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述古文明国家和民族的兴衰变幻说明，在漫长的农业社会，生态破坏已经达到了令人惊讶的程度，并产生了极其严重的社会后果。问题的关键并不在于农业的发展，而在于农业发展必须按照自然生态规律进行。如果违背了自然生态规律，不仅是农业，其他产业的发展也都会对生态与环境造成巨大的破坏，最终导致整个经济社会发展难以为继，以至衰败消亡。

恩格斯在考察古代文明的衰落之后，针对人类破坏生态与环境的恶果，曾经指出：“美索不达米亚、希腊、小亚细亚以及其他各地的居民，为了得到耕地，把森林都砍完了，但是他们梦想不到，这些地方今天竟因此成为荒芜不毛之地，因为他们使这些地方失去了森林，也失去了积聚和贮存水分的中心。阿尔卑斯山的意大利人，在山南坡砍光了在北坡被十分细心地保护的松林，他们没有预料到，这样一来，他们把他们区域里的高山畜牧业的基础给摧毁了；他们更没有预料到，他们这样做，竟使山泉在一年中的大部分时间内枯竭了，而在雨季又使更加凶猛的洪水倾泻到平原上。”恩格斯又如此告诫人类：“但是我们不要过分陶醉于我们对自然界的胜利。对于每一次这样的胜利，自然界都报复了我们。每一次胜利，在第一步都确实取得了我们预期的结果，但是在第二步和第三步却有了完全不同的、出乎预料的影响，常常把第一个结果又取消了。因此我们必须时时记住：我们统治自然界，决不像征服者统治异民族一样，决不能像站在自然界以外的人一样，——相反地，我们连同我们的肉、血和头脑都属于自然界，存在于自然界的；我们对自然界的整个统治，是在于我们比其他一切动物强，能够认识和正确运用自然规律。”

二、中国先秦时期以来的生态演变

    在生态系统的演化和变迁中，自然和人为的两大因素有时是相互叠加、制约和影响，起主导作用的因素时而发生变化，但是共生共存的交替作用是始终存在的。

    自然生态的演变进程，总体来说是缓慢的。追溯历史，越是上古时期，自然生态与环境的变迁也越复杂多样。亘古至今，可谓沧海桑田。几千年来，夏商朝代的自然生态与今天的自然生态相比，有很大的不同。论及这种变化，我们不能以今天的生态状态做简单的推测，应当注重探讨发生这种变化和变迁的背景及其规律性。揭示某一区域的生态变迁，需要具体分析不同历史时期的环境、资源、经济和社会发展状况，运用现代科学技术手段，判断其间的生态演变特征和根源。

    1.气象生态与气候资源的演变

    大量历史文献证明，我国古人已经注意到气候和天气的变化。儒家经典著作《礼记》有不少物候记载。记载表明，天气或短期的气候变化是频繁的，正是这种天气或短期气候变化所表现出来的经常性、突发性、交替性与周期性，在一定程度上决定或影响了我国东、南、西、北不同地区生态系统的丰富多彩性，以及与气候变化基本相适应的特点。《吕氏春秋》记录了不少当时的物候资料，如“冬至后五旬菖始生。菖者，百草之先生也。”而现在的菖蒲生长时间，季节要晚，说明秦时的气温较现在要高。《汉书》记载，约4月末或5月上旬，河湟地区的牧草就已返青，可以在上面大量放牧了。如今的河湟地区，牧草返青期显然比西汉时迟得多。牧草返青时节的早晚，与气候的冷暖有着密切的因果关系。《史记》记载：“渭川千亩竹。”竹子为亚热带植物，适宜温润气候，竹子生长地域的分布变化折射出一定历史时期内的气候变动状况。通过这一记载可知，秦汉时期黄河流域有些地区的气候适合竹子生长。竹子的生长不仅对温度有要求，对湿度也有要求，要求多年平均降水量必须达到1200～1400毫米。

