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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多民族统一国家形成的历史背景和地域特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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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09-8-8 16:49:32 来源：不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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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是由多民族共同缔造的统一国家，历史上中华民族大家庭中每一个成员，在祖国土地上劳动生息的范围及其所建立的政权的疆域和政区，都是中国历史上疆域、政区的一部分。这一观点在今天似乎是没有异议的，但其中所包含广泛内涵和深邃的历史背景，需要作一简要的阐述。
今天中国国家疆域的形成是有其悠久的历史过程的。“中国”这个概念，在历史上不是固定不变的，而是随着历史的变化而变化。《诗经•大雅•民劳》：“惠此中国，以绥四方。”这个“中国”是指国都、京师。《诗经•小雅•六月序》：“《小雅》尽废，则四夷交侵，中国微矣。”《礼记•中庸》：“是以名声洋溢乎中国，施及蛮貊。”这里的“中国”是华夏活动中心的黄河中游地区，因为我国阶级社会初期，华夏族多建都于黄河中游地区，故称这个地区为中国，称陕北、晋北和冀北地区的民族为北戎、山戎，称东部沿海地区和南部长江流域为东夷、南蛮。以后华夏族活动范围的扩大和夷戎的华夏化，黄河下游地区也包括在“中国”一词的范围之内。春秋时期黄河中下游的周王朝及晋、郑、齐、鲁、宋、卫诸国都自称“中国”，而将秦、楚、吴、越视为夷狄。《史记•楚世家》：“秦为大鸟，……垂头中国。”《索隐》：“言欲吞山东。”春秋时代秦国僻在西隅，“不与中国诸侯之会盟”，但对西戎还是“中国”自居，楚国在西周末年自称“蛮夷”，到了春秋末年以“华夏”自居，其他中原诸小国，都已华夏化了。秦汉以后，随着华夏族、汉族统治地域的扩大，“中国”一词指统一王朝的全部疆土。《史记•南越列传》：“高帝已定天下，为中国劳苦，故释（赵）佗弗诛。”以后凡当处于分裂时期，则中国多指黄河流域。《三国志•蜀志•诸葛亮传》：“亮说权云：若能以吴越之众，与中国抗衡，不如早与之绝。”两晋南北朝时期，东晋人将十六国看成夷狄，南朝人骂北朝为索虏，北朝人骂南朝人为岛夷，都自称中国。唐朝统一，没有这种分野，视这个时期为南北朝，李延寿修南北史，一视同仁，双方都是中国的一部分。宋朝把辽、金、西夏视为夷狄，而元朝则将宋、辽、金、夏均视为中国。明朝人把蒙古视为鞑虏，东北女真为建虏，而清人则将蒙古、新疆、西藏、台湾均视为中国的一部分，从一部记述大清帝国全国总志《大清一统志》即可知。由此可见，“中国”一词有其发展的过程，其含义也不断扩大。19世纪中叶帝国主义侵华前的中国是历史发展的结果。“中国”一词作为我们国家主权所达到的范围，是鸦片战争后几十年，中华民族民族意识加强后逐渐形成的。因此我们讲历史上的中国，就应以这个多民族统一国家范围的中国为中国，凡历史上在这个范围内的一切民族和政权都是中国历史的一部分。过去有两种观点：一种认为历史上中原王朝、正统王朝统治范围为中国，其他就不是。这种观点无疑是错的，我们不是宋朝人，不是明朝人，我们是现代中国人，我们不应以古人的“中国”为中国；还有一种观点认为今天中国的范围就是历史上的中国，这也不对，这岂不是承认帝国主义侵华的合法性了吗？总之，我们要分清中原王朝是中原王朝、中国是中国，这是两个不同的概念，不能混同。否则许多问题就讲不通。
