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实永乐五次御驾亲征蒙古并没有从根本上解决问题。他死后二十五年即有土木之变。瓦剌卷土重来，明英宗模仿朱棣纠集五十万大军仓促出塞应战，大败，本人亦被也先所得。

朱棣御驾亲征劳民伤财是无疑的，否则不会有户部、兵部、工部尚书的反对；师出无名是肯定的，否则礼部尚书不会非议。就亲征的结果而言，只是杀掳了少量游牧骑兵，其攻击的对象如阿鲁台等“元凶”一个也没有消灭或俘获，传国玉玺也没有缴获。除了教训，实在没有什么经验可以总结。正如滑铁卢战役打败拿破仑的威灵顿将军所言：“胜利是仅次于失败的最大悲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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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张正明：《和亲通论》，《民族史论丛》（第一辑），中华书局，1996。

[2] 《史记》卷99《刘敬叔孙通列传〉，第2719页。

[3] 《汉书》卷6《武帝纪》，中华书局，第161页。“今朕获奉宗庙，夙兴以求，夜寐以思，若涉渊水，未知所济。猗与伟与！何行而可以章先帝之洪业休德，上参尧舜，下配三王！朕之不敏，不能远德，此子大夫之所睹闻也。贤良明于古今王事之体，受策察问，咸以书对，著之于篇，朕亲览焉”。于是董仲舒、公孙弘等出焉。

[4] 《史记》卷110《匈奴传》，第2906页。

[5] 《汉书》卷55《卫青霍去病传》， 第2473页。

[6] 《汉书》卷96《西域传》，第3929页。

[7] 《资冶通鉴》卷二十二，汉纪十二，第747页。

[8] 这一传说在蒙古地区流传持久而广泛。《蒙古黄金史纲》中有如下记述：“汉家之君第一代即洪武皇帝，其子建文皇帝，在位四年之后，弘吉剌哈屯之子，统率自己少数护卫与兀剌之六千兀者人，水滨之三万女真人以及黑城之汉人整兵来伐，擒获汉家洪武皇帝之子建文皇帝，捺印于其颈而废逐之。于是，乌哈噶图可汗之子永乐皇帝为君，而汉家却以为真正吾皇之子做了皇帝，号曰大明”。

[9] 《明太宗实录》卷六十八。

[10] 《明史》卷 149《夏原吉传》，第4154页。

[11] 《明太宗实录》卷一百三十。

[12] [明]金幼孜《北征录》之秦民悦“金文靖公北征录序”。

四、民族整合有山庄

康熙大帝是满蒙汉结合的产物。他既尊重游牧传统，也崇尚汉传统文化。主张“天下一家”的“参天可汗”唐太宗是他的榜样。李世民清楚地意识到修长城是“重困我民”。 “隋炀帝不能精选贤良，安抚边境，惟解筑长城以备突厥，情识之惑，一至于此。朕今委任李勣于并州，遂使突厥畏威遁走，塞垣安静，岂不胜远筑长城耶？”[1]。这些思想在康熙心中产生了强烈的共鸣。他在一份上谕中说：“蔡元所奏，未谙事宜。帝王治天下，自有本原，不专恃险阻。秦筑长城以来，汉、唐、宋亦常修理，其时岂无边患？明末我太祖统大兵长驱直入，诸路瓦解，皆莫敢当。可见守国之道，唯在修德安民。民心悦，则邦本得，而边境自固，所谓‘众志成城’者是也。如古北、喜峰口一带，朕皆巡阅，概多损坏，今欲修之，兴工劳役，岂能无害百姓？且长城延袤数千里，养兵几何，方能分守？蔡元未见及此，其言甚属无益，谕九卿等知之。”[2] 修长城“重困我民”，当然有害百姓，康熙对此深有感触。“隐隐山头皆古戍，中原民力尽边城。曾闻父老经年战，回首生灵血泪盈”。[3]

