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常情况下，农业在一个国家中的基础地位是必然的，在古代希腊，荷马时代是这样，古风时代也是这样，农业构成了希腊人生存和发展的主要物质条件。但我们也必须看到，在古风时代，希腊的农业已开始存在着深刻的危机。这从赫西俄德的著作中便可以发现，一个农民，单靠农业即使好好干，也不过是能够实现温饱，维持生存，如果稍一懈怠，就有忍饥挨饿之虞，以至于求借、乞讨，⒄，赫西俄德的作品反映了当时人们对饥饿和饥荒的恐惧，反映了当时农民的艰辛和不幸。他的《工作与时日》是唯一反映古风时代希腊农业与农民生活状况的作品。这部作品所描写的现实，虽然与社会分化、阶级压迫有关，但也不可否认，这是希腊农业的基础地位存在危机的反映，即农业很难承担起养活全部社会人口的重任，从而使人们的生存问题出现了危机。美国学者威尔·杜兰认为，古风时代，希腊的女人“较任何时期的生殖力为强”⒅。人口的急剧增加，必然加剧与农业资源的矛盾，这也是导致这一时期希腊人广泛进行海外殖民的重要原因。这种由农业引起的生存危机，迫使人们要“寻找充足的生活来源”⒆，必须不失时机地去经商。赫西俄德告诫他的弟弟：“不但要注意所有农活的时令，尤其要记住适宜航海的季节。小船只供玩赏，装载货物要用大船。在一帆风顺的情况下，装货越多获利越多。”⒇在土地贫瘠不利农业，同时又有航海之便的情况下，人们为生存，求发展，便不得不既务农，又经商，一身兼二任，农商互补，农商并重。这样一来，希腊的农民也就逐渐商人化了，农业也就逐渐商品化了。在古典时代，农业的商品化更为深刻，这不仅通过农产品的商品化和农民的商人化表现出来，更通过土地的商品化和劳动力的商品化(雇工剥削)表现出来，通过经营农业的目的、手段和结果等一系列环节表现出来。反映古典时代希腊农业状况的最重要的文献资料是色诺芬的《经济论》一书。色诺芬本人是一个富有经验的农场主，他的《经济论》是在非常熟悉城邦的农业和亲自实践的基础上写成的，最能反映当时的农业及农民的状况。该书最基本的观点是，农场管理亦即经营农业，一切目的是为了利润，是为了“保证每件已完成的工作都能增加利润”[21]，而为了实现利润，加强和完善管理，是最有效的手段。管理——效益(效率)——利润(赚钱)，是贯穿全书的一条主线。书中记述了一个受到人人敬佩、被称为高尚人士、非常富有的雅典市民伊斯霍玛霍斯，在乡下有多处农场，使用奴隶劳动，有丰富的管理经验，特别是从他父亲那里学会了一套很好的赚钱方法，即通过经营农业来赚大钱的方法，被苏格拉底称之为有一剂“发财的特效药”[22]。具体做法是，专门购买“由于原主懈怠或无能而未耕耘未栽种的荒芜的土地”，这样只花很小的代价，然后利用奴隶劳动开垦出来，使之“变成肥沃的土地”，不仅能够收获很多粮食，而且还能在这片土地“能够得到好价钱的时候把它们卖出去”，从而“增加上百倍的价值”。然后，再买一块这样的荒地，再开垦成良田，再瞅准机会卖出去，再赚大钱。[23]从伊斯霍玛霍斯父子所经营的农场规模，经营农场的目的和手段，以及土地的允许自由买卖，雇佣劳动现象的存在等情况看，古典时代希腊的农业商品化已达到了较高的程度，使用奴隶劳动经营农业，成为赚钱的重要途径。

    由上所述可知，在古典时代，希腊的农业，由于土地贫瘠人口增加等原因，所提供的谷物不足以维持城邦居民的最起码的生存需要，这就称不上是“城邦社会最根本的经济和政治基础”，也称不上是“社会的经济支柱”，也不是“城邦最重要的经济来源”[24]。另一方面，现有的农业又在很大程度上商品化了，纳入了商品经济的范畴，这就更不能成为论证农业特征的依据。

    在古代希腊，农业的商品化还表现在另一方面，即大量经济作物葡萄和橄榄的种植。希腊的山区和丘陵，不适于谷物的生长，却适于葡萄和橄榄的栽培，所以从很早的时候起，葡萄和橄榄就成为重要的经济作物。所谓经济作物，是指生产者用于自我消费的部分较少，主要用来交换，包括换回货币，具有较大交换价值和明显的商品经济性质的作物，像中国农村农民种植的棉、麻、烟草、花生、甜菜、各种水果等等，均是。在古代希腊，这种经济作物主要是葡萄和橄榄。早在爱琴文明时代，希腊人已经开始栽培葡萄和橄榄。制作葡萄酒，榨取橄榄油，有酒商和油商。[25]荷马史诗中曾记载伊阿宋之子欧涅奥斯率领的船队从莱姆诺斯岛装载了1000坛葡萄酒，前往希腊联军的营地，与之交换青铜、铸铁、皮革、牛群以及得之于战争的奴隶。[26]用于交换的葡萄酒一次达千坛之多，这不仅反映了葡萄酒的生产规模，也反映了葡萄这种经济作物的种植规模。事实上，当一个地方的某种农作物成为经济作物，而这种经济作物又得到大面积种植的时候，这就意味着这里的农业已经开始商品化了。