那么我国多民族统一国家形成的过程究竟是怎样的呢？
根据我国的自然条件，在古代形成三大经济区：（一）内蒙古高原以南，大致上即阴山、长城一线以南，青藏高原边缘以东至海，为东部季风区，其自然条件适宜于农业，是汉族聚居的农耕区；（二）大兴安岭以西，昆仑山、阿尔金山、祁连山和阴山、长城一线以北为干旱和半干旱区，降雨稀少，分布有草原植被，为游牧民族聚居的畜牧区；（三）青藏高原高寒地带由于空气稀薄、气候寒冷、植被稀少，当地居民从事狩猎、采集和原始农业的混合经济；大兴安岭以东、长城以北的东北地区，由于气候寒冷，人口稀少，森林密布，17世纪以前当地居民主要从事渔猎、采集和少量农业的混合经济区。概而言之，我国历史上可分为农耕、畜牧和渔猎三大经济区。历史上民族、政权之间势力和疆土消长，实际就是这三大经济区的交融和消长。
这个发展过程，有几个重要的阶段。
第一阶段：战国秦汉华夏族政权疆域的形成和开拓期。春秋时期处于中国分裂状态，见于《左传》的大小国家有120多个， 而其时四周夷狄却伺机强大，交侵华夏，所谓“南夷与北夷交，中国不绝如线。”（《公羊传》僖公四年）南北四方夷狄十分强大，中原诸国都受到威胁，甚至为其所灭。战国时期中原形成七雄，纷纷向四周开疆拓土，置郡县，筑长城。当时中原华夏族农耕区的最大威胁是北方游牧民族匈奴。所谓“冠带战国七，而三国边于匈奴。”（《史记•匈奴列传》）北部的赵国原有山西中、北部，河北中部和西北部，北界至今桑乾河一线。赵武灵王时“胡服骑射”，北击林胡、楼烦，疆土拓至河套北面阴山一带，置云中、雁门、代郡，筑长城起自代（今河北蔚县）西傍阴山山脉至高阙（今内蒙古临河县东北狼山口）。燕国原有河北北部和辽南一带，燕昭公时东击东胡，却地千里，设置了上谷、渔阳、右北平、辽西、辽东五郡，筑长城西起造阳（今河北张家口附近）东经辽东，又东至满潘汗（今朝鲜清川江一带），与朝鲜分界。秦国拓地最为显著，秦襄王时灭义渠等戎，而置陇西、北地二郡（今甘肃东部），拓地至泾渭河上游和洮河流域，筑长城西起临洮（今甘肃岷县），沿洮河而上，至今陕北黄河西岸止。楚国在战国时十分强大，向北拓地至淮河流域，向南越过洞庭湖到了湘、资、沅、澧流域，向西占有湘西、鄂西地区，设置了巫郡、黔中郡，势力还远达广西乐平一带。前279 年左右楚顷襄王还派庄蹻由黔中郡向西南进入贵州夜郎国，直至滇池。总之，到了战国后期七国的范围，东北超过了鸭绿江，西面抵达了洮河流域，北面到了内蒙古、河北、山西北部和辽宁南部，南面到了浙南、赣北、湖南全省、贵州、四川一部分。为秦朝统一后的疆域打下了基础。
公元前2世纪前后秦皇、汉武时期汉族王朝统一不久，经济发达，国势强盛，为了保持和巩固已有农耕区的统治范围，向四周开疆拓土，蒙恬、卫青、霍去病数次出兵，远征匈奴，匈奴远遁。汉族王朝的疆土北面到了河套、阴山，西面到了河西走廊、青海湖边，包有原为匈奴民族畜牧区的鄂尔多斯高原。这些地区自然条件属干旱半干旱区，可耕可牧，适宜于半耕半牧。汉族政权占有这一大片空旷地区以后，大量移民，屯垦戍边，多达数十万、上百万，大大超过原有的匈奴人口。大批汉民一到便将可耕地尽辟为农耕地。由于汉民子孙繁衍，和当地游牧民族的汉化，自此以后，河套、银川平原、河西走廊的绿洲便成为传统的农耕区。汉武帝时还两次派张骞出使西域，远征大宛，西域诸国纷纷来朝，西汉王朝的势力进拓至新疆地区。汉宣帝神爵二年（前60年）任郑吉为第一任西域都护，驻乌垒城（今新疆轮台东），进行屯田。秦汉王朝向东北则拓土至朝鲜中部，这里原先也是农耕区。
