活跃于避暑山庄的四个主要民族满、蒙、汉、藏具有不同的生态文化背景。蒙古是典型的游牧民族，汉是典型的农耕民族。满和藏界于两者之间，是半游牧或准游牧民族，属于广义的游牧民族。满族入主中原之后自动与中央王朝整合和认同。正因为满族是一个半游牧半定居民族，在整合游牧与定居国家的过程中起了关键作用，达到了中国历史上前所未有的成功。

万里长城和避暑山庄功能相反：前者防御，后者欢迎。历史表明最好的防御便是欢迎。万里长城对游牧民族无益，对中央王朝有害。避暑山庄有益于游牧民族，无害于中央王朝。由此看来，秦始皇修长城是无策，乾隆扩建山庄才得上策。大禹治水以疏导为主，吸取了他父亲鲧以堵为主的教训。防民之口，甚于防川。防游牧民族，不亚于防民之口。除了欢迎，没有其他更好的选择。

今天避暑山庄和万里长城，并立于世界文化遗产名录，获得了类似的象征意义。避暑山庄是民族团结、国家统一的象征，万里长城是中华民族或中国的象征。正是清朝政府利用避暑山庄有效地整合了游牧民族，才使长城失去其原有的防御或隔离功能，逐渐获得新的象征意义。

热河“名号不掌于职方，形胜无闻于地志”。由于避暑山庄的兴建，热河由一个荒凉的小村演变成了中国的二十四座历史文化名城之一。其实，避暑山庄的山并不高，水也不深，其建筑亦因年久失修或破坏严重。正是因为它在民族整合过程中特殊作用才得以修复，重新闻名于世。

避暑山庄集中国建筑、园林和宗教之大成,充分体现了中国人追求“天下一家”、“和而不同”、“山水之间”的理想境界。

“天下一家”是儒家宣传和追求的理想境界。《中庸》云：“溥博如天，渊泉如渊，见而民莫不敬，言而民莫不信，行而民莫不说。是以声名洋溢乎中国，施及蛮貊。舟车所至，人力所通，天之所覆，地之所载，日月所照，霜露所队，凡有血气者，莫不尊亲，故曰配天”。而长城显然与“治国”、“平天下”的理想相抵触。“从理想的一面看，修筑长城意味着中国的天子德威不足，不能于一统海内之余兼服八荒之外，成为真正的普天下之主，象征了无奈与羞辱；从现实的一面看，它的修筑隔绝了北方草原和南方的农业地带，象征着一道文明与野蛮，中国与非中国，人与禽兽，农业与游牧之间不可跨越，也不宜跨越的天限”。[2]

“合内外之心，成巩固之业”是乾隆在避暑山庄活动的主旨。“自秦人北筑长城，畏其南下，防之愈严，则隔绝愈盛，不知来之乃所以安之。我朝家法中外一体，世为臣仆。皇祖避此山庄，每岁巡幸，俾蒙古未出痘生身者皆得觐见、宴赏、赐赉，恩益深而情亦联，实良法美意，超越千古云”。[3]

活跃于避暑山庄的人物除了皇帝及其爱臣宠妃之外，主要是远道而来的蒙古王公贵族和藏传佛教领袖。思想沟通于庙宇之内，恩怨化解于酒桌之上。多族共和，亲如一家，其乐融融。避暑山庄及其周围寺庙的文化多样性象征着中央王朝对不同民族的宗教信仰和生活方式的尊重。体现了“和而不同”的理想。正如《礼记·王制》云：“凡居民材，必因天地寒暖燥湿广谷大川异制，民生其间者异俗，刚柔、轻重、迟速异齐,五味异和，器械异制。修其教，不易其俗；齐其政，不易其宜。中国戎夷，五方之民，皆有性也，不可推移。”

“移天缩地入君怀”，避暑山庄是中国的缩影。仁者乐山，智者乐水。因山就水，避暑山庄是一处世内桃源，体现了中国仁人志士的理想，是中国山水画精神的再现。正如汪藻《桃源行》所云：“谁教晋鼎判东西，却愧秦城限南北，但使此心无魏晋，人间处处是桃源”。

从万里长城到避暑山庄标志着游牧与农耕民族由长期的分裂走向重新统一，是中国民族关系史上的重大转折点。康熙和乾隆的英明在于他们不仅能吸取历史的教训，而且能站在游牧民的立场思考问题。以避暑山庄取代万里长城，以欢迎代替防御，创造性地解决了中国历史上的难解之结。回顾历史我们可以深切地感悟到万里长城是漫长的教训，避暑山庄是浓缩的经验。只有吸取了历史的经验和教训，人类才能健康地走向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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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汉书》卷90《鲜卑传》，第2993页。

[2] 邢义田：《从古代天下观看秦汉长城的象征意义》, 《燕京学报》新十三期 ，2002。

[3] 弘历：《出古北口》诗注，见《热河志》卷二十一《巡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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