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始皇是因恐惧而命令修长城，蒙恬是遵命筑长城，公子扶苏是被贬监筑长城，城旦是被罚筑长城，老百姓都是被迫修长城。正如顾炎武所云：“至于战国，井田始废，而车变为骑。于是寇钞易而防守难，不得已有长城之筑”。[4]秦始皇未睹长城的完工而暴亡。蒙恬临死之际深切悔悟：“恬罪固当死矣！起临洮，属之辽东，城堑万余里，此其中不能无绝地脉哉？此乃恬之罪也。”[5]司马迁认为蒙恬之罪在于劳民伤财，阿意兴功，与地脉无关。老百姓留下了《长城民谣》和孟姜女的传说，千古传颂。“筑土筑人一万里”，文人墨客留下了无数的诗篇诉说长城的苦难。

尽管如此，修长城的动议历朝历代都有人提出。北魏中书监高闾的建议比较典型：“长城有五利：罢游防之苦，一也；北部放牧无抄掠之患，二也；登城观敌，以逸待劳，三也；息无时之备，四也；岁常游运，永得不匮，五也。”[6]实际上这是五大妄想。明代陈建提出修墙五弊更近实情：“工程浩大，所费不赀，一也；劳役军民，怨  烦兴，二也；逼近寇境，胡骑出没，丁夫惊扰不时，三也；筑之纵成，旷远难守，久益颓废，四也；胡寇倏来，动辄数万，溃墙而入，无异平地，反为所笑，五也。兴此役者，殆所谓运府库之财，以填庐山之壑，百劳而无一益。以此为策，策斯下矣。”[7]

一直到明末，尽管反对的人很多，修筑的举动却难以遏制。正如清代万斯同所吟：“秦人备胡筑长城，长城一筑天下倾。至今笑齿犹未冷，岂知明人防北狄，专籍筑城为长策。不曰长城曰‘边墙’，版筑纷纷无时息。东方初报墙功完，西方又传虏寇边。虏入溃墙如平地，纵横饱掠无所忌。虏退复兴版筑功，朝筑暮筑竟何利？帅臣徒受内府金，川原空耗司农费……，历朝庙算皆如此，奈何独笑秦始皇”。[8]

一厢情愿筑长城，自欺欺人食苦果。修长城不能抵御游牧民的入侵，不修长城又不能保障北方的安宁，中央王朝总是在“无策”和“下策”之间徘徊。只有到了康熙、乾隆时代才走出这种两难的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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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张维华：《中国长城建置考》，中华书局，1979。

[2] 华夏子：《明长城考实》，档案出版社，1988。

[3] Nicola Di Cosmo：Ancient China and Its Enemies: the Rise of Nomadic Power in East Asian History， 1999.

[4] 《日知录》卷三十一，《长城》。

[5] 《史记》卷88《蒙恬列传》，中华书局 ，第2570页。

[6] 《资治通鉴》卷一百三十六，中华书局，第4262-3页。

[7] 《治安要议》卷六。

[8] [清]万斯同《明史乐府》。

三、和亲征伐非上策

游牧民与中原王朝的矛盾由来已久。除了修长城等防御隔离措施之外，温情脉脉的和亲与赤裸裸的征伐是企图缓解上述矛盾的两种常用手段。

和亲是游牧与农耕民族契约和平的一种形式，盛行于匈奴、突厥时代。其渊源或许可追溯到先秦[1]，到冒顿单于时代才形成定式。从白登之围的和解到马邑之谋的设立，六十余年匈奴与汉朝以和亲形式保持契约和平关系。马邑之谋标志着汉匈和平关系的彻底破裂，从此进入了近一个世纪的战争时代。经过双方的努力和反复谈判，呼韩邪时代昭君出塞，汉匈之间重新建立了和亲关系。

公元前206年，刘邦统一中原，建立了汉朝；冒顿征服了东胡，称雄蒙古草原。六年之后刘邦与冒顿率大军相会于平城，冒顿围困刘邦于白登山达七日之久，史称“白登之围”。这是汉匈军事实力的一次较量；其和解标志着匈奴与汉王朝相互承认，并达成了某种默契。这种默契由刘敬等发展为“和亲”。刘敬和亲构想如下：“天下初定，士卒疲于兵，未可以武服也。冒顿弑父代立，妻群母，以力为威，未可以仁义说也；独可以计久遠子孙为臣耳。……陛下诚能以適长公主妻之，厚奉遗之。彼知汉適女送厚，蛮夷必慕为阏氏，生子必为太子，代单于。何者？贪汉重币。陛下以岁时汉所余彼所鲜数问遗，因使辩士讽喻以礼节。冒顿在，固为子婿；死，则外孙为单于。岂尝闻外孙敢与大父抗礼者哉？兵可无战以渐臣也。若陛下不能遣长公主，而令宗室及后宫诈称公主，彼亦知，不肯贵近，无益也”。[2]