    以竺可桢为代表的气象学家，对我国气候学研究做出了十分重要的贡献。根据对历史时期的气候状况的系统研究，证明我国近5 000年来，历史时期的气候经历了四个温暖期和四个寒冷期的交替变化，而且在每一个温暖期或寒冷期内，又有若干个长短或大小不一的冷暖阶段或年代的交替波动。其中，气候变迁过程不论是大的周期，还是小的循环，所反映出的冷暖交替现象都是相当明显的。

根据竺可桢先生对我国近5 000年来气候变迁的研究，我国气候变化可以分为四个温暖时期和四个寒冷时期(图2-1)。

    (1)第一温暖期。这个温暖期约从公元前3000年到公元前1000年，大体上相当于欧洲气候适宜期(公元前5000年至前3000年)和气候副适宜期(公元前2000年左右)。可以证明这一时期气候温暖的考古发现有：山东龙山文化遗址的炭化竹节和河南安阳殷墟的竹鼠、水牛和野猪的甲骨和动物化石。这些动、植物现在只见于热带和亚热带，说明当时黄河流域的气候是相当温暖的。

    (2)第一寒冷期。这个寒冷期从公元前1000年左右到公元前850年。它相当于欧洲的气候副寒期(公元前1000年到公元100年)。证明这个寒冷期的史料是《竹书纪年》记载周孝王期间，长江一大支流——汉水，于公元前903年和前897年分别发生两次结冰，而且结冰之后紧接着是大旱。这表明，公元前10世纪是寒冷的。

    (3)第二温暖期。这个温暖期约开始于公元前770年持续到公元初。在欧洲这个时期仍然是气候副寒期。周朝早期的寒冷情况大约维持了1～2个世纪，到了春秋时期(公元前770年至前481年)气候又暖和了。《左传》记载，鲁国(今山东)过冬，“冰房”得不到冰，在公元前698、前590和前545年尤其如此。此外，像竹子和梅树这样的亚热带植物在《左传》和《诗经》多有记载。到了战国时代(公元前480年至前222年)温暖气候依然继续。秦朝和前汉(公元前221年至公元23年)气候继续暖和。《史记》记载：“蜀汉江陵千树橘，……陈夏千田漆，齐鲁千亩麻，渭川千亩竹。”当时这些亚热带植物繁殖的地方现在成了它们分布的北界或超出北界的地方。这证明当时的黄河、长江流域的气候是温暖的。

    (4)第二寒冷期。这个寒冷期约从公元初期持续到公元600年，包括我国东汉、三国到南北朝时期。东汉时代，即公元初，我国气候又趋寒冷，有几次严冬，甚至到晚春洛阳还下雪。三国时代曹操(公元155—220年)在孔雀台种橘，只开花不结果，说明气候开始变冷。曹丕在公元225年到淮河广陵视察军事演习，由于严寒，淮河突然封冻，演习不得不停止。这种寒冷气候持续到公元3世纪后半叶，特别是公元280—290年的10年间达到极点，那时年平均温度大约比现在低1～2°C。北朝的贾思勰(约533—644年)撰写的《齐民要术》是一部我国6世纪的农业百科全书，记载了许多当时物候情况。如关于石榴的栽培，“十月中以蒲藁而缠之，不裹则冻死也，二月初乃解放”。现在河南、山东一带，石榴树可在室外生长，冬天无需盖缠。这表明6世纪上半叶，河南、山东一带的气候比现在冷。

    (5)第三温暖期。这个温暖期为公元600—1000年，包括隋唐时代(公元589—907年)，比欧洲世纪早期的温暖时期要早400年左右。我国气候在7世纪中期变得暖和，公元650、669和678年冬季的长安无冰雪。8世纪初期梅树生长于皇宫。9世纪初期西安还种有梅花、柑橘。现在西安梅树长不好，柑橘更不用说了。这说明隋唐时代气候比现在温暖。

    (6)第三寒冷期。这个寒冷期在公元1000—1200年，相当于宋代，对应于欧洲中世纪早期的温暖时期。11世纪初华北已没有野生梅树，其情况与现在相似。12世纪初，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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