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者认为，农业特征论者在评价希腊城邦社会的经济特征问题上陷入了一个误区，即只抓住了一些表层非本质的东西，而没有抓住事物深层本质的东西，而且对表层现象的理解也带有片面性。论证一个问题，前提必须正确，前提不正确，则结论必定错误。笔者之所以不赞成农业特征论，主要依据是其前提不正确。论从史出，“史”有问题，“论”也就很难保证不出偏差了。此处仅以黄洋同志的《古代希腊土地制度研究》一书[36]中的一段话为例作一分析。黄洋同志说：“我们所拥有的大量资料表明，希腊文明事实上不是一个商业文明，而是一个以农业为其主要社会与经济基础的古代文明。这主要反映在两个方面，一是古典希腊城邦的主要社会与政治力量即公民的主体是自由农民，而不是手工业者或商人。……证据的第二点是，同中国古代一样，在古代希腊人的思想中同样存在着重农轻商的观念。”[37]，这一段文字，可谓经典之论。此后，黄洋同志又在《古代希腊城邦社会的农业特征》一文[38]中作了扩展，但没有实质性的变化。笔者发现，这所谓的两大论据，实际上都有问题，都值得深入研究。

    1．黄洋同志在《研究》和《特征》中，使用了相同的几组数据，用以论证雅典国家公民的主体是农民。按黄洋同志的观点，只要雅典国家公民的主体是农民，即农民占了多数，雅典城邦社会就一定是农业特征了。对此，笔者有两点不同意见，陈述如下：

    (1)我们依据黄洋同志提供的材料，可以得出与黄洋同志有很大不同的认识。

    黄洋同志的材料之一：公元前411年，由五千人会议控制的雅典城邦试图建立重装步兵的民主政治，即有土地财产限制的民主政治(《研究》中无“土地”二字，《特征》中增加了“土地”二字，以《特征》为准)。根据这个限制，只有约9000人享有全部的公民权。黄洋同志的材料之二：公元前322年，寡头政治在雅典建立，根据土地财产限制失去公民权的人数达到22 000(普鲁塔克说12 000)，只有约9000人仍拥有全部公民权。

    这两份材料，亦即两组数字，分别发生于公元前5世纪后期和公元前4世纪后期，相距近一个世纪。我们发现，它不约而同地反映了一个共同的问题，即只要使公民权与土地联系在一起，就会使“大部分公民因此而失去了公民权”[39]。这说明了什么?按黄文提供的数据，在雅典国家2．5—4万男性公民中，只有这少数的9000人因拥有土地而享受到完全的公民权。那么，那些不享受公民权的大多数人，毫无疑问，只能是无地或少地，一般以从事工商业等活动为主的人。最起码，无地者是如此。这也就告诉人们，雅典公民中的大多数有可能是工商业者。也可能，大土地所有者加上中小农阶层占了雅典公民人口的多数，但问题的关键并不在于人数的多少。

    (2)黄洋同志的另两份材料，即另两组数字，同样也不能证明其观点。

    其一，公元前4世纪，雅典最为富有的公民有300人，他们拥有的财产价值均超过2．1万德拉克玛。黄洋同志没有指明这300人中有多少人是土地所有者，又有多少人是工商业者。显然，是无法用来论证“雅典公民的主体是农民”这一观点的。

    其二，公元前403年，某个名叫弗尔米修斯的公民建议，将政治权利限制在土地所有者阶层内。根据狄奥尼修斯的记载，如果这个提案得以实施的话，将会使近5000人失去公民权。据黄洋同志推算，此时雅典约有(至少)4／5的公民拥有土地，1／5(不到)的公民没有土地。这不到五分之一没有土地的人，亦即那5000人，毫无疑问，也是些工商业者。笔者认为，在一个小国寡民的城邦中，约有或接近五分之一的男性公民从事工商业，这个比例是不低的。如前文所分析的那样，在一个社会里，工商业者在量上只要达到一定的程度，如三到五分之一，就足以构成一股强劲的经济力量，推动社会的进步和发展。试想，雅典国家男性公民总共不过几万人，能有5000人去从事工商业活动，由此所造成的物质力量是远非在量上超过他们的农民所能比的，足以给国家带来巨大的生机与活力。 