刘邦完全同意刘敬的建议，但因吕后舍不得女儿“弃之匈奴”而打了折扣；只好取家人子名为长公主妻单于，使刘敬往结和亲约。冒顿不太明白和亲的真实意图，原则同意约为兄弟以和亲，接受了汉朝奉送的身份可疑的公主和絮、缯、酒、米等物。

不出刘敬所料，假公主在匈奴默默无闻，未曾有生儿育女的记载，“无益也”。汉朝送给匈奴的财物亦微不足道。因此匈奴仍不时袭扰汉朝。“小进则小利，大进则大利”。汉朝坚守和亲政策，以忍让求和平。根据刘敬当初的设计，“和亲”是一项长治久安之策，由三个方面组成，但实施过程中大打了折扣，因此没有达到刘敬和刘邦所希望的效果。

刘敬“和亲”的第一要求是以真公主嫁单于，皇帝钟爱女儿，单于因此而深受汉朝的恩泽。在实施过程中，公主都是假冒，象物品一样献给单于之后就不再挂念。匈奴单于身边并不缺少女人，即使是真公主也未必能让单于钟情。这批和亲公主在匈奴象财物一样下落不明。刘敬当年以刘邦外甥当单于的希望完全落了空。第二要求是派遣一些使臣讽喻单于，即在匈奴逐渐传播中原文化，特别是礼仪。强行派遣中行说就是一个绝对的错误。中行说处处为匈奴着想倒情有可原，但他目光短浅，加深了匈汉之间的对抗，为旷日持久的匈汉战争作了铺垫。中行说等反其道而行之，刘敬设想的文化趋同只好落空。第三，和亲意味着经济上“以岁时汉所余彼所鲜数问遗”。从《史记》、《汉书》记载来看汉朝送给匈奴的礼物几乎不具经济意义，只是礼物而已。一是数量微不足道，二是品种不妥。送给匈奴马或马车犹如雪中送冰，令人啼笑皆非。后来贾谊设“三表五饵”之策，倡导开关市，对促进匈汉之间的经济交流起了一定的作用，双方百姓从中都得到了一些好处。刘敬设想的匈奴在经济上依赖中原，“贪汉重币”的局面并没有出现。

和亲作为游牧与农耕民族契约和平的一种形式，在以后的历史中出现过多次，其内含和形式略有差异。绝代佳人王昭君和文成公主等参与了和亲活动，扩大了和亲的影响和作用，但其作用仍然非常有限。和亲并不象某些极端的民族主义者认为的那样“千秋污史牍”。但唐戎昱《咏史》诗值得深思：“汉家青史上，计拙是和亲。社稷依明主，安危托妇人。岂能将玉貌，便拟静胡尘。地下千年骨，诉为辅佐臣。”

匈奴不时侵扰汉地，但并没有要征服或消灭汉人的企图；汉朝一再忍让以求和平，却想一劳永逸地解决问题。到了武帝时代，进攻匈奴的经济、政治、军事、思想准备已基本就绪，可谓万事俱备，只欠借口（机会）。匈奴也意识到了汉朝的强盛，开始主动请求和亲，以巩固匈汉之间的和平关系。

年青气盛的武帝渴望建功立业，不以作皇帝为满足，欲比尧舜，大治天下[3]。武帝明知“本仁祖义，褒德禄贤，劝善刑暴，五帝三王所繇昌也”；然反其道而行之，舍仁弃义，贬德退贤，说善行暴，祸由此生。他听从王恢等的建议，设马邑之谋诱捕单于。从此汉匈关系破裂，走上了相互攻伐的道路。

 “自马邑军后五年之秋，汉使四将军各万骑，击胡关市也：将军卫青出上谷，至龙城，得胡首虏七百人；公孙贺出雲中，无所得；公孙敖出代郡，为胡所败七千余人；李广出雁门为胡所败，而匈奴生得广。广后得亡归，汉囚敖、广，敖、广赎为庶人。其冬，匈奴数入盗边，渔阳尤甚”。[4]这是武帝第一次有计划的北侵，师出无名，不宣而战。“得胡首虏七百人”，“为胡所败七千余人”，双方共伤亡近万人，“唯青赐爵关内侯”[5]。真可谓一将功成万骨枯。