修长城对帝王将相也是有害无益。唐太宗指出隋炀帝“情识之惑，一至于此”。康熙认为蒙恬徒劳而无益：“万里经营到海涯，纷纷调发逐浮夸；当年用尽生民力，天下何曾属尔家”。[4]

清朝初年局部地区有过修复长城的举动，但清朝政府从未重视和下令大规模修长城。满族入主中原之后，当然不愿意自外于中国，也不愿意割断与北方游牧民族的联系，长城也就失去了其原有的防御功能。

木兰秋狝是康熙为了保持游牧传统，密切与游牧民族的关系而采取的重大政治举措。康熙御驾亲征，打败了噶尔丹，并没有征服准噶尔。热河行宫是众多行宫之一，实际上是木兰秋狝的副产品。康熙五十年（1711）热河行宫正式更名为“避暑山庄”，从此他每年四月开始避暑塞外，有时长达半年。御制《避暑山庄记》未突出其政治功能。“静观万物，俯察庶类。文禽戏绿水而不避，麋鹿映夕阳而成群。鸢飞鱼跃，从天性之高下；远色紫氛，开韶景之低昂。一游一豫，罔非稼穑之休戚；或旰或宵，不忘经史之安危；功耕南亩，望丰稔筐筥之盈；茂止西成，乐时若雨旸之庆。此居避暑山庄之概也。”

身居至尊，心向林泉。避暑山庄是康熙晚年休心养性之所，整合游牧民族的功能并不明显，尽管他在此处理日常政务。“朕数巡江干，深知南方之秀丽；两幸秦陇，益明西土之殚陈；北过龙沙，东游长白，山川之壮，人物之朴，亦不能尽述，皆吾之所不取”。[5]唯有热河行营“朕每次驻跸，辄饮食倍加，精神爽健”。[6]从康熙亲自命名的三十六景来看，避暑山庄确是他情有独钟的理想境界。

康熙时代创建了避暑山庄，乾隆时代避暑山庄整合游牧民族的功能才充分发挥。弘历生于1711年，正是康熙命名避暑山庄的那一年。少年时代，弘历深受祖父的赏识。他没有辜负康熙的期望，不仅顺利地继承了皇位，而且完成了康熙、雍正未竟的大业。弘历继承皇位，稳定政局之后，步康熙的后尘，恢复了木兰秋狝，进一步扩建避暑山庄。乾隆时代山庄不只是避暑胜地，而且是重要的政治舞台。山庄的扩建过程象征着民族整合的历程。

从乾隆十九年（1754）起，弘历在避暑山庄热情款待了来自西北的蒙古贵族或部落首领，妥善安置他们的部下，有效地整合了西蒙古。乾隆十九年冬天，为了迎接阿睦尔撒纳的到来，弘历冒着呼啸的北风急速赶到了避暑山庄。后来阿睦尔撒纳叛逃俄罗斯，辜负了乾隆的期望，但并没有改变他善待西蒙古的决心。他的行动和信心甚至感动了远在万里之遥的土尔扈特部。乾隆三十六年，弘历以同样隆重的仪式欢迎渥巴锡等的东归。一个值得注意的细节是弘历并不爱饮酒，却连续三、五天赐宴蒙古首领，纯粹为了“怀柔远人”，整合游牧民族。

另一方面，乾隆推崇藏传佛教，在避暑山庄隆重接待了三世、四世哲布尊丹巴和六世班禅，巩固了清王朝在西藏和外蒙古的统治。三世章嘉活佛作为国师经常随乾隆来往于北京热河之间，在此过程中起了关键作用。值得注意的是乾隆推崇佛教，但并未完全皈依佛教。这种超脱精神使他能从容地利用佛教作为巩固统治的有效手段。故有“一座喇嘛庙，胜抵十万兵”之说。

