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气候加剧转寒。公元1111年第一次记载江苏、浙江之间的太湖不但全部冻结，而且冰坚实得可以走车马。太湖洞庭山的柑橘全部冻死。12世纪寒冷气候也流行于华南和西南。福州是我国东海岸生长荔枝的北限，12世纪中那里大规模种植的荔枝曾两次全部冻死，一次在公元1110年，另一次在公元1178年。荔枝在四川种植地区的变迁是：唐代在成都；北宋南移到眉山；南宋时眉山也不能生长荔枝，要到其南的乐山、宜宾、泸州才能种植。目前，眉山还能生长荔枝，说明北宋气候比较接近现在，而南宋气候则比现在寒冷。
(7)第四温暖期。这个温暖期在公元1200一1300年。12世纪刚结束时，杭州冬天的气温开始回升。在公元1200年、1213年、1216年和1220年杭州没有冰雪。到元代(1268—1292年)初期，西安和博爱(今河南)又重新设立竹监司管理竹子生产。这显然表明13世纪中叶气候明显转暖。
(8)第四寒冷期。这个寒冷期约从公元14世纪到工9世纪结束，相当于欧洲的小冰期。我国13世纪初期和中期的回暖是比较短暂的，不久冬季又严寒了。根据江苏丹阳人郭天锡的日记，公元1309年正月初乘船回家，途中运河结冰，只好离船上岸。公元1329年和1353年太湖结冰，厚数尺，橘尽冻死。可见14世纪比13世纪和现时都冷。
到了明代(1368—1644年)，各省、县编修的地方志为各地区的气候情况提供了许多可靠的历史资料。从14世纪到19世纪这500年中，亦即相当于欧洲小冰期中，我国气候经历了三次变冷和两次变暖。
随着气候的冷暖变化和波动，我国历史上不仅自然环境、生态状况发生了很大的变化，而且社会环境包括政治、经济、文化状况也发生了相应的变化。我国历史时期的气候变迁，并不是一个孤立的自然现象，气候变迁所表现出来的气温和降水的变化，直接决定着森林、灌木、花草、农作物等生长与分布，而且影响着水系、地貌、土壤、矿物等多种自然要素，也影响着我国社会环境的各个方面，如气候变迁影响着人口的分布与迁徙，影响和决定着农业经济的发展和布局。
2.水域生态及水资源的演变
我国地域辽阔，水系纵横。据考古证明，最早的古代人都依水而居，离水域以远15千米以外的旱地不适宜人的居住和生存。考古发现，在洛水、颍水、汝水、浍水、涑水沿岸都有夏代人居的踪迹。传说夏代人先后以阳翟、阳城为都，阳翟在河南嵩山以南，有颍水东南流，今属于禹县境。在登封告成镇以北发现阳城，东北有古阳城山，有洧水河。黄河、长江、珠江、辽河以及它们的分支水系汉水、汾水、渭水等，都是我国文明发祥地，多元的文化构建了中华文明大文化。
丰富的文化遗产是生态知识和生态状况的档案。例如，从地名文化可以考证历史上水资源的变迁情况。根据有关资料对山西省地名的研究，统计表明山西省古今县名88个是以河川为名，21个是以水泉为名，4个是以山水为名。山西省的县名，可以反映出古代山西曾经有过湿润多水、植被厚密的历史，这与近代以来山西水资源紧缺、林木稀疏形成鲜明对照。
根据文献资料和学者史念海先生考证，在远古时期，“由太行山东到淮河以北，到处都有湖泊，大小相杂，数以百计”。其中较大的有山东西部的巨野泽，南北15O千米，东西5O千米，但“那时巨野泽并不是黄河流域的惟一的大湖，太行山东有大陆泽(今河北境内)应与巨野不相上下”。可见，当时黄河中下游气候总体上是湿润多雨，水系发达，湖泽众多，土地植被覆盖良好。阮籍的咏怀诗写道：“徘徊蓬池上，还顾望大梁。绿水扬洪波，旷野莽茫茫。走兽交横驰，飞鸟相随翔。”表明当时的蓬池是一个水波浩淼、野兽出没、飞鸟聚集的地方。
历史上我国湖泊面积在世界上首屈一指。由于经济社会的发展和人口的不断增长，人们为了生存和发展，开始在湖泊的浅滩上围田开垦，与水争地，致使湖泊资源衰减和湮废。究其原因，除了人们围垦外，气候变化、降水量减少和流域上游带来的大量泥沙淤垫湖泊区域，为围湖造田创造了条件，由此造成了湖泊数量减少，湖面缩小，湖水深度变浅。
