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
 |
略论中国民族关系史上的文化交流与整合 |
 |
时间：2009-8-8 16:49:32 来源：不详
|
|
|
的众多民族中，地处青藏高原的藏族文化充满了神秘的地域色彩，国外甚至有人误认为藏文化是与中华文化毫不相干的一种特异文化。故此以藏文化构建中对其他民族文化的吸收为例，更能说明这一问题。
公元七世纪吐蕃征服青藏高原各部落，形成藏族。因此，一般将吐蕃文化视为藏族文化之根。但据史载，吐蕃初期社会文化十分落后，“刻木记事”，“不知节候”，“其俗重壮残老”，“人信巫觋”。松赞干布即位后，大力开展“新文化运动”，从吐蕃周边的民族文化中吸取营养。当时盛唐文化与印度文化是亚洲文化的顶峰，尤其是唐文化因唐若境地交接相错，民族相杂，更易于交流吸取。唐文成公主、金城公主“下嫁”吐蕃，给唐、蕃文化交流打开了大门。于是吐蕃派出大量的使节、侍子、商贩、僧人去汉地，唐朝也派出使者、僧人、商贾不断去至藏区。双方的政治、经济交流，带动了文化的交流。汉地丰富的文化成果大量地通过交流渠道被吐蕃所吸取。唐朝的儒学典籍如《毛诗》、《礼记》等一再被吐蕃“求取”。《孝经》《左传》、《国语》等被大量翻译成藏文，供上层学习。许多吐蕃贵族子弟到长安进入国子监，系统地学习儒家学说，使吐蕃从制度文化到精神文化方面都竭力将儒家思想精华融入于藏族社会中。在敦煌发现的8～9世纪吐蕃写卷中，有一幅名为《礼仪回答》的藏文写卷，讲述了当时吐蕃社会中对人们道德标准的一些看法，其中写到：做人要“公正、孝敬、和蔼、温顺、怜悯、不怒、报恩、知耻、谨慎而勤奋”。这与儒家强调的“温、良、恭、俭、让、孝、悌、礼、智、信”几乎如出一辙。可见儒学思想已成为当时社会思想的一个重要部分。
吐蕃时期，宗教已成为藏族社会的文化核心，佛教从印度和汉地两个方向几乎同时传入吐蕃，著名的汉僧大乘和尚对吐蕃佛教的兴起产生了重要影响，他所阐扬的禅宗宗门，对后来藏传佛教举派（白教）、宁玛派（红教）教义的形成颇有影响。儒家的孔子也被藏地宗教吸收为一位尊神，在藏传佛教中，孔子是工巧和占卜术之王，具有很大的威信。《易经》的卜卦被藏传佛教吸收，受到普遍信奉。喇嘛们为人占卜时所运用的《五行算经》和《五行图表》即源于对《易经》的借鉴。中华的道教传入吐蕃后，老子被藏地宗教徒尊为笨教的教主化身。“太极”、“无极”的名词和“九宫”八卦的图形都被融人藏地宗教之中，一位著名的藏族宗教史家认为：老子和道教的基本观点与藏传佛教密法十分相近。事实上我们也可以从密宗的修法中看到与道教相一致的情况。
除此之外，在伦理方面、在医药方面、天文历算方面、习俗方面藏文化都吸收了不少汉族与其他民族的文化成果，加以改造，成为自己文化的一部分，在此不及—一赘述。但即就上述情况，我们也显然可见中华各民族通过交流，进行文化整合的成功。正是因为这些文化整合，才使中国的各民族具有相当的共性。交流对中华各民族文化的发展产生的积极作用，与某些民族因封闭而长期停滞不前形成鲜明的对比。
当世界变得愈来愈小之时，人们对交流的需求也愈来愈强烈。中国的少数民族在改革开放的新形势下，大步地走向外面世界。据统计：中国各大城市中少数民族人口近年呈直线上升的趋势，1982年至1990年少数民族迁入各省、直辖市的市、县斯的有2206190人，从边疆到内地沿海发达地区去的少数民族达数百万人，近年北京1080万人中已有少数民族46万，其中流动人口20万。仅深圳常住的少数民族人口就有1万多人，江苏南通市是个经济发达之地，1985年居民中只有7个少数民族成分，1990年增至17个，1995年更增至21个。他们大都来自边疆地区。同时来自江、浙、川、陕的内地客商、工人，近年已遍布天山南北和西藏的城镇。
民族流动增加，无疑将加大民族文化的交流，推动民族文化的整合，也难免会发生因民族文化差异的矛盾。和谐与交流在这个时候更加显得重要。
上一页 [1] [2]
|
|
|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