    农业特征论者总是片面地强调公民构成中量的对比，而忽视了公民构成中质的比较，这样，必然导致不切实际的结论。连古代的亚里士多德都认为“人数这个因素应该为次要的属性”[40]，那么，作为掌握了唯物辩证法的我们，就更不应该只看到事物外在的非本质的属性，而忽视了事物内在的本质的属性。另外，农业特征论者还忽视了对希腊的农业作质的区分，这也不应该。总之，把握事物的本质属性，既是认识事物的起点，也是我们应该遵循的原则。

    2．黄洋同志在《研究》和《特征》中，都把古代希腊人的重农轻商等同于古代中国人的重农轻商，并以此类推，把它作为论证希腊城邦社会农业特征的重要依据，(在古代中国，重农轻商确是农业特征的产物。)这一点，也是站不住脚的。其实，我们只要稍一深入，就可以发现，古代希腊人的重农轻商思想和古代中国人的重农轻商思想有着重大差别。笔者曾撰《论古代希腊人的重农思想》[41]、《论古代希腊人的鄙视手工技艺问题》[42]以及《关于古希腊人轻商问题的考察》[43]等文章，系统地探讨了这个问题，所得结论，与农业特征论者完全相反。古代希腊人的重农思想属于正常的重农思想，其着眼点主要是经济，而不是政治，且重农而不轻商(不从产业的角度轻商)。这种情况不同于古代中国。古代中国的重农思想把农业与工商业绝对对立起来，视农业为本，视工商业为末，认为要想富国强兵，必须重本抑末，重本与抑末互为条件。古代希腊人的重农思想没有本末观念，不把农与工商绝对对立起来。相反，在主张重视农业的同时，十分重视发展工商业，是一种农商并重思想。

    说古代希腊人的重农思想是正常的重农思想，有两个原因。其一，它合乎人类认识和实践的基本规律。在古代希腊，也同古代世界其他地方一样，人们物质生活的最基本条件依赖于农业。既然有农业这个产业领域的存在，而且如上文所述，又是个重要的领域，与人们的衣食密切相关，所以，当然要重视它，重视是正常的，不重视倒是反常的。其二，也是最重要的一点，古代希腊人的重农思想没有走上极端，能够比较正确地对待与工商各业的关系，重农的同时，还重视工商业的发展，把农工商各业看作一个密切联系的有机整体。这不同于古代中国占统治地位的重农思想，不但把农与工商绝对对立起来，而且还用打击工商业的办法来维护小农经济。古代中国的重农思想是一种畸形的、异化了的不正常的重农思想，是农业特征的产物，而古代希腊人的重农思想与农业特征没有必然的联系。

    古代希腊人的轻商(包括轻工，下同)思想也不同于古代中国人的轻商思想，它有两个特点。其一，古代希腊人的轻商思想实质上是一种基于道德角度的职业歧视，即从道德的角度出发，歧视商人，轻贱经商职业。这种轻商思想不是根源于农业特征，而是根源于商业自身的特点(如贱买贵卖、欺诈等等)及阶级社会里脑体分工、等级分工所引起的职业歧视，与农业特征没有必然的联系，不同于古代中国的轻商思想。古代中国的轻商思想是基于经济角度的产业排斥，不仅把商业视为末业，而且把商业及商人视为有害国计民生、有害社会的“五蠹”之一。不仅轻之，而且抑之，更有甚者，还打击之、迫害之，把打击、迫害工商业视为维护小农经济利益的前提条件。这种轻商思想根源于古代中国社会的农业特征，与农业特征有着必然的联系，是古代中国占统治地位的经济思想。古代希腊人的轻商思想则属于非主流地位的经济思想，主流地位的经济思想是重商思想和商业光荣思想。

由上述可知，古代希腊人的重农轻商思想不是根源于农业特征，与农业特征没有必然的联系，因此，我们不能把它作为论证希腊城邦社会农业特征的依据。硬要论证，也是一种简单化的牵强附会的做法，没有说服力。

注释：

⑴⒄⒆⒇  赫西俄德：《工作与时日》，商务印书馆，1996年版，第3—4页，译者序，第12页，第19页，第19—20页。

⑵[40]  亚里斯多德：《政治学》，商务印书馆，1983年版，第29页，第135页。

⑶ 《每周文摘》1999年11月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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