西北干旱区的土地开发，对生态系统、特别是湖泊湿地退化的影响尤为突出。20世纪50年代初，新疆大于1千米2的湖泊150多个，湖泊总面积约9 000千米2。长期以来，人类活动使大量河水消耗在支流和上中游地区，造成下游水量剧减或断流，致使终端湖泊发生了很大变化。罗布泊的干涸是最典型的一例。从罗布泊的湖相沉积和湖岸线来看，推测历史上湖水面积最大时曾达到5 350千米2，入湖水量约有84冬3亿米3。汉代塔里木盆地人口约23万，虽有一定的农业生产，但从河流中引水灌溉有限(约占1.5％)，维持84.3亿米3的入湖水量完全可能。《汉书》记载，罗布泊“广袤三百里，其水停居，冬夏不增减”。唐代，塔里木盆地灌溉面积扩大，入湖水量相应减少。塔里木湖下游水量大幅度减少，是清代中期以后发生的。《河源纪略》(清乾隆47年)记述罗布泊“淖尔东西二百里，南北百余里，冬夏不盈缩”。但到清末，罗布泊仅“水涨时东西长八九十里，南北宽二三里或一二里不等”，可见湖泊面积缩小明显加剧。20世纪初塔里木盆地人口增至15O万，耕地面积60万千米2。当时的毛灌定额若按目前的水平，引用量可达132亿米3，占塔里木盆地水资源总量(392.6亿米3)的33.6％。由于进入的水资源处于临界利用状态，罗布泊的面积急剧缩小。1930—1931年实测罗布泊的面积为1900千米2，较史前最大面积缩小64％。1962年，罗布泊面积又缩小为660千米2，只相当于最大面积的12.3％。至1972年，罗布泊最终全部干涸。
中国湖区围垦可追溯到春秋战国时期，不过那时只限于在荒洲上播种。《越绝书》记载：“无锡湖者，春申君治以为陂。”战国和秦汉时期，围田进一步发展。三国时期吴、东晋和南朝的宋、齐、梁、陈都以太湖流域为农业中心，围垦发展到了一定的规模。唐代则由分散围垦的初级阶段发展到较高阶段，典型的工程方式是圩田。宋代圩田进一步发展，堤长几十公里的有多处。《明史》记载，明代万历年间，朝廷一次清出围湖造田数目达8O万顷。由此明代出现最著名的和州铜城堰。清代以后，垦殖活动更为盛行。乾隆年间湖北巡抚彭树葵指出，“人与水争地为利，以致水与人争地为殃。”盲目围垦，与水争地，虽然开辟了大量肥沃的农田，促进了经济社会发展，但对生态平衡带来了有害的影响。据记载，江汉平原在清代道光以前水灾频率不高，而道光以后灾害突增。严重水灾出现频率与时俱增，平均每20年增加2～3次大水灾。
3.森林生态与森林资源的演变
在我国森林生态与森林资源的变化过程中，人口的持续增长与森林覆盖率之间存在着互动关系。樊宝敏、董源在对我国历代人口与森林资源的演变过程进行了研究，其研究结果见表2-1。
据历史文献证实，夏商开始后的较长历史时期，由于社会发展速度有限，人口自然增长相对缓慢，人类的农耕与战争以及自然灾害等所造成的森林植被减少在千余年的历程中并不十分明显。当时我国疆域范围内除冰川、荒漠、草原外，绝大部分地区为原始森林覆盖。据考古发现，约在3 000年前，我国大部分地区天然植被覆盖茂密，发育良好，森林和草原面积十分广阔，从东南向西北，大致是森林、草原与荒漠三个地带。其中，森林、草原占国土面积比例很大，最高区域达70％以上。自大兴安岭北部起，沿嫩江向东南，从今黑龙江、吉林、内蒙古一直到西藏的东南部基本上都是森林分布的地区，森林覆盖率很高，在我国古代天然植被中占了最大的面积。
《后汉书》等历史文献记载，我国当时除黄河流域中下游地区以外，仍有面积相当广阔的森林覆盖。即使是地处黄河中游的中原地区，森林覆盖率虽然有所下降，但仍维持在32％～42％。
唐宋以后，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加速，特别是随着人口的快速增加，对森林的砍伐、破坏加重，除黄河中下游流域地区以外，长江、珠江中下游流域等地区的森林面积也迅速减少。尽管如此，清代康乾时期，我国东北、西南地区以及许多山区仍保留有大片的原始森林。当时，从大、小兴安岭至长白山、鸭绿江一线的广阔的东北原野，仍以森林分布为主体。19世纪后期至20世纪初，东北地区大面积的森林由于内外等多种因素，尤其是日、俄帝国主义的肆意破坏而大量减少。这一时期，以川西、滇中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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