于民”也好。其“号令”或“令”，都是指政令和政权的力量。其“籍于号令”或“乘令而进退”，都是指利用政权的力量操纵市场来取利。所以，与其说他们看重市场，不如说他们更迷信权力。
轻重篇抑商贾的措施充满了专制强权，这从以上我们看到的抑商贾的很多措施可以看得很清楚。首先，作为市场交易前提的许多垄断，都不是通过市场获得的，而是直接靠君主强权获得的。比如，货币的垄断、盐铁的垄断。其次，在交易的过程中，轻重诸篇处处不忘强权的使用．比如，使用政令造成市场波动取利．再次，为打击商贾，轻重篇提出了许多使用强权直接剥夺其财产的手段。比如，以种种名义强行“平价”收购他们的粮食。
2．抑商贾对市场的破坏
抑商贾造成了市场的萎缩。轻重篇中的市场并不是一个平等的市场，作为市场参与者之一的君主，是带着以强权为基础的垄断优势进入的。它讲的垄断货币、控制谷物、盐铁专营等等，大都是以强权为基础的．这种跟市场毫不沾边的强权，把许多交易之物排除在市场之外，大大萎缩了市场交易的范围。另外，轻重篇垄断的不仅是市场交易的主要商品，而且大都是人民的生产和生活必需品。在一个主要交易内容都被垄断起来的市场中，商品的自由交换是无法顺利实现的。最后，严厉打击商贾，破坏了市场交易的中介，形成君主一家垄断的畸形市场。这只能造成市场的严重萎缩。
强权破坏了商品的平等交换。首先，以强权为前提的垄断情况下进行的交易，就绝不可能是平等的交换。因为商品被垄断起来不能自由出入市场，就严重扭曲了供求，使价值规律难于发挥调节生产改善供求的作用，商品的需求者就失去了交易的选择权．其次，轻重篇在市场交易中处处不忘权力的使用，甚至有意识地利用权力造成市场的波动来取利．这样，人们的交易行为虽然是在市场中完成的，但决定交易的力量却来自于市场之外。交易虽以买卖双方两造的平等为形式，但由于这种交易行为是被迫的和不自主的，因而，实质上是不平等的。
3．市场取利治国的内在矛盾和结局
轻重篇从市场取利治国出发，最后竟得出“省有肆”“市朝闲”否定市场的结论，实在耐人寻味。这种矛盾恐怕是它始料未及的。一方面，它要在市场中实现其治国的方略，要利用市场公平交易的形式作幌子、保留市场作为君主利渊的存在，就必须肯定、甚至夸大市场的功能，市场的地位就越重要，市场就应该越发达；另一方面，它的君主专制的实质，又使强权渗入到市场，造成市场的严重破坏和萎缩，从而使它从市场取利的治国方略无法实现．所以，轻重篇从理论上看似乎非常高明，很有力量，比如“不籍于民”、市场取利治国；但很多时候，它的论述又显得非常矛盾，不切实际，甚至成为一种幻想，比如试图通过表扬商贾的办法换取他们解除对农民的债务。殊不知，前者的强大不过是把君主强权的力量幻想成了市场的力量而已，后者的不切实际是由于根本上违背了价值规律。
《管子·轻重》之所以无法解决市场经济下的价值规律与君主专制的强权这种矛盾，原因就在于，产生这种理论的时代，尽管商品经济有了相当程度的发展，但商业活动主要限于流通领域[7]（p．294），商品生产还不够发展。所以，这时候产生的市场、货币理论，尽管已经相当发达，但还不可能提出近代的重商思想，也不能成为胡寄窗先生说的“封建王权和商业精神的结合”[8]（p．334），所谓市场取利治国也就只能流为君主专制的敛财工具。轻重篇的思想在中国封建社会长期被青睐，其原因即在于它是为君主专制服务的；而之所以不能全面推开、长期实行，其原因即在于它根本上违背了经济规律；但它提出的通过垄断市场获利的办法作为一种敛财手段却始终没有被放弃。从历史上看，这种矛盾是以市场的严重萎缩并沦为君主专制的附庸而解决的。这样，独立的市场经济就无法发展壮大，也无法从根本上冲击以自然经济为主体的经济结构，更不能代替它而成为新生产方式的开端。抑商贾的一个重要任务是解除商贾对农民的盘剥，但在市场遭到严重破坏、社会经济结构遭到扭曲的情况下，农业经济也难于正常发展并壮大，农民的再生产就不能突破小生产的范畴，重农也只能成为奢望。这成为中国封建社会长期处于这种不死不活状态而难以突破的根源之一。[9]可以说，这种理论在中国历史上起了非常消极的影响。
参考文献：
[1]赵靖．中国经济思想史述要[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
[2]马非百．管子轻重篇新诠[M]．北京：中华书局，1979．
[3]吴慧．中国古代商业史[M]．北京：中国商业出版社，1983．
[4]巫宝三．管子经济思想研究[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9．
[5]傅筑夫．中国经济史论丛[M]．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0．
[6]阎守诚．重农抑商试析[J]．历史研究，1988，(4)．
[7]邵鸿．商品经济与战国社会变迁[M]．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1995．
[8]胡寄窗．中国经济思想史[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3．
[9]刘泽华，王连升．中国君主专制制度的形成及其在社会经济中的作用[J]．中国史研究，198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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