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引   言
 
先后被列入世界文化遗产名录的万里长城和避暑山庄是两项与游牧民族有关的古迹，在中国民族史上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早已分别引起了学术界的高度重视。
有关万里长城的研究已经很多。早在1909年W.盖尔出版了《中国长城》[1]，同名著作不断涌现。1965年R.西尔弗伯格《漫长的边墙》[2]指出长城乃“世界上最长的墓地”，大约埋葬了四十万人。1990年林慰《中国长城：从历史到神话》[3]阐述了长城意义的转变过程，获到了普遍的好评，堪称长城研究的经典之作。在国内长城一直是一个争论不休的话题，最近的有关研究如雨后春笋。《中国长城百科全书》[4]被认为是长城研究的一座里程碑。
有关避暑山庄的研究也不少。1932年斯文赫定出版了图文并茂的《帝城热河》[5]，揭开了避暑山庄研究的序幕。1995年何伟亚《怀柔远人》[6]对1793年乾隆皇帝接见英国使节马嘎尔尼事件进行了深入细致的分析，是近年来有关避暑山庄研究的力作。1983，1993，2003年在承德相继召开过三次专题学术讨论会，国内外学者进行了多方面的研讨。
另一方面游牧民族与中央王朝的关系也是经久不衰的学术课题。1940年拉铁摩尔《中国的内亚边疆》[7]首先对此进行了系统探讨。罗莎比《从1368到现在的中国与内亚》[8]（1975），巴菲尔德《危险的边疆：游牧帝国与中国》[9]（1989），柯斯莫《古代中国及其敌人：东亚史上游牧政权的兴起》[10](1999)都是颇获好评的学术著作，但都没有研究避暑山庄。
其实避暑山庄建成时，“边疆”变得不再危险，“长城”已失去了原来的意义，“敌人”变成了王朝的有机组成部分。避暑山庄在中国民族史上的意义还没有得到充分研究。
中央王朝与游牧民族的关系模式主要有四种：以防御和隔离为主的长城模式，崇尚和平的和亲模式，崇尚战争的征伐模式，以欢迎和怀柔为主的山庄模式。本文对这四种模式进行了初步比较研究，发现征伐不如和亲，欢迎胜过防御。
 




[1] Geil,W. E: The Great Wall of China, New York,1909.
[2] Silverberg, R: The Long Rampart, Philadelphia, 1965.
[3] Waldron Arthur: The Great Wall of China: from history to myth,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0.
[4]中国长城学会编，吉林人民出版社,1994。
[5] Sven Hedin: Jehol, City of the Emperor, London ,1932.
[6] James L. Hevia: Cherishing Men from Afar, Duke University Press,1995.
[7] Owen Lattimore: Inner Asian Frontiers of China, Boston 1940.
[8] M. Rossabi: China and Inner Asia from 1368 to the Present Day, London 1975.
[9] T.J. Barfield: The Perilous Frontier: Nomadic Empires and China, Blackwell 1989.
[10] Nicola Di Cosmo：Ancient China and Its Enemies: the Rise of Nomadic Power in East Asian History 1999.

二、三代有道无长城

生活于宋元之际深受汉文化影响又通晓游牧民族传统的郝经写过一首意味深长的《古长城吟 》：“长城万里长，半是秦人骨。一从饮河复饮江，长城更无饮马窟。金人又筑三道城，城南尽是金人骨。君不见，城头落日风沙黄，北人长笑南人哭。为告后人休筑城，三代有道无长城”。诚然，夏商周三代有“道”之时不曾修长城，长城始于“礼崩乐坏”的春秋战国时代。

何时修长城？何时应该修长城？这是两个问题，前者已大体清楚，后者却仍然十分含糊。一般认为万里长城始于秦代，终于明朝，又可称之为秦始皇长城或万历长城。

秦始皇长城可以追溯到春秋战国时代[1]。齐、楚、魏、赵、韩、燕都筑过长短不同的边墙或长城，但都没有免于灭亡的命运。秦始皇认为扫平六国是“诛戮无道”。《史记·秦始皇本纪》引《碣石铭》云：“堕坏城郭，决通川防，夷去险阻。地势既定，黎庶无繇，天下咸抚。男乐其畴，女修其业，事各有序”。他毁短墙，修长城。《史记·蒙恬列传》：“秦已并天下，乃使蒙恬将三十万众，北逐戎狄，收河南，筑长城，因地形，用险制塞，起临洮，至辽东，延袤万余里。……暴师於外十余年，居上郡”。从秦始皇30年北伐匈奴至37年秦二世赐蒙恬、扶苏死仅八年，这是正史上记载大规模修长城时间最长的一次。秦始皇、蒙恬死后不久秦王朝也灭亡了，长城不了了之。