与此同时汉王朝势力南下据有了闽、浙、粤原先越人居住的沿海地区，西南控制了西南夷族聚居地，开拓至云贵高原、越南北部，这里原先是处于高山深谷中的分散的民族政权、小国，又从事原始的农业，因此未遇到多少反抗，在国势并不十分强大的东汉时期，还开疆拓土至云南西南部的保山地区置永昌郡，这是西南哀牢夷归汉的结果。
总之，从公元前2世纪至公元2世纪的400年， 是中国中原王朝疆域奠定的关键时期。从战国以来农耕区已统一在一个政权之下，秦皇汉武逐匈奴，筑长城，置边郡，对北方主观上并无领土要求，一是为了保护农耕区，正如汉文帝给匈奴单于信中所说：“先帝制，长城以北，引弓之国，受令单于；长城以内，冠带之室，朕亦制之。使万民耕织射猎衣食，父子无离，臣主相安，俱无暴逆。”（《史记•匈奴列传》）二是打通和巩固对中亚和西南亚的交通，因为在汉武帝前中原人民与中亚和西南亚已有往来。于是在中国历史上形成第一个由汉、匈奴、羌、百越、朝鲜、西南夷共同组成的多民族统一国家。
第二阶段：汉族政权疆域北缩南展期。这个时期大约从东汉前期公元初开始，先有匈奴族的南进，以后南北匈奴分裂，南匈奴的附汉。这说明居于蒙古高原南部的匈奴，因长期与汉族交往，受到汉文化的影响，愿意与汉族一起生活，于是公元2 世纪开始就有大批匈奴入居今陕北、晋北和冀北地区，与汉民共处。接着在蒙古高原上鲜卑族的统一，成为北部中国一强大的政治势力，不断地侵扰汉王朝北部边境；以后又有柔然、突厥的兴起；西面则有羌人的东侵，成为东汉一代的外患，曾一度威胁到长安的安全。于是东汉先是将沿边诸郡的郡治内迁，以后终于守不住了，放弃了沿边诸郡，北部边界内缩至陇东、陕北和晋北一带。换言之，就是原先半农半牧区又恢复了游牧民族所居而从事畜牧业。进入4世纪，东汉以来入居北中国的匈奴、鲜卑、羯、氐、 羌纷纷在黄河流域建立政权，即历史上所谓五胡十六国时代。这些民族政权的领袖人物，都受到汉化教育，文化上推崇儒学，经济上重视农耕，制度上沿袭汉魏。虽然这些政权统治集团是游牧民族，但被统治的广大人民还是以汉族为主，而政权性质基本上保持了汉魏以来的传统，不过多了农牧民族交融、多种文化融合的特色，例如北齐时邺都城内推行双语（汉、鲜卑）制，充分体现公元4世纪至6世纪末隋统一的300年内， 黄河流域成为一个民族的大熔炉，农耕、渔猎、游牧民族进行长期交流和融合，为隋唐统一政权的胡化奠定了基础。
这个时期的南方情况则又不同。东汉末年以来因为黄河流域战乱连年，北方人口开始南迁，特别是晋末永嘉之乱，晋室南渡，大批世家大族、官宦士庶举家南迁江淮流域，设置侨州郡县，南方人口骤增，平原地区人口已经比较密集，于是向丘陵山区进发，浙、赣、湘、鄂丘陵山区原先是越、蛮等少数民族聚居地区，东晋南朝时期汉族人口大量进入，同时也带来了生产技术，促进了当地经济的发展。三国东晋南朝在这些地区设置了很多郡县，反映汉族王朝统治势力的向南扩展，农耕区的扩大，从而也使原先的蛮夷汉化。当时在西[1] [2] [3] 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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