武帝以为彻底胜利指日可待，于元狩四年（公元前119年）发动了最大规模的北伐战役。这对匈奴确实是一次沉重的打击。这场战争对汉朝的伤害也是难以康复的。战争暂告一段落，两败俱伤，汉匈之间千里无人烟。

，征和四年（公元前89年），武帝以征伐求和平的希望彻底破灭，改年号为后元，下诏深陈既往之悔，并决定不复出军，史称《轮台诏》。“师旅之费不可胜计。至于用度不足，乃榷酒酤，莞盐铁，铸白金，造皮币，算至车船，租及六畜。民力屈，财用竭，因之以凶年，寇盗并起，道路不通。直指之使始出，衣锈杖斧，断斩于郡国，然后胜之。是以未年遂弃轮台之地，而下哀痛之诏，岂非仁圣之所悔哉！” [6]

从马邑之谋到下《轮台诏》近五十年，武帝的思想终于有了改变。五十年前，文景之治，汉朝进入了前所未有的繁荣时代；匈奴自单于以下皆亲汉，边境亦出现了罕见的和平景象。武帝贸然发动了汉匈战争，搅得天无宁日，满目苍夷；人口减半，民怨沸腾。武帝晚年，精锐部队全军覆没，主要将军非死即降。经济损失更是不可估量，仅赏赐军功所用黄金就达二十余万斤。刘颁《咏史》曰：“自古边功缘底事？多因嬖倖欲封侯。不如直与黄金印，惜取沙场万髑髅”。

 司马光对汉武帝有一个中肯的评价：“孝武穷奢极欲，繁刑重敛，内侈宫室，外事四夷，信惑神怪，巡游无度，使百姓疲敝，起为盗贼。其所以异于秦始皇者无几乎。然秦以之亡，汉以之兴者。孝武能尊先王之道，知所统守，受忠直之言，恶人欺蔽，好贤不倦，诛赏严明，晚而改过，顾托得人，此其所以有秦之失而无亡秦祸乎！”[7]武帝临死之时，匈奴入朔方杀略吏民，汉发军屯西河，左将军上官桀巡狩北边。

农耕民族对游牧民族的大举远征始于汉武帝，终于永乐大帝。朱棣被汉人认为是唯一御驾亲征漠北的汉族皇帝，“五出三犁”是其丰功伟绩。而蒙古人认为他是妥欢帖睦尔之遗腹子[8]。御驾亲征亦是人类历史上极荒唐的事件。

靖难之变，朱棣成功地篡夺了帝位，并下令篡改历史记录。篡位是不忠，不认生母是不孝。不忠不孝之至又深受儒家文化薰陶的朱棣在南京度日如年，将兴趣和国都转移到了北方，而进攻蒙古是最神圣的借口。

1410年朱棣发动了五十万大军北征。在出征诏书中表达了必胜的信心：“以大击小，以顺取逆，以治攻乱，以逸待劳，以悦吊怨。鲜不殄灭荡除有罪，扫清沙漠，抚绥颠连，将疆场乂安，人民无转输之苦，将士无战斗之虞，可以解甲而高枕矣”。[9]有史以来规模最大的一次远征漠北几近不战而返，无人立功受享。1414年朱棣应昔日敌人阿鲁台的请求，又亲率50万“马步官军”分五路北征，在漠北忽兰忽失温与瓦剌游战一天（六月初七），双方伤亡相当，“遂名其地曰杀胡镇”。

两次大规模的北征既没有夺回国玺，也没有获俘大汗，虽然对蒙古游牧经济造成了一定的破坏，但明朝本身的经济损失和人员伤亡已让有良知的人感到痛心。户部尚书夏原吉、兵部尚书方宾、工部尚书吴中、礼部尚书吕震等都认为远征漠北，劳民伤财，得不偿失。 “比年师出无功，军马储蓄十丧八九，灾眚迭作，内外俱疲。况圣躬少安，尚须调护，乞遣将往征，勿劳车驾。”[10]。方宾被迫自杀，并被戮尸，夏原吉被捕入狱。朱棣不听劝阻，又三次亲征。永乐暴崩于第五次出征回师途中。临终之即，朱棣似有所醒悟：“古王者制夷狄之道，驱之而已，不穷追也。且今孽虏所有无几，茫茫广漠之地，譬如求一粟于沧海，可必得邪？吾宁失有罪，不欲重劳将士”[11]。

朱棣三番五次出征，俗称“燕王扫北”，似乎使农耕民族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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