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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青铜器与中西文化交流我们还可以找到佐证。美国哈佛大学费正清、东亚研究中心的胡博在《齐家和二里头:关于远距离文化的接触问题》一文中考察了内蒙古和甘青地区早期金属时代文化与中原地区二里头文化的关系,并依据西伯利亚几处遗址以及巴克特里亚马尔吉安纳文化群的最新碳14校正年代,认为中国早在青铜时代滥觞期即已受到异域文化的影响,还列举了许多实例,其中有伊朗出土的红铜爵和觚形器[4](P118)。这两件红铜器出自伊朗南部克尔曼省克尔曼东北的沙赫达德。该地位于卢特沙漠外缘,其文化性质与阿富汗到土库曼斯坦间的巴克特里亚-马尔基安纳文化群有密切关系,一个特点是有相当多的锤制金属容器,其中小型的有流容器和圆筒形饮器特别流行。前者有些像中国的爵,后者像中国的觚。[4](P118)伊朗沙赫达德的爵形器,其形制有与中国的爵相似之处,有流和尾,深腹平底,在这两点上接近二里头文闻一多的文学活动,特别是诗歌创作,也零星涉及闻一多的生活经历与学术活动,但对闻一多特立独行的人格气度与作为民主斗士的重要一面,除在建国后按照上级意图所写的《沈从文自传》[1](P150-151)中略有提及外,并没有形诸其他文字,由此可见,沈从文基本上是从文学角度,而不是从社会政治角度来论及闻一多的,表现出一个自由主义知识分子在现代中国的文化生态与社会政治背景下的基本立场与价值准则,这与他一贯张扬的文学本体论立场是一致的。同时,需要指出的是,沈从文的印象式批评,常有对于批评对象精微而独到的把握,但因灌注着过于强烈的主观情感和不无偏狭的个人感受,也常有琐碎与重复之嫌,由此形成沈从文诗歌批评的含混性与个人化风格,显然有别于那种逻辑严密的学院式批评,有着更多的从批评主体情感出发的印象式感悟,在他论及闻一多的时候,也明显地表现出这种特色与局限,这是需要加以辨别的。 参考文献:
[1] 沈从文.沈从文全集:第27卷[C].北岳文艺出版社,2002.
[2] 沈从文.沈从文全集:第16卷[C].北岳文艺出版社,2002.
[3] 钱理群,温儒敏,吴福辉.中国现代文学三十年[M].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
[4] 闻一多.致左明[A].闻一多全集:第12卷[C].湖北人民出版社,1993.
[5] 沈从文.论闻一多的《死水》[A].沈从文文集:第11集[C].花城出版社,1984.
[6] 沈从文.论朱湘的诗[A].沈从文文集:第11卷[C].花城出版社,1984.
[7] 闻一多.《女神》之地方色彩[A].闻一多全集:第12卷[C].湖北人民出版社,19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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