乾隆不仅扩建于避暑山庄，而且扩展了其功能。其《避暑山庄后序》云：“盖汉、唐以来，离宫别苑何代无之？然不过费人财，逞已欲，其甚者乃至破国亡家，是可戒无足法也。若今之山庄乃在关塞之外，义重习武，不重崇文。而今则升府立学，浸浸乎崇文矣。……若图已乐而忘人苦，亦非仁人之所为也。若夫崇山峻岭，水态林姿，鹤鹿之游，鸢鱼之乐，加之岩斋溪阁，芳草古木，物有天然之趣，人忘尘世之怀，较之汉、唐离宫别苑有过之无不及也。若耽此而忘一切，则予之所为膻芗山庄者，是设陷阱，而予为得罪祖宗之人矣”。

此序继康熙《避暑山庄记》而作。“我皇祖建此山庄，所以诘戎、绥远、崇朴、爱物之义，见之御制序中，意深远也”。细读康熙御制《避暑山庄记》，“崇朴”、“爱物”溢于言表，“诘戎”、“绥远”只字未提。事实上，“热河行宫”只不过是康熙木兰秋狝过程中的休息之处，避暑山庄是他晚年的温柔之乡，其“诘戎”、“绥远”的功能并不显著。正是乾隆将这种潜在的功能发挥到了极致，使避暑山庄成了整合游牧民的基地。

避暑山庄的重大政治活动大都与整合游牧民族有关，避暑山庄的日常生活也从多方面体现了游牧与农耕文化的整合。

避暑山庄中有圃有囿，囿中有马、羊、鹿、兔等游牧民族喜欢的动物，圃中种植农耕民族偏爱的水稻、麦、粟等农作物。山中有鸟、水中有鱼，还从全国各地移植了多种植物。从民族植物学和民族动物学的角度可以看出游牧与农耕文化的整合。

皇帝爱臣或宠妃中满、汉、蒙、藏等皆有，他们的衣食住行以及精神生活也可以体现游牧与农耕文化的整合。龙袍、戎装、旗袍有游牧风格，但大都是丝绸质地。他们既吃米饭，也吃羊肉；既饮清茶，也饮牛奶。皇帝等经常住汉式宫殿，也暂住蒙古包；既骑马，也坐轿。康熙、乾隆二帝酷爱读书、做诗、制字、甚至绘画和研讨学术。乾隆通晓五种语言和文字。丽正门用满、藏、汉、维、蒙五种文字写成，象征着多民族的整合和统一。

文津阁不仅是收藏《古今图书集成》和《四库全书》的地方，而且是纪晓岚等编校《四库全书》的地点之一。蒙古人撰写的《蒙古源流》译成汉文收入《四库全书》象征着游牧与农耕民族书面文化的整合。

康熙时代曾将明安图（蒙）、梅彀成（汉）等集中到惠迪吉（澄观斋）研究天文学和数学，共同完成了《数理精蕴》、《律历渊源》。乾隆时代满、蒙、藏、汉等官员经常在清音阁一起欣赏戏剧，满蒙民歌逐渐融入，形成了独具特色的热河清音。科学与艺术，不止是整合，而是融合。融合是一种彻底的整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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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旧唐书》卷67《李勣传》，第2486页。

[2] 《清圣祖实录》卷一百五十一，.康熙三十年五月丙午。

[3] 《热河志》卷三，玄烨古戍之一。

[4] 玄烨《御制诗集》初集，“蒙恬所筑长城”。

[5] 《御制避暑山庄记》。

[6]《御制穹览寺碑文》。

五、讨论与结语

汉代严尤有一段名言表达了中央王朝对北方游牧民族的无奈：“匈奴为害，所从来久，未闻上代有征之者也。后世三家周、秦、汉征之，然皆未有得上策者也。周宣王时猃狁内侵，至于泾阳，命将出征之，尽境而还，是得中策。武帝选将练兵，深入远戍，兵连祸结三十余年，是为下策。秦始皇不忍小耻，筑长城之固，以丧社稷，是为无策”。[1]

征不服，隔不开。征服和隔离都不是处理民族关系的有效途径。唐太宗和康熙都认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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