    在雅典国家，经济作物是农业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梭伦改革时为划分等级而制定财产标准，将葡萄酒、橄榄油与谷物置于同等地位，只要达到规定标准，无论拥有谷物(“干的”)，还是拥有酒、油(“湿的”)，都可划入相应等级。值得指出的是，梭伦改革确定财产标准按照个人土地上“干的和湿的”收入计算，竟被农业特征论者作为论证城邦社会农业特征的依据，这显然是忽视了“湿的”农作物的商品经济性质。在梭伦及后来历届政府的经济外交政策中，鼓励油、酒出口都居于重要地位。并且随着海外粮食的进口，许多城邦改谷物种植为葡萄、橄榄栽培。这种现象，在庇西特拉图时代的雅典大为显著。据有的学者认为，到古典时代，雅典的农业便以经济作物为主了。[27]由上述可知，在古代希腊，由于种种原因，谷物的生产不能自给，自然经济意义上的农业难以成为城邦社会的经济支柱，更不是城邦社会最重要的经济来源。恰恰相反，商品经济意义上的农业不仅在希腊的农业中占有较大的比例，而且处于重要的地位，它与工商业一起，共同构成了城邦社会经济基础的主体部分，成为城邦社会重要的经济来源之一。我们如果不对古代希腊的农业作具体分析，就用它来论证城邦社会的农业特征，这是一种简单的片面性的做法，很容易出偏差。事实证明，古代希腊的农业，不足为论证城邦社会农业特征的依据。

    笔者认为，希腊城邦社会最根本的经济和政治基础是工商业。在雅典国家，“绝大部分粮食必须靠进口解决，对于雅典公民来说，除了极少数可能通过外出殖民获得一定解决外，大多数公民只有依靠工商业以营利换取周围产粮区的粮食”[28]。这不仅是一个理论的和逻辑的判断问题，更重要的是符合历史实际。由于地理环境不利于农业而利于航海和经商，更由于靠农业不足以维持生存，所以城邦国家在立国之初就因地制宜，重视发展工商业。提修斯改革把手工业者作为法定的三大社会等级之一，直接有利于手工业的发展。梭伦改革时“看到四方经常有人为了生活安全纷纷跑到阿提卡来，以致这个城邦有人满之患；他又看到国内大部分是贫瘠无用之地，而航海经商者也决不会为那些没有东西交换的人输入货物；因此他就把公民们的注意力引向工艺”[29]，为此而采取一系列发展工商业的措施。我们考察梭伦改革的全部内容，便可以发现，发展工商业以补农业经济之不足是一个重点，并且作为一种国策长期得到了贯彻和执行。

    正是由于工商业的发展这一内因，才使古代希腊进入古典时代后达到了它的全盛时期，取得了各个方面的辉煌成就。古典时代希腊奴隶制的高度发展，也是商品经济发展的直接产物。可以设想，如果只有传统意义上的农业，而没有工商业的推动，古希腊的历史是不会出现一个古典时代的(“古典”一词，拉丁文意为“典型的”)。由此也就证明，工商业的确是古代希腊城邦社会发展的第一物质推动力，希腊城邦社会的工商业特征是不容置疑的。美国学者威尔·杜兰在《希腊的生活》一书中指出：“阿提卡之土壤甚为贫瘠，几乎所有地区的地下石均接近地表面，使生活所需的极简单之农作亦甚困难，令人极为沮丧。仅有冒险陸行业及需要耐心培植之橄榄与葡萄，始成阿提卡之文明”，“在此不毛之地能出现甚多城镇，实令人惊异之事。”[30]“因为土地贫瘠，接近海岸以及港口众多，遂诱使阿提卡人民从事贸易；因为人民坚定勇敢，富于发明创造，遂使其赢得爱琴海的市场。通过这个商业帝国，雅典在伯里克利时期获得财富、权力并达到文化的最高峰。”[31]这一番话，是合乎古代希腊的历史实际的，也说明了古希腊文明是奠基于工商业文明之上而非奠基于农业文明之上。

笔者还曾想，只要“雅典是古典时代缺乏粮食的最典型例子”[32]是事实，或如上文所说雅典国家3／4的粮食需要进口，仅此一点就可以大致断定，雅典国家的工商业特征说是能够成立的。柏拉图曾在《理想国》中论述城邦起源问题时讲到了一个“进口”与“出口”的浅显道理。他说，城邦有了农夫、瓦匠、织工等从业人员之后，还需要有各类商人，即“还得有人到别的城邦去，进口所需要的东西。……但是有一点，如果我们派出去的人空手而去，不带去人家所需要的东西换人家所能给的东西，那么使者回来不也会两手空空吗?……那么他们就必须不仅为本城邦生产足够的东西，还得生产在质量、数量方面，能满足为他们提供东西的外邦人需要的东西。”[33]这也就是说，进口必须是以出口为前提的，没有可供出口的货物，就谈不上进口。雅典国家大量进口的是粮食，而出口的是什么呢?不言而喻，出口的只能是经济作物和手工业产品。由此也就可以断定，雅典国家经济成分的大约四分之三是属于商品经济性质的，商品经济是维持雅典国家生存和发展的主要物质基础，是雅典国家生存和发展的第一物质推动力。

三、几点商榷

    初读农业特征论者的文章和著作，深为其立意新颖、气势恢弘所折服。其对传统观点的否定，横扫千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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