现存的长城主要是明代所修[2]。永乐大帝“五出三犁”，使蒙古处于“黑暗时代”。永乐死后明朝军事优势逐渐丧失，开始筑城防御蒙古,逐渐形成了九边防御系统。“俺答封贡”，与蒙古达成“隆庆和议”之后，明朝并没有放松警惕。虽然朝廷没有号召大规模修筑长城，但有关是否修筑长城或边墙的争论十分激烈。各地守将不约而同加修长城，巩固九边防御体系。因此，明代长城开工之日难以确考，也没有完工之时，主要修于万历年间。

除秦和明王朝之外，汉与隋王朝亦大规模修过长城。白登之围和解，汉匈建立了和亲关系。文景之治后，武帝时代有了北伐匈奴的实力。作为北伐战略的组成部分，汉武帝命令修复部分故塞，并将长城修到了罗布泊。汉代长城史称边塞，并不连贯，没有明确的修筑年代，主要修筑于汉武帝时代，可以看作为战略进攻的据点[3]。

隋朝是一个短命的王朝，修筑长城的记载比较清楚。《隋书·高祖纪》开皇元年（581）四月：“发稽胡修筑长城，二旬而罢”。开皇六年二月；“发丁男十一万修筑长城，二旬而罢”。开皇七年二月：“发丁男十万余修筑长城，二旬而罢”。《隋书·炀帝纪》大业三年（607）七月：“发丁男百余万筑长城，西距榆林，东至紫河，一旬而罢，死者十六、七”。大业四年七月：“发丁男十余万筑长城，自榆谷而东”。《资治通鉴》卷175—180中有类似记载，总共修长城不过数月，似有把修长城当儿戏之嫌。

由此可见，中央王朝修长城的历史是不连续而短暂的：有明确记载的历史不超过十年，总共不过百年。这意味着长城有开工之日，无完工之时。秦长城、汉长城、隋长城、明长城都是未完成的工程，只有在某些地图或某些人的心中是连成一线的。

当中央王朝强大时，不用修长城。秦皇汉武时代，匈奴望风而逃，武帝想御驾亲征却找不着对手。当中央王朝腐败和软弱时，修长城也没用。明朝末年，内外交困，长城当然不可能抵御满族入关。因此，每个朝代都可能修长城，但没有一个朝代应该修长城。

长城修在何处？长城应该修在何处？前者已大体清楚，后者亦十分含糊。

调查研究表明：北到呼伦贝尔，南至南阳宝天曼，东到鸭绿江边，西至罗布泊，均有长城遗址存在。所谓长城地带涉及大半个中国，其核心地区主要是内蒙古草原和黄土高原。长城，一般认为是游牧与农耕的分界线，但在历史上它却变化不定。秦汉长城凭借阴山和黄河天险，主要筑在蒙古草原，曾一度延伸到罗布泊。永乐以后先后放弃了大宁卫、东胜卫，明长城主要筑于黄土高原，并且从山海关扩展到鸭绿江。蒙古草原上的长城习称外长城，黄土高原上的长城习称内长城，内外长城之间相距数百乃至千公里不等。

有人主张长城应该修在草原上。秦始皇时代蒙恬轻易却胡千里，收复河南地，可以在草原上修筑长城。汉武帝大举北伐，将匈奴驱赶到了漠北，使得蒙古草原上部分地区千里无人烟。在远离中原的边远草原上修筑长城除了劳民伤财之外，是易攻而难守。没有证据表明草原上的长城起过什么防御作用。金代修筑在东蒙古草原上的长城仍若隐若现，象一串坟墓，不可能阻挡游牧骑兵的南下。因此草原上是不宜筑长城的。

明代日趋软弱，放弃河套，开始在黄土高原修筑长城。这意味着公开放弃水草丰美的蒙古大草原，漠南蒙古得以发展壮大。内长城虽然靠近中原，也非易守难攻。因为拆长城总比建长城容易。也先在长城附近活捉了明英宗，俺答汗席卷京城，如入无人之境。因此，将长城修在黄土高原，除了一样的劳民伤财之外，起不了其它作用。

位于崇山峻岭或悬崖绝壁的长城，只有观赏价值，没有防御意义。在草原和中原之间有无数的坦途供游牧骑兵来回出入。

长城修在蒙古草原是易攻难守，劳民伤财；修在黄土高原也是劳民伤财，难守易攻。崇山峻岭不用修长城，平原坦途修长城也没用。虽然处处可以修长城，但没有一处应该修长城。长城就好比人体内的血栓，出现在何处都是无益于健康。

何人修长城？何人主张修长城？历史上明确主张修长城的人并不多，反对的人倒是不少。没有人因修长城而名传青史，大都是被迫修长城。

秦始皇、汉武帝、隋炀帝、万历时代曾大规模修过长城，唯有隋炀帝杨广留下了赞颂长城的诗篇《饮马长城窟行》：“肃肃秋风起，悠悠行万里。万里何所行，横漠筑长城。岂台小子智，先圣之所营。树兹万世策，安此